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幻，男，大四学生。我的学生洪宁，十四岁，客家人，2016年12月17日在重山路十八中门口的分利商店买了一把水果刀。他要去杀死一个人。
实际上我从来都不是洪宁的老师，我没教过他。警方无论如何不会来问我的——如果出事了的话。何况我只在十八中待了一个月。10月到11月，稀里糊涂念到大四的我为了凑学分，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教育实习。一个月，六学分，划算极了。坐了一夜硬卧，我睡得很差。除了我，隔间里是一个完整得令人绝望的五口之家，熄灯前，睡对铺的小孩一直盯着我看，一旦我回应他的眼神他就爆出尖笑。他的妈妈把他搂在怀里，对他讲一个显然不能引起其丝毫兴趣的故事。我戴着耳机听歌，一抬头，一只裹着深蓝色真丝的脚垂在眼前。国庆黄金周的南京显然让这位老人疲惫不堪，鼾声发自肺腑，一阵阵扯着中铺的床单，如果不是袜子兜着，我相信眼前的肉会散开来的。四点，窗外已经能看见水稻了，砖砌的化工厂被月光下抽象的城市映出深红的轮廓。眼前的脚收回去了。窗外，树冠刚好挡住了“人民医院”前的地名，我看见车灯快速地消失，想象中，公路斜插进铁轨，滑块般的车辆连续撞上火车屁股，我们所有人都被押解下车协同清理路面。小孩往我身上扔了个什么，我摸起来一看发现是一团搓成球的海苔屑，再看他他又窝进了被子里。故江十八中的教务主任把我从市教育局的大厅接走，一路在车上热情地向我介绍学校的情况；得知我是本地人之后，又开始试图在我的中学老师找到旧识；意外的是，主任并不清楚我们实习的日程，他甚至以为我这次来就是要留下了（在十八中？他怎么想的？）。当他开始盘问我对未来的规划，我只看见一颗越过副驾靠背露出来的硕大秃头，一绺头发从另一边迂回过来，搭在耳朵后面有节律地震动。我睡着了。
洪宁我和一样都是真正的草包，因此洪宁绝对没有胆量杀人，我一直对自己这么说，这将让我形成习惯，一旦警察之类的破门而入，我会将此脱口而出，愁眉苦脸地。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我迟迟不敢看故江市的新闻，一则也不敢。我甚至在自己都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退订了所有可能和社会新闻沾边的账号。实习时的同事都没有找过我，和其他学生聊天时他们也没提起什么异常——当然了，也许这和我每次都急着结束对话有关。
上班的第一天，我被领去依次和年级主任、教研组长、教学指导老师和班主任打招呼，像报站一样重复着寒暄，最后在自己的格子间下锚上岸，松了一口气。这天刚巧赶上月考，办公室里洋溢着节日的欢快。学生和老师总是喜欢相反的东西，对方最好永远都别闲下来，永远。我没有书，随身行李也全放在宿舍了，桌面本该放着电脑显示屏的位置堆着一沓其他老师不愿放在自己位子上的废品。我象征性地把它们规整了一下，推到一边。供电源线穿过的孔露出来，无所畏惧地望着我，我也望着它。桌上没有什么是需要被拿起来的了，我舒适地、单纯地坐着。教研组长走过来，在桌上放下一张表，客气地问我今天是否有其他安排，我说没有，当然没有了，这才第一天，如果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千万不要客气，我是来工作的。她身上的味道很好闻。教研组长笑逐颜开，准确地从桌面上的杂物中钳出一支笔，把监考表上她的名字圈出来，礼貌地请我按照表上的时间替她去一下指定考场。“不要忘了提前半小时去年级组拿卷子。你知道在哪儿吧？”我说是的。
