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变》是日本“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在191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天才画师良秀在创作崛川大公命他画的地狱屏风图时遇到了瓶颈——他无法画出美少妇坐在槟榔毛车里被烈火焚烧的情形,于是恳请大公让他亲眼看到槟榔毛车被焚烧。结果发现坐在车里被活活烧死的竟是自己女儿。
可能会有人被其中离奇但又有趣的情节所吸引。其实这部看似简短的小说里有着非常巧妙的布局,它那勾魂摄魄的魅力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草蛇灰线的写作手法余秋雨曾说:“艺术眼光并不关心道德本身,而是关心在各种道德规范下入冬的生灵。它因生灵,才反观道德。”这句话用来形容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中的叙述者“我”,再合适不过。
《地狱变》以“我”,一个侍奉大公二十多年的老仆人的身份口吻来讲述故事。有趣的是,小说开头便已经暗示出“我”,这个叙述者在讲故事时的矛盾之处:
“掘川大公这样的人可以说绝无仅有”“人们对掘川大公议论纷纷,觉得秉性堪比秦始皇或隋炀帝”“大公秉着‘天下为公,天下为乐’的思想行事,很是宽宏大度”。
在这一段里,人们对大公“秉性堪比秦始皇或隋炀帝”的评价和叙述者“我”所形容的“很是宽宏大度”之间存在不小的出入,让读者无法在第一时间把握大公的具体形象。而在第二段的描中,“我”又提到:
大公的威望如此之高,京都的百姓都对大公尊敬异常。
可小说在后文又描述了一件事:在大公允诺给良秀赏赐时,良秀请求将他女儿辞退,结果大公听完立刻拒绝了。
面对这样一个轻而易举便可兑现的赏赐,大公却是立刻拒绝。这个行为与叙者“我”口中形容的那个“宽宏大度”、“威望极高,备受尊重”的大公形象显然冲突。试问,一个出尔反尔的人怎么可能得到大家的敬重呢?这不禁让人生疑:作家在描述主人公时候怎么会犯这么明显的错误?
尽管小说中多次以“我”的对大公行为的解读去“洗白”世人对大公的看法,但到小说的最后,大公命人将良秀的女儿活活烧死在车里时,“我”再也无法为大公的残暴行为进行辩解,因为已经到了残暴至极的地步。读者这才意识到,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的叙述者,而是有自身的立场的。换言之,小说中“我”的形象,是一个趋炎附势,对大公惟命是的仆人。这也更让读者感受到,在封建礼教下,人间就是地狱:人们不仅生活上备受煎熬,思想上也被禁锢,甚至连真话都不敢说。
反观之前的很多描述,就会发现其中都存在严重的“主观色彩”,甚至有些偏颇的地方是在故意说反话。这不禁让读者产生再读一遍的欲望,用自己的理性判断对小说所叙述的内容重新作出一番解读。
大威德明王
在小说对大公的描述中,对“大威德明王”这个形象的呼应也是反复出现。小说第一段第二句说道:“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曾梦到了大威德明王”。在佛教理论中有五大明王,为什么作者在这里偏偏说梦到的是大威德明王呢?难道只是作者随意说的?其实,这是作者的一个伏笔,却极其容易被读者所忽略。
根据旧新两版《仁王经》描述:大威德明王意为“具有大威力德性”,被视为文殊菩萨眷属或化身。大威德明王还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牛是他的坐骑,伏恶是他的特性。
根据小说的注释我们可以知道:大公的槟榔毛车就是当时贵族专用的一种以蒲席坐棚的牛车,而小说中也反复提到,大公坐的就是牛车。这些细节其实都呼应了开头的“大威德明王”。在文章第二段又说在百鬼夜行的时候,大公的一顿训斥就让鬼魂不敢出现,其实就是呼应大威德明王的“伏恶”的特性。
此外,小说唯一正面描述大公和良秀的冲突,便是因为良秀画的《稚儿文殊图》被大公赞赏许诺给予奖赏,为何单单只描述这一次对良秀的赏赐呢?因为大威德明王正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小说不仅对“我”、大公有很多隐性线索相互呼应,对良秀的描述也不例外。良秀外貌被描述成像猴子。他的为人在世人眼里除了“小气,贪婪,无耻懒惰,傲慢”之外,更有专门的段落详细描述他为作画不顾弟子的性命。总之,他的形象并没有被赋予太多人性的色彩。而唯一夸他的,就是那句“他对女儿却是爱的疯狂”。
作者并没有直接描述良秀和女儿相处时候的情形,而是描写了小猴“良秀”在女儿生病时寸步不离地照顾,在她被强暴时找人救援,甚至在她被烈火焚烧时不顾一切冲进火海殉葬。从某种角度上说,小猴就是良秀本人灵魂中最人性和纯净的一面。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好的小说家,往往在描述细节时都有其用意,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不相干的内容。伟大作品,往往内容细节也都是经得起推敲,没有无用的信息。就像欣赏一幅画,初眼看,觉得整体画面美不胜收,引得人忍不住要凑近好好欣赏一番。仔细看下来,又惊喜地发现画中的每一个细节之处又都是精巧别致,为整幅画增添了更多的趣味。
芥川龙之介在《地狱变》这部小说中,便给人以这样地感觉,不仅把矛盾掺杂在情节中,给读者以跌宕起伏地整体观感,而且让所有看起来并不重要的细节在小说里相互呼应,从而勾画出更为立体丰满的人物与场景。
隐蔽性的文章结构余秋雨在《伟大作品的隐蔽结构》中这么认为:伟大的作品有两大隐蔽结构:一,无结论的两难结构;二,半透明的双层结构。人们普遍认为,正确的主题思想加上合适的艺术形式,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品。但真正伟大的作品,没有清晰的主题思想,也没有简明的结论。
余秋雨举了《老人与海》的例子:当老人与大鱼搏斗终于将它捕获回家时,大鱼却在一路上被因血腥引来的鲨鱼啃光了。老人回到岸上发现他得到的只是一个空鱼架。余秋雨认为,这个故事之所以能走向伟大的理由只有一个:从海明威到读者,谁也说不清楚老人究竟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地狱变》也给出了这样的两难结构:创作者为了追求艺术完美,是不是要牺牲人性?
