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讲，我已经超过八个月没有写东西。当然了，这一论断根本不严格，反而充满破绽。过去的八个月我当然并非只字未动，就我公开发布的作品来看——如果在这样一个低贱的自媒体时代，有任何“公开”可言的话——我写了一些速朽的诗，几篇拖沓的散文，和一些不知所云的小说。或许我只是想要傲慢地诊断自己间隔漫长却往往只是一时兴起的书写？那么这仍然只是一次荒谬的、纵欲式的误诊。实际上，绵延的或是清白的写作从来都与我无关。这份病历简直就是我的生命本身。更加令人不齿的是我竟然在运用“写作”这个词：在我的经验中，写作从未发生。
长久以来，我都藏在一段评语的阴影下羞愤难当，即我的写作无非是一种强烈的自我表达，而已。我难以向你表述第一次读到这一评价引起的沮丧，我只知道那之后的几年，我一直在这个“而已”中寻找一种自洽。那时我几乎和现在一样年轻，自认为人生——又一次——走到了某个必须叩关的时刻，可是就当我嘴里衔着车票挤出车站，只看见广场的中心坐着一位鞋匠，他不知疲倦地修补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鞋，工作同岔路一样永远没有尽头；我走到他的面前，他扬起和我一模一样的脸，我这才惊恐地发现，我光着脚，脚上却没有热气腾腾的泥土。于是我终于陷入困境，开始醉心于完满。于是写作也开始以一种失焦的面目出现了，它成了一种失去重量但绝非轻盈的物质，一种逼迫我嘲弄一切价值的不可抵达，一间填满了充气玩偶的成人剧场。我开始字斟句酌，即便永远不会去尝试，还是将演绎万物视为使命。
可这是丑陋的。我再也无法连贯地写一千字以上的文章，敲击键盘时，周遭的一切都成了镜子。我像是永远地蜗居在牛顿的传记里、写到暗房的那一行。脆黄的句子永远地散佚了下一页，我停在那一束载入史册的光扎进三棱镜的瞬间。读者，是的，读者。我毫无头绪，站在成人剧场的中心说不出话来，同时模拟着几千个观众自慰时的呻吟，我的喉咙就是这么哑的。镜子以破碎的方式生殖。
我是否应当寄望于某种外力来促使这一状况瓦解呢？或者说，我是否正如此寄望着？可是这种外力同我虚构出的完满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无数次想到我想到过的死。在某种意义上，于一段时间里的我而言，死与高贵是同一的。死最基本的意义是唯一可以预见的终局，是可以忽视量刑的美丽审判，但是将死视作出口只不过是更令人窒息的、乔装后的偷生。在广州市中心，我见到一处奇异的景点：北京路的地下掘出了古道，唐宋至今的道路一层轧一层，最上层的是玻璃，外面用铁链围起来供路人向下俯瞰；由此可见，世界在下沉纯属胡扯，时间在这里以垂直的面目出现，新青年俯瞰新青年并且重叠，这种象征较之河流温暖得多。对于死亡的倾心可以说是以面目模糊为整体风貌的当代文艺青年唯一温暖的重合区，不远处充满希望的端点就是那道盖着玻璃的折痕。我多次变换语言策略，试着以死为缺口测量自己身处的这一世界：将自己起于“逃避自我”的空虚，解读为对永恒的向往——对记忆的向往，并视之为唯一价值；或是绕开它，将它作为“生”的衍生，蛮横无理地质疑“生”的正当性，从而坦然面对我对于“死”那空虚的无知。我已经意识到，我在意的并非某种外于我的价值了。外于我的价值并不存在。我所作的一切努力，只是将顺水推舟、放任语言自己延宕，理解为一种咬尾蛇式的、向下的漩涡。我以为对面是时间啊，可只是在与回声争辩。