初三年级倒数第二个考场，我就是在这儿第一次见到陈安琪的。十月了，教室里还是很热，但开空调的季节显然已经过了。为了避免出丑，发卷子前我悄悄把试卷算好了分成六份，只等铃声一响，直接发下去。“安静。”这是我对学生说的第一句话，胃随着我的声音抽动了几下。出人意料的是考场竟然真的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学生很喜欢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是那种试探性的喜欢。我想我能理解。语文考试没有什么可作弊的，顶多是查一查默写最后再对答案，何况这是倒数考场，对不出什么答案。我也不太愿意费心去让他们紧张，就始终盯着窗外。操场的另一边，校门，门外是重山路；向右，沿着重山路走三百米，过了红绿灯的学校就是二十中了。八年前，刚从那个人小腹把刀拔出来的熊立给了我一巴掌，我的目光从那人红艳的肠子落到脚下，脚边那半支烟好像是我的。接着我就看见了自己的脚在地上拖行、我的膝盖。熊立死死拽住我，一面喊我的名字，“跑啊操你妈的！”。我跑起来。从十八中的后巷跑出来绕到重山路上，后面并没有人在追。熊立放松一些了。天很热，柏油路上方嗡嗡地冒着黑气，樟树的影子小气地不肯离开树根附近的圆圈。我一把打掉熊立手上的打火机，他楞了一下，叼着烟给了我肚子一脚。他掏出餐巾纸把刀擦干净塞进书包，我站起来拉着他的袖子闯过红灯，一路跑回二十中。要上课了，我想的是。学生们不时焦躁地从嘴里发出咂巴声，好几个人答完选择题就在桌上趴下了。有人把卷子竖起来，一阵阵向脸上和脖子里扇风。我喉咙干得厉害，把视线从窗外挪回来，教室里显得很暗，眼前像是漂浮着发光的虫子。整个教室里只有两个学生还在答题了，我看了一会儿，确定那个反穿校服外套、似乎很痛苦地趴在桌上写卷子的女孩在作弊。刘海垂下来，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觉得她的皮肤在昏沉的屋子里很耀眼，刻意堆在一起的眉心汇聚着汗珠，流到圆乎乎的鼻子，也耀眼。巡考的教务主任钻进后门，热切地和我伸手打招呼，我笑了笑，请他替我看一会儿，自己跑去厕所抽烟。教务主任显然没在考场里发现任何异常，反倒是闻到了我身上烟味，一副前辈的样子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辛苦了，不要掉以轻心。我走到女孩身后，隔着白衬衫，我看见她的背绷紧了，身上散发出洗衣液被蒸开的味道，淡蓝色的肩带随呼吸愈发岌岌可危，她当然知道我在身后。我从她手里抽过卷子，校服下面清楚地映出一本小册子的轮廓。我匆匆看了眼她的名字。陈安琪，我轻轻念。她抬头看我，她画了眼妆。周围响起无事可做的学生的嬉笑，他们最喜欢这个了。答题卡上也要填考号，填涂规范。我把试卷还给她。
两个月之后，洪宁把十五厘米长的水果刀揣在裤兜里，把刀柄攥出汗。他要去五一公园的湖心，杀死陈安琪。
依靠药物，两周以来我都睡得很深，往往要八小时才将将能醒来。也不做梦。副作用是大半天都昏昏沉沉的，无法深入思考任何事情。我的床挨着门，床边挂了一圈衣服，可以挡住一天中最强盛的阳光。室友也吵不醒我。室友们都忙着实习和考研，白天基本都不在，我则几乎每天都缩在床上，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出门去食堂吃面，吃完再回床上躺着。偶尔碰见非出门不可的情况，就从床下揪出两件衣服和一双鞋套上，人际交往中必需的部分，凑合一下就应付过去。我对这种状态没什么不满意的。
