文史 | 我的父亲邱岳峰

文史 | 我的父亲邱岳峰各界导报 2019-09-23 09:43:50

邱岳峰，中国观众最熟悉的译制片配音演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他一共担任了将近二百余部译制片的配音工作。主要有《伟大的公民》、《安娜·卡列尼娜》、《警察与小偷》、《科伦上尉》、《白夜》、《第四十一》、《红菱艳》、《称心如意》、《悲惨世界》、《大独裁者》、《简·爱》、《凡尔杜先生》等。他善于以具有丰富表情的不同声音再现银幕形象，力求对角色理解得深透，分析得精细，故他的配音能与形象相吻合，仿佛片中人就是由他亲身扮演一般。

父亲邱岳峰去世已近40年了。这期间时常会想起他，偶尔也会梦到他。但提笔写他还是第一次。

还没我的时候

那是1922年的5月10日。父亲出生在东北的呼伦贝尔（现属内蒙），故小名叫呼生。

我爷爷是福建省福州人，奶奶是俄国人，所以父亲算是个混血儿。

爷爷奶奶为了生计，带着幼时的父亲在北方一带如济南、天津、北京、沈阳等地四处奔波，谋事。每到一处，几乎都是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1936年，父亲15岁，奶奶带着他到了祖籍福州，母子两人住在亲戚家，生活十分拮据。1940年春，父亲离开奶奶独自辗转上海、北京，两年后在天津找到了爷爷。在那动荡的年代，父亲的学业也就在极不稳定中结束了。

父亲在“文革”的交代中曾这样写道：“离开了学校到天津，求学是根本谈不上了，就连食宿都成问题。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事做。做什么呢？半瓶墨水无一技之长。邻居的布景工人常带我去看戏，我在情急之下，鼓起勇气向他提出我要做他的徒弟，当布景工人。起初他以为读书人当布景工人是一个玩笑，经我述说我的要求后，他同意了。就拿了一个棍子和绳子开始练习搭布景，并教我砸钉子。我苦练三天就会了，于是他就带我去见大亚剧团团长唐皓华，我就正式成了一名布景工。当时看到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可以以各种身份出现，简直是一种享受。何况演员在团内是受到尊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要做演员的念头。又是一番苦练，暗暗地记场位，背台词，时常偷偷地模拟演员的表情……我终于当了演员。当时一古脑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成为一个名演员的身上。演技呢，是从苦练中得来的。受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我的天地就是干戏。”

于是，父亲的演艺生涯一发不可收拾。八年间，父亲参加过近20个演出团体。打过杂、演过戏、跑过龙套、扮过主角、干过导演、也当过团长……

1950年3月，经人介绍，父亲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

邱岳峰

我很小的时候

长宁路1250弄2支弄46号，我们家曾在那住过。那时我才四岁，对长宁路的那段日子没有什么记忆。唯独记得一天晚饭后，我贪吃父亲为母亲买的香蕉，吃完一根后吵着还要。父亲哄着说：“就一根吧，吃多了会撑着，明天再吃。”我至今还能感觉到那芝麻香蕉的甜糯和那诱人的香味。才四岁的我，怎能抵挡这般诱惑，于是又吵又闹。母亲一旁说：“算了，孩子要吃就让他吃吧。”父亲一气之下说：“好！那你吃！看你能吃多少。”我忘了那晚吃了多少，但我知道小肚子很胀，胀到几乎不能随意弯腰、喘气。刚抹完小嘴，父亲狠狠地一把把我抱下楼，拽出门外，在一个很空的大院子里朝着屁股一通打。我又哭又叫，没用。很晚了，没有路人，更没有劝说的，直到母亲追出来才算了结。

多年后，和母亲说笑时谈及此事，我问：“为何非要把我拖到大院打我？”母亲说：“你父亲怕你的哭叫声影响到小楼上下邻居的休息。”对呀，父亲一向很替别人着想，而我却因为这，多挨了几巴掌。

我小时候，春天

1953年，我们搬进了南昌路550弄的丙弄10号，那会儿叫钱家塘。这块地方后来成了全国闻名的襄阳市场，我们家在那儿住了二三十年，直到动迁。

那时我和二弟还小，都还在上小学。母亲时常抱着妹妹或最小的弟弟去车站接下班回来的父亲。一旦家务脱不了身，就让我和二弟去接。

父亲每天乘45路公共汽车上下班。车站在靠近汾阳路的淮海中路上，离家不远，但要过两条马路。

我和二弟总是靠在音乐学院的篱笆墙边，手上摆弄着纸折的船或是别的什么玩具，等着墨绿色的45路车，等着“阿爸”。

曾有许多次，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父亲，就自己对自己说：“再等三辆，不来就回去了。”三辆过后，仍未见父亲。“再等……再等两辆就回去了……再等一辆……”其实很少有自说自话就回去了的时候，总要看到父亲下车才心甘。

我们叫了他一声“阿爸”。父亲边下车边应声，问：“姆妈呢？”“在烧饭。”