沮丧具象化的原型，对我而言大概就是漩涡。我对漩涡的初印象，是咬合在一起的两件事。小学，我和家人去乡下扫墓。出城似乎就有一条小河，河流一直流淌到我妈长大的村子。我记不清那是什么时节了，只记得河里有大群大群的野鸭，它们长得那么像，以至于我怀疑河里其实只有一群鸭子，每隔一段路它们就会再出现一次，在和汽车赛跑。就快到了，眼前出现了一座石桥，我妈从后座拍拍我的肩，告诉我她一生中下过一次水，就在这桥下，河底有数不尽的漩涡。我盯着那一程我见到的最后一群鸭子，听她向我描述她是怎样被卷进漩涡，怎样呛水，怎样九死一生。似乎紧挨着妈妈的叙述，下一件事就发生了。我和邻居去市游泳馆，那是夏天，泳池是城市里一片长满了人头的苇荡。馆里有一个最大的露天泳池，叫冲浪池，每天下午五点，藏在泳池尽头的冲浪机就会掀起滔天银墙。邻居家的孩子比我大六七岁，鼓动还不会游泳的我套着救生圈一起下水，她们拖着我一直到了泳池尽头的墙边，只等时间一到，踩在浪花的顶端。救生员吹一声哨子，我便听见脚下传来巨大的轰鸣。被机器激怒的池水一口将我吞下，掺水的消毒液搜刮着我身体上的每一个入口夺门而入，我开始失去视力和听力，生平第一次相信人体有七成是水——它们就要挣脱我、和同类团聚。几乎同时，我被水流从救生圈中抽走。处处都是漩涡，我——似乎是同时——被拽向四面八方。我撞到很多人的身体，撞到了池壁，撞到水池入口处的台阶，头晕目眩。恍惚间抓到了某人的手臂，下一刻便又被甩脱。机器终于止住了，我又一次听见救生员的哨声，迟钝地意识到方才我并非失去了听觉，而是我变成了浪花本身，我变成了机器的轰鸣本身。
如果说关于写作还有什么我决定谈到的，便是这轰鸣。正如前面说到的，写作从未真正地在我身上发生，但是我相信我曾经发生于写作。写作对我而言，大约就是人造漩涡卷走我时、我被迫成为的轰鸣。它总与关于沮丧的印象密不可分。我相信沮丧与狂喜是同一的，就像舒尔茨落笔时近乎淫荡的决绝。人总是配不上文学的，可是那些偶然发生的谵妄和转瞬即逝的狂喜，使我们很难不抵抗相信“文学即人”这一论断的诱惑，更有甚者，便懦弱地服从了这一错觉，他们与写作的关系也只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我的电脑里存着十余篇未完成的稿子，它们无疑就是我所度过的这段日子的牺牲品。在操作上，我因着前文所述的状况，任凭已然成为策略的语言互相攻讦，无法使任何文章成篇，妄图将沮丧与狂喜作为一种可以储备的能源，需要时便取出来品咂它们的余温，或是投喂给从我身上撕裂出的读者。我相信它们之中有一些足以成为佳作，但如今我宁愿它们作为标本和病例提醒我注意健康。
听见哨声，我从冲浪池里站起来，才发现自己几乎已经被冲到外边了。我扶着入口处的栏杆，几乎要吐出来，一抬眼却撞见了那时我常常在小区看到的男孩儿。时至今日，我早就忘记他长什么样了，虽然我和他还有联系，但我始终无法在他现在的面孔上找到任何往昔的蛛丝马迹。印象里他对我而言只意味着一颗时时令我走神的喉结，细软乌黑的头发随着身体偶尔蹭着脖子后面凸起的脊椎骨；他的皮肤是那么地亮，总让我觉得上面覆盖着的绒毛会长出青翠的枝叶来——南方没有春天，春天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吧。在我的记忆中，他的面孔只在那天的泳池边出现过一次，可就那一次也模糊无比。我相信是因为勾兑了整个夏天城市汗渍的池水让我暂时地花了眼。
这场泳池边的眼疾一直困扰我到今天。所有令人窘迫的、爱慕的、渴望表演的、焦虑的面孔，仿佛全都来自那个夏天肮脏的冲浪池，来自春天的喉结所支撑起的、那张模糊的脸。写作中我遭遇的所有他者，都不可避免的以他为模板——读者或爱人。我从未遭遇过爱人——《会饮篇》中的爱。我执迷于书写的对象，对我起诱导作用的对象，等待阅读我的对象，统一佩戴着那张脸。而这张脸对我而言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它的背面引发的痴迷——或许也就是我对自己的剩余部分、“我”的后脖子的痴迷。写作中的第三人称是平凡而可敬的，而所有的第二人称所指涉的都只能是第一人称的“我”。