偶尔有清醒，我也会想到陈安琪，继而想到也许已经杀死了她的洪宁。我不知道那件事情最后怎样是怎样收场的，但也不太感兴趣。警察可能会来找我，因为我对洪宁说过的那些话，也因为我是他去杀陈安琪之前最后一个联系的人，当然也可能不是。男孩子在那个年纪已经不能轻信了。警察随时可能会来，只是从故江市找到南京、找到学校里、找上我还需要时间，需要分析和求证。我不会有什么事的，毕竟我什么也没做，我从没鼓励过他，但那些可能发生的问话让我觉得麻烦，我可以，怎么说呢，我应该提前把事情捋清楚，不要弄乱时间因果——我总是这样。至于不相干的事，我想届时还是不提为好，虽然我也没有对陈安琪做过什么。
每天放学，都会有几个学生来办公室门口夸张地用肢体向我致意，他们想让所有人看见。他们邀请我去学校后门的巷子，那里有一群人。他们中最小的十三岁，最大的、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按期毕业的也不过十六岁。他们恨学校，但是喜欢我。我接过递来的烟，就近坐在某个人电动车的后座，听他们讲这一天的见闻，看他们夸耀自己的见识和勇气、被拆台的时候陷入尴尬的争执，有时还要为突然爆发的肢体冲突进行裁决。大多数的时候我只是听着，反正也无事可做，况且他们有那么多需要被听见而从没有人真的在乎过的牢骚。同在十八中实习的同学劝过我离这些坏学生远点，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少我看着，他们不会一放学就跑去网吧或者去打架了。有时我会给他们买汽水，然后带家里没人的学生去吃晚饭。每天都会有新人被带来和我打招呼，洪宁是第二周周一过来的。
洪宁彼时还没满十四岁，个头很小，方脸，淡淡的眉毛底下是一双细长的眼睛，不太密头发用发胶固定成三七分。尽管已经上初二了，由于年龄没到，他还是被要求每天戴红领巾，这是他每天最困扰的事了。一出校门他就急匆匆地扯掉它，骂骂咧咧地松开校服衬衫的风纪扣，露出半块看得见骨头的胸膛。他总是穿一双红鞋，后来，当他得知我去过美国，兴奋地问我是不是美国非常流行他这款鞋，那是他姐夫带给他的。洪宁日后还会提及他很多次。洪宁走进后巷的时候，我注意到原本在说话的几个人默契地闭上了嘴。靠墙站着的一个人给他递了根烟，他信手接下架在耳朵后边。一个个蓄厚刘海的高大男生弯下身子送上打火机，他摆摆手拒绝了。他径直走过来。老师好，他说，笑得有些紧张。我点了点头。我叫洪宁，初二七班的，他们可能跟您说过我。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伸出了一只手要和我握手。他的手很小，白得发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软中华，递给我一支，凑过来给我点上了。那天之后我听别的学生说，洪宁是这个学校能做把——也就是当扛把子——的三个人之一，他是客家人，父母在广东做生意，很有钱，据说他打架能叫来市郊一整个村子提着钢叉的渔民；他哥哥也很厉害，在这一片很有些名头。
两周之后就是校庆了。初中在隔壁二十中念了三年，我从来都不知道十八中竟然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想必大多数十八中人自己也想不到。借用一个清末民初本地民办学堂的招牌，为历史塑形，再从那时本地为数不多的几位教育界人士的生平中抽取出有利的细节，捏合，源流便清楚了。历史只属于善于纪念的人。两周以来，洪宁总是那个第一个在办公室门口等我的人，每当我有什么要出校门采办的，或是去会当年的朋友，他也总是有空闲，自愿骑电瓶车载我去。我熟悉这种莫名其妙但转瞬即逝的青春期殊荣——没成想有朝一日我竟然成了这一荣誉的源头——必然是有更多人想随扈我左右的，但洪宁在，其他人也不好说什么。一天放学，我打算去明德观一位老朋友家，洪宁刚好——或者说他总是“刚好”的——没事，我便又在后巷坐上了他的电瓶车。明德观不远，但要从重山路绕到五一公园的另一头，再过一座石桥。也许是因为他个头还太小，他骑的是辆坤车，这大概是他除了红领巾之外另一件每日煎熬的耻事。