过马路了，父亲握着我们的手，看看两边的车辆，然后搀着我们过去。

过了一条汾阳路，又过了一条襄阳路，进了弄堂，踏着“弹格路”，穿过“过街楼”，进了家门，我们才松手。

我们都成人之后，谈及为何幼时几乎抢着接阿爸，说出来也许不信，答案是都想握握阿爸的手，那双漂亮、厚实又温暖的手。

父亲的手长得漂亮，修长、整洁、干净。我曾仔细观察过，父亲在洗脸的同时，常常会用一把软毛板刷刷洗指甲的缝隙，哪怕是劳动改造的那些年。

1980年3月30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在他的病床边，看着他安详又似乎熟睡着的脸。怎么也不信他会就此离开我们。

医工上前替父亲整理着，要用白布把他裹起来，我们才意识到阿爸真要走了。我们几个相继凑近父亲，再一次握着他的手，已经凉了的手。

邱岳峰参演电影《傲蕾·一兰》剧照（右）

长大了，夏夜

1962年，“大跃进”后，经济困难。全国的技术学校裁减三分之二的学生。我就读的上海汽车运输学校也不例外，得解散三分之二的学生。学校给学生两个选择：一、直接分配到工矿企业参加工作；二、转到普通中学继续学业。全校解散的一二百人全都同意进工厂，只有我一个想转学。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因为和同学玩耍，我很晚才到家。轻手轻脚地上楼，推开门，母亲和弟弟妹妹都睡了，父亲在一角的小台灯下看着书，等我回来谈这事。

我坐在饭桌边的方凳上，父亲坐我对面稍侧一点。没开大灯，挨得很紧，怕吵醒家人，说话也是轻声轻语。

“听你妈说你想转学，不想去工厂，怎么想的？为什么？”父亲问。

受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喜欢文艺，喜欢表演。从六岁开始，父亲就时常带我去他的厂里配动画片和译制片中的小孩。上学后，班级上、学校里，凡是跟文艺表演有关的事，基本少不了我，我自以为长大能当个演员。

“我……我想……”父亲似乎很认真，那年我才14岁，把我当个小大人，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想念书，长大当个演员……”我吱吱唔唔地说道。

有好一会儿，父亲没说话。

借着暗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在看着我。

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定是在寻找恰当的口吻来说服我。他在替他儿子作一个人生中重大的决定。

“不错，”父亲说：“人是要有理想，生活才有意义。……你想当演员我并不反对。可你知道吧，干这一行，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出个名堂，干到最好；否则就像篮球场上坐冷板凳的运动员，你会后悔一辈子。我在舞台上‘混’了这么多年，在译制片厂也干了十来年，不算最好，但还是有一些人知道‘邱岳峰’这三个字，我也还在努力。你想干演员，也可以，但你不一定能干得好，因为你脑子里缺了那根‘弦儿’。”

对啊，一个人的成功，不就是天才加勤奋加机遇吗？而所谓“天才”就是我父亲说的那根“弦儿”。

“进厂，当一个工人。”父亲终于说出了他替我作出的决定。

“我们祖上没有当过工人的，你是第一个！”

那个年代，大家都会以家里能有个工人阶级为荣。而父亲那时还有帽子在身，恐怕更觉得当工人就不会像他那样——这层意思是很多年后，我一个人琢磨出来的，当时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他有点傻。

“想要读书有夜校，照样念大学。想演戏，业余时间，完全可以。”

那天父亲和我谈到凌晨两点。第一次谈到这么晚。第一次谈了那么长时间。第一次谈得那么认真，像一个成年人和另一个成年人。

“你要踏入社会了，跟上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会遇到很多事，更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千万记住，没有过不去的河！不管遇到什么难处。咬咬牙一定能挺过去。”

直到今天，我的手机的屏幕上还设置着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河”。

邱岳峰与同事共同配音

冬天，梦

那是个人人都不务正业的年代。父亲也不例外，不配音了（没电影可配）。于是，劳动、扫地、干木匠活、背红宝书。

父亲在我们几个孩子眼里很聪明。家里的五斗橱、茶几、小沙发、靠背椅，都是他亲手做的。从设计图纸、锯、刨、拼、装、油漆，直到完成，都是他利用“不务正业”的业余时间做的。可惜这些东西在动迁时都丢弃了，现在想想很是可惜。

具体哪一年，忘了，反正是那个年代。

父亲在厂里劳动，下着雨，一不小心，他从湿滑的楼梯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那段日子虽说他腿上绑着石膏不能动弹，但家人倒也庆幸，这样父亲可以不用去厂里接受改造了，能每天在家看书、看报、听广播，和探望他的学生谈天说地。

好景不长。

一天晚饭后，母亲在床上为父亲织着毛背心。我们几个孩子围在父亲身边，听他讲鬼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父亲很会讲故事，他不仅是说，还稍带表情演着故事中的人物。也许是太入神了，也许是被吓着了，我和弟弟妹妹们听得一动也不动。母亲时不时地抬头看看父亲，看看我们几个。

“突然，”父亲说，“有一个影子划过墙头……”

“邱岳峰！”

我们都听到了，楼下有人在喊。

“邱岳峰！”这一声更响，带着命令，带着训斥。

父亲赶紧朝我努努嘴说：“快去看看，什么事？”我拉开房门，走下几格楼梯，看见楼梯尽头有个人，不知道是谁。冲着我用很大的嗓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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