我并非要费尽周折地得出“写作”是私人的这一结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它是真正“公共”的。它是最为粗野和富有侵略性的恶行。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于漫无目的的出行怀抱热情了，最近的所有远行，都有切实的目的。比如此刻，我在南京一所偏远的初中参加抵六个学分的教育实习。日复一日，给学生上课，改画，听着办公室里的段子愣神；放学后和学校里的顽劣少年们去后门抽烟，再回到学校，努力想法子把课堂变得有意思一些，真诚一些。夜里，低空总有飞机飞过，夜复一夜。一天晚上，我从外边回来，学校里已经没人了。我在操场上一圈圈地走，小心地把下意识扔在地上的烟头捡起来揣在口袋里，草丛里的蟋蟀声随着我脚步的靠近而熄灭，继而又响起来。我在主席台边坐下，躺在红毯上。天空是那么低，时不时飞过的飞机像是在佐证这一点。似乎我的正上方便是天空的最高点，以它为中心，整个青灰色的天穹向四面垂落。我于是就明白了为什么旧时人们会说天圆地方。这是龙岗区，夜晚的一切都像极了七月初香港的离岛。那时我躺在一片三面环水的沙滩上等待黎明，距离香港岛不过半小时水程的小岛上几乎是空的，不远处的树影下，是成群的休憩的水牛。头顶冲着岛屿中心，马路上有几点街灯的光，除此之外，只能看见半环绕着你的山边缘的光圈，脚的方向，远处，夜空垂向海。那个夜晚本身似乎成了一个结界，让人请愿相信自己有静谧的、封闭的时刻，日常里分明的要素纷至沓来，在这里显得柔腻温和，混成一团。而在龙岗的夜晚，我也总能看见这样盖子一般的天空，取代了星星的飞机缓缓驶过，我发现如此低的天空像是倒空了蛋液的鸡蛋壳，脆薄，内部空空，维持原状。那一刻，我心里生出一种格外具体的沮丧：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写作，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我更加不知道我在等着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刚到龙岗的那几天，我躺在操场边看飞机的时刻，本身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了。“为什么写”和“为谁而写”根本就不应该成为写作的问题。要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这一期许，是不折不扣的耻辱；以写作为方法谋求写作以外的真实和价值，是对写作自身的背叛。
我不打算把自己强加给这个世界，也不打算接受它。
这所学校没有宿舍，于是我和同来的佳庚就一直住在食堂屋顶临时搭建的板房里。连天的雨和骤然变色的暴晒，夏天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到深圳的第十二天下午，学校收到了台风预警，说超级台风过境，全市停课。这绝对是全市师生的节日了，台风来得过于突然，没有人来得及给出让这一飞来横假扫兴的方案。回到板房，佳庚说学校老师建议我们在台风来之前撤离，这几天最好出去住，毕竟——我试着摇了摇板房的墙——这里还是不安全，可能会被吹走。根据天气预报，台风原计划九点来，也可能十点、十二点、两点。我们在屋子里点上蚊香，被我们赈济了一周多的蚊虫甜美地坠落死去，我们悠悠然打着扫着，竟然有将近四十只。又有好几架飞机飞过，仿佛擦着我们随时会塌的屋顶，一开始我们总把飞机的轰鸣声误认做台风将至，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现在是凌晨两点半，台风还没有来。学校和街道空空荡荡，城市即将切断水电。学校对面是一处向来无人问津的公园，远看净是绿树，隆起的土丘鬼鬼祟祟地躲在下面。夏天还没有结束，超级台风还没有来，我们不打算离开。
2016/10/21 02:38 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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