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正月，北京出现罕见的大风霾，震屋扬沙，咫尺不见。三个半月后，李自成破城当天，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在煤山上。陪着他一起死的，仅有太监王承恩一人。
场面凄冷。
1645年，农历五月，清军进逼南京。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她一同投水殉国，钱谦益回答说，水太凉。
一个王朝的覆灭，似乎只有冷气逼人，刻骨铭心。
史学大咖史景迁说过，1600年的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但不到五十年时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
▲明末的兵荒马乱与瘟疫相伴而行。图为电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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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自然灾害频发，加量不加价，时人感觉这个王朝走到这一步是不是受到了天谴。
具体表现很多，比如特大干旱发生的频率，明朝中后期远高于前期。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的17年中，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十分常见。
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触目惊心。崇祯十三年（1640）的干旱是1800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
在这一年前后的两次干旱事件，也绝非等闲之辈：崇祯十二年（1639）的干旱是百年一遇，崇祯十四年（1641）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
旱灾波及华北、西北地区，受灾人口极其广泛。许多地方，更是连年受灾，百姓生产生活遭遇四连击、五连击，甚至九连击。
▲旱灾严重的地区几乎都在北方。
崇祯二年（1629），官员马懋才上《备陈大饥疏》，里面讲到了陕北的旱灾情况，严重程度堪称全国之最。他说：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干旱不是孤身而来，它还伴随着蝗灾、瘟疫等灾情。
明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大瘟疫，分别在1586—1590年、1640—1644年。与明代末期持续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程度尤其严重。
在这些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
▲李自成造反成功是因为寒冷和干旱为他源源不断输送了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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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灾害都是极端气候造成的。
明朝末年处于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左右。
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之后经历了相对温暖期，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在我国，通常将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冰期，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在中国也称为“明清小冰期”。
不要小看一两度的气温下降，在农业社会，这点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连锁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
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人相食的惨状后说，当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饿死的人，开始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即便被官府抓获了，也不后悔，公开表示：“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每个人都是理性人。当极端的自然气候造成了大饥荒，他们会选择冒险起义，寻求自救。于是，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最早从受灾最严重的陕北爆发。
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但往往忽略了极端气候起到的催化和放大作用。
高迎祥最早在陕西自创闯王，率众起义，朝廷正规军早期面对乌合之众还能保持优势，但每当剿匪胜利在望，寒冷及其连带的饥荒就会把更多无路可走的人民推向起义军的阵容，形成“野火烧不尽”之势。
1631年，李自成投奔了高迎祥。七年后，李自成被围剿，只剩十八骑突围。次年，他再次起兵的时候，被官军包围在四川巴西、鱼复山中，差点绝望自杀。
当他突围成功，进入河南，对于崇祯而言，等同于放虎归山。那时的河南正遭遇大旱，李自成将掠夺来的财物用于赈济饥民，于是轻而易举就拥有了人民的汪洋大海。更不要说“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具有多大的诱惑力了。
李自成队伍不断扩大，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他的新生力量。
▲努尔哈赤对明朝发动战争，就是为了掠夺资源躲过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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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期的寒冷，不仅影响明朝的腹地，同样影响明朝的边疆。此时活跃在东北的女真族强势崛起，并最终实现了明清易代，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1615年，在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政权之前，严重的粮食危机已经威胁到他的军队和人民。这种危机一直持续到清军进入北京。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气候危机逼迫着女真族不断进取。
有学者曾对气候变化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进行过统计分析，发现“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
气候寒冷时期，湿度降低，容易引起连年旱灾，会使牧草的生长受到影响，土地沙漠化现象严重，草原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游牧民族的生产受到摧毁，需要南迁寻求生存的机会，形成对中原农业民族的威胁。
努尔哈赤对明朝战争最初的动机很明显，就是要掠夺资源，渡过饥荒。皇太极通过发动两次对朝鲜的战争，将朝鲜纳入自己的管辖，也是为了从中获取更多的粮食。
历史学者王景泽在论文中指出，皇太极与努尔哈赤一样，没有因为饥荒而排斥蒙古族，相反，利用天灾积极拉拢度灾艰难而又乱作一团的蒙古贵族，在与明朝的争夺中，将多数蒙古部落化为羽翼。
皇太极更加聪明的是，他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与汉族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辽东汉族的支持。人心向背对他越来越有利。
再回头看看崇祯这个时候在做什么。他表现得很勤勉，想挽救整个王朝于颓势，却至死不肯动用自己的一丝利益。
李自成的起义军打到北京城下，守军没有钱饷，不愿作战。崇祯着急得不行，要求大臣和皇亲国戚都来捐款。但在发了飙之后，最多的一个才极不情愿地拿出2万两银子。
李自成攻下北京后，这些权贵们被逼交出的钱财却多得多。“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后金（清）在凝聚力中克服天灾，明朝则在人心思变中迎来灾荒。
同样的自然灾害，不同的应对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局。这就是明清易代的关键密码。
▲崇祯要不要为明朝灭亡负责？图为电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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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史学家把明朝灭亡纳入“十七世纪全球危机”的范围进行研究。这个时期确实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安定的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在1635—1666年间，世界各地共发生大规模叛乱与革命共49次，其中欧洲27次，美洲7次，亚洲和非洲共15次（其中包括了李自成起义）。
气候变化，进入小冰期寒冷期，是“十七世纪全球危机”的导因。（李伯重的文章《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朝灭亡》对此作过详尽的介绍）
还有学者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将天灾与人祸相结合，从定量化的视角解析明亡，计算得出自然灾害因素占55％，其中旱、蝗、水的贡献率分别为20％、18％、17％；人为战乱因素占45％，其中内部叛乱、民族间战争、对外战争的贡献率分别为22％、19％、4％。
明代华北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响应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明末气候变冷导致灾害频发、资源锐减和环境恶化，直接造成粮食减产、米价飙升和饥荒蔓延，间接引发战争动乱和财政崩溃。
这对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可选路径便是通过改造人类社会的结构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比如改朝换代。
纵观中国历史，明朝亡于气候变冷并非孤例。
从某种程度上讲，明朝政权的建立，就是得之于气候变冷。1350年前后，气候变冷后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1352年朱元璋参加红巾军，1368年攻陷元大都，一个新的朝代诞生。
其他重要朝代的兴衰同样难逃气候定律。比如唐朝衰落于寒冷期，及其导致的干旱；金灭辽、宋也发生在气候骤寒的时期。
最爱君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只是提供人为因素之外，关于朝代更替的一种解读视角。并不是说气候骤变是明朝灭亡或其他朝代衰落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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