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一次谈到西方的思想家们对于民主的态度是非常消极的，从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再到启蒙运动时的伏尔泰、孟德斯鸠，他们都认为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是对自由的损害与践踏。这与今天都认为民主是无可争议的正义截然不同。
为何西方思想家对于民主的态度如此消极，很大原因在于雅典民主的劣迹，雅典实行民众参与度较高的直接民主，官员和议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有参政的机会。但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但未能给雅典带来繁荣，反而导致了雅典输掉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民主处死了苏格拉底，民主让外行战胜内行，将整个国家拖向灾难。
那么，雅典的民主是怎样运行的呢？为何这样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以至于让雅典自己的哲学家都唯恐避着不及呢？
一、雅典的三个权力机构民主这个词起源于希腊，意为多数人的统治或人民主权，但今天的标准看，雅典民主的普及度并不高，在雅典，民主的民是指公民，而公民指20岁以上的雅典男子，据估计，伯利克里时代雅典人口有50万，其中35万是奴隶，除去奴隶、妇女、孩童和外邦人，雅典只有4万公民，因此，雅典的多数人统治，实际上只是占人口比例不足十分之一的人的统治。虽然比例不高，但在当时，这已经是民众参与程度最高的制度，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雅典的政治机构，主要有三个，一是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二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五百人议事会。三是负责司法审判的民众法庭。
公民大会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其议员并非选举产生，而是从公民中抽签获得。公民大会至少有6000人，可以对雅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表决，公民大会每年要召开40次，每次的会期是5个小时，6000人占4万人的比例大约为1/6.5，就比例上讲，雅典民众参与决策的机会远非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众可比。
除了可以就任何事情进行表决，公民大会还可以发起陶片放逐，民众把放逐者的名字写到陶片上，谁得到的陶片最多，谁就会被流放，放逐期限为10年，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须在10日内离开城邦。直到放逐期满，被放逐者回城后，他的公民权和财产权才会恢复。陶片放逐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危及民主制度的个人权威，因此，被陶片放逐的人往往是那些最有声望的人，这项制度在之后完全成了多数人嫉妒少数人而发泄的工具。
（陶片放逐）
由于公民大会的规模太大，无法应付繁多的日常事务，因此公民大会拥有他的常设机构五百人议事会。500人议事会的成员也是由抽签获得，其职能主要是为公民大会召开做准备，以及在公民大会休会期间行使权利。
雅典的第三个机构就是负责司法的民众法庭，雅典没有专业的法官和律师，因此，民众法庭的成员也是由600个被抽签选中的公民组成（其中100个是候补），最终的判决结果就是由这500人投票产生，多数票的判决即是结果。
（公民大会会场）
从雅典的政治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为明显的弊端，那就是所有的机构都是由被抽签选中的公民组成，这意味着进行重大决策的决策人大概率没有专业知识，他们在昨天还可能只是鞋匠、农民，而今天就成了手握国运的一员。这种随机的抽签确实保证了所有公民参政的权利，但却导致了决策的低效和混乱。
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公民，依照自己浅薄的见识和本能肆意进行决策，最终被雅典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二、雅典的民众法庭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苏格拉底雅典民主制度弊端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苏格拉底。与今天的西方不同，雅典并没有什么宪法，也不存在明晰法律的法官和律师，其法律裁决完全依照民众的喜好与厌恶，因此民众讨厌谁，就利用多数人的权利对其进行迫害，而苏格拉底恰恰是这样一个人。