当看到女儿坐在车里,良秀立刻跳起来,双手向前,向车跌跌撞撞冲去。他本能地扑上去,是想去救女儿的。但此刻大公让人点火,熊熊大火顿时燃起。这时,他却保持双手向前的姿态停了下来。有人说,良秀看到女儿在大火中就要被烧死了,却还见死不救简直丧失人性。
但也有人说,良秀在熊熊燃烧的槟榔毛车前突然停下来,不是因为他没有人性见死不救,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根本救不了女儿。当时良秀的女儿被铁链绑着,在槟榔毛车燃烧这么短的时间内良秀根本没办法把女儿救出来。更何况即便他能从大火中将女儿救出,但以大公残暴的性格,极有可能会以良秀故意放走有罪侍女为借口,命人当场将他们父女二人杀死。
那么,良秀没有冲进火海里救女儿,而是双手抱臂、表情庄严而愤怒地站在那看着这一切,难道就表示他没有人性,暗示艺术最高境界就是需要牺牲人性、出卖灵魂吗?
这又是一个值得推敲的地方。
第一,叙述者“我”本身就是一个表述不清、记忆混乱的老人。之前的很多描述都有矛盾的地方。那这里对良秀在大火前看女儿被烧死时的表情描述会不会是“我”的记忆出现混乱,人为主观判断出错?
第二,小猴子“良秀”跳进了火海。根据前文的分析,小猴子在作者笔下代表了良秀人性化的一面。那小猴子选择跳进火海是不是作者隐喻良秀为了救女儿跳入火海?
好的作品就是看起来已经“盖棺定论”,其实仔细品味便发现没有绝对定论。就像读者无法说明,良秀不救女儿是因为他要去欣赏残酷的画面以便创作,还是他用另一种隐喻方式去救女儿。也正如,他最终上吊自杀,究竟是因为失去女儿悲痛难绝,还是觉得自己已达到此生的艺术巅峰,再无法创造超越的作品而自杀(有很多艺术家在达到人生巅峰后便选择自杀,好让自己永远处于巅峰之上)。
正是这种两边说法都可以成立的“势均力敌”,反映出人类在极端情况下的矛盾之尖锐,这种对峙让作品更为伟大。黑格尔将它成为“二背反律”,就是指:两个片面都具有充足理由,相持不下又相辅相成的悖论。
未得出答案的遗世之问在表达完美艺术和人性之间能否共存的的问题上,芥川龙之介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呢?事实上,他也没有答案。就像他说的:“当我们奔向艺术完美之路时,有某种东西会妨碍我们的前进。是苟且偷安之念?不是。那是一种更加不可思议的东西。就好像登山的人越往上爬,越莫名其妙地留恋云层线面的山麓。”他自己也没有登到山顶,所以无法探寻出登到山顶究竟需要舍弃的是什么,就像为了拥有艺术的完美到底需不需要舍弃人性。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穷尽一生都未能找到的答案,或许原因在于他本人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从《罗生门》到《妖婆》,不难看出他的作品中既有人性丑陋的利己主义一面,也有人性温情以及对人间真善美的憧憬。但值得注意的是,龙之介在写《妖婆》时,虽然给了爱情一个完美的结局,但其原因是神明劈死了阿岛婆,帮助新藏和阿敏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隐喻的表达,似乎透露出作者认为人间美好有赖于奇迹的存在,否则利己主义之心总会让人做出可怕的事。那么,奇迹到底存不存在呢?笔者也无从可知,正如世人对神秘主义总是在崇敬中带有一丝怀疑。
芥川龙之介在日本文坛素有“鬼才”之称,在《地狱变》这部短篇小说中,这一点更是得到了验证。《地狱变》作为一部极具魅力的作品,除了芥川勾勒出的诡谲怪诞的故事情节,还因为他草蛇灰线的写作手法和隐蔽的结构设置以及留给世人的未解之谜,使得它哪怕隔了一个世纪,仍备受好评和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