在当时雅典民众普遍相信奥林匹斯众神的背景下，苏格拉底则不断调侃神圣的众神，主张引进新的神灵，甚至还宣传过无神论思想，质疑众神的存在，这对当时普遍信神的雅典是不可容忍的。（详情见《理想国》）如果苏格拉底低调行事倒也罢了，他却偏爱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他还广泛招收学生，传授自己的思想。因此，当时雅典人普遍认为苏格拉底亵渎了雅典神灵，毒害了雅典的青少年。
最终，苏格拉底被由500人组成的民众法庭审判，他们既是陪审员，也是审判员，并且根据多数票来断案。无论苏格拉底怎样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并辩驳自己并未损害雅典的公共利益，但依然被法庭认定有罪，最后被判决死刑。当时的判决结果是，281人说他有罪，220人说他没有罪；361人判他死刑，140人反对。
面对这样不公正的判决，苏格拉底没有选择逃跑，而是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苏格拉底之死充分显现出雅典并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任何对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其判决安全依照多数人的情感好恶，苏格拉底之死实际上是一场多数人对于少数异见分子的迫害，是一场乌合之众的狂欢，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
三、雅典的民主如何让雅典输掉了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民主最大的灾难还不是处死了苏格拉底，而是让雅典彻底输掉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场民主雅典和寡头斯巴达的对决中，雅典充分显现出了他的激进和愚蠢，民众的任性决策，靠忽悠群众上位的煽动家，完全不是斯巴达职业将领的对手。
很难想象，其实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由尚武独裁的斯巴达发动，而恰是由民主的雅典发动，雅典的民众疯狂的想要推动自己的民主价值观，从而引发了战争。但是很快雅典就遭遇了厄运，虽然雅典海军强大，但是雅典的陆军远不如斯巴达，斯巴达凭借陆军封锁了阿提卡地区，致使雅典缺乏补给，同时雅典还爆发了瘟疫。
因为战事不顺，民众将责任一股脑推给领导者伯利克里，而完全忘记了正是他们挑起了战争，他们指控伯利克里有罪，将其撤职罚款，但伯利克里走后，无人能收拾残局，于是民众又把伯利克里请回来，但伯利克里因为这次刺激不久后就病死了。
伯利克里死后，皮革商人出身的克利昂由于说话急剧煽动性，成为公民大会的领导者，他上任后，完全不顾雅典处于劣势的事实，不断采取激进政策，最终给雅典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最终，由于斯巴达内部黑劳士造反，斯巴达与雅典签订了和约。
但是不久后，雅典民众又狂热了起来，他们不满上次的和约，纷纷主张重启战端，这时野心家阿尔西比亚德迎合了民众的疯狂情绪，大肆鼓吹雅典的无敌和斯巴达的罪恶，在他的鼓动下，任何反对开战的人都被群起而攻之，整个雅典形成了多数人的一言堂，任何异见分子都无法生存。最终，实力处于弱势的雅典居然再一次主动挑起了战端，开启了自己的毁灭之路。
而阿尔西比亚德，很快证明自己是比克利昂还要糟糕的领导，他由于在出征前因醉酒毁坏了神像，因此被公民大会追责，面对自己的违法，阿尔西比亚德居然索性投靠了斯巴达，成为了大汉奸，他不停的给斯巴达出谋划策，给雅典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之后，这个投机者甚至还投靠了波斯人，足见其厚颜无耻。
（阿尔西比亚德是一个典型的投机者）
最终，草率开启战端的雅典彻底被斯巴达击败，丧失了一切霸权，沦为了二流城邦。
修昔底德之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反思：“伯里克利曾经说过，如果雅典等待时机，并且注意它的海军的话，如果在战争过程中它不再扩张帝国的领土的话，如果它不使雅典城市本身发生危险的话，雅典将来会获得胜利的。”但是伯利克里的明智却一次次被雅典的民众所破坏，他们不断做出激进行为，羞辱雅典的盟邦，不顾实力的差距贸然向斯巴达挑战，从而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而事实证明，经由雅典民主选举出的克利昂和阿尔西比亚德，皆是厚颜无耻、迎合民粹的小人，他们除了煽动群众，别无其他才能，这些所谓民选的领导者，甚至不如斯巴达世袭的国王与将领。
正是由于雅典民主如此糟糕的表现，从雅典时期的柏拉图，再到罗马共和国的西塞罗，再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诸多思想家，都对民主有极大的恶感，正是这种巨大的恶感，才使得今天西方主流的代议制民主诞生，他通过变民主为选主，有效避免了雅典直接民主的弊端，从而渐渐洗白了民主，让民主逐渐逐渐成为可以维护稳定，发展经济的制度……但60年代之后，因为普选权的扩大，代议制民主的优势再次被化解，西方又一次堕入了雅典民主的民粹主义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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