我一路听着他闲扯，讲他哥哥如何念职高时打伤了保卫处的人，讲他姐姐为什么会嫁到外省，话里夹杂着许多我不熟悉的客家俗语。坤车后座很低，我只能看见他在我斜上方的一对招风耳，像旗招。骑到石拱桥，他把车一停，不好意思地问能不能换我骑，因为他太轻带不动我爬坡。我换到前面，过了桥就是明德观的牌坊了。我捏住刹把，一转身，看见洪宁抿着嘴，细长的睛睁得大大的，那是他常有的严肃表情。我正要告诉他送到这儿就行了，他忽然从车上下来，看着我，犹豫了半天问我：“黄老师，我是不是不会长高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想。他说因为班里他最矮，还没有女生高，他们都早就长高了。我问他发育了没。他脸一红，把车推到路边，问我怎样才算发育了，接着补充道他并非不知道发育的意思，他已经开始变声了，但总觉得自己和生物书上说的不一样。我斟酌了半天措辞——我从没想过竟然会有人问我关于长高的问题——问他有没有长胡子。他脸涨得通红。我给他递了根烟，说如果还没长或者说刚开始长，那就不要急，说明时间还早，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同一个年纪开始抽条蹿高的。如果以后长胡子了怎么办？洪宁憋了很久，听起来重点已经偏了。我一时语塞：“不……不怎么办吧，就……让它长呗。”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问了个蠢问题，开始聊其他的，聊他最近的那次失恋，骂那个跟别人跑了的女朋友多么贱，但他大度不会和她计较，顶多打那个男的一顿就完了，她想回来随时可以回到自己身边。这个故事我已经听了很多次了，而且据我了解，那个女生似乎从来都不是他的女朋友，一切都是他自己说的，也没人敢和他争。
穿过明德观的牌坊，拐进下水街，杂物冲出店面扼住了狭窄的三岔口。粮油店挨着小卖部和肉铺，一地血水横流，千百只肥鸭无休止地从栅栏里探出脖子，像是千百条鳞片柔软的蛇。一群小学生胆战心惊地围着养蛇人，他叉住那条冲人吐信的银环蛇，又准又狠，掰开它的嘴，把毒液挤进矿泉水瓶。藏身浑水中的淡水鱼无聊地瞪着鱼缸外被挂在铁架上的活老鼠，一盆热水浇下去，老鼠还攒不起尖叫的力气——这是永远令街坊们情绪高昂的私刑。一尾桂鱼仰躺在水中，索性死了。腥膻尽处，那家玻璃门拉到一半的汤粉店就是熊立家了。熊立不在家，熊老师告诉我。熊老师曾是我初中的体育老师，以老实憨傻在本校闻名，四十多岁才结婚，等我和熊立念到入学，他已经退休了。我当然知道熊立不在家。八年前的一个下午，满脑子奇思妙想的班主任为沉闷的班会安排了一个趣味节目：让熊立上台做检讨。检讨书是前一天晚上我帮他写好的，“一定要深刻！”，我们坐在五一公园的湖边连吃了两颗菠萝，他向我转达了班主任的意思，我俩哈哈大笑。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检讨书，我写得很认真，没有遗漏他的任何一项罪状。上台前，熊立冲我使了个眼色，我看着他挺起胸膛，用他刚开始变声的驴嗓声情并茂地做检讨。他把检讨变成了一场演说。全班都在为他鼓掌。班主任愣住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效果，可又无话可说，于是便拿腔捏调地点评了几句，并且——再一次富有创意地——要求熊立把检讨书拿在胸前，绕着教室游行三圈。三次路过我身边，他三次轻轻拍我的肩膀，我三次抬头看他嬉皮笑脸的样子，难过极了。那天放学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有一天我在校门口那群摩托车上的五颜六色的年轻人中似乎看见了他，但总觉是我认错了。再后来，我听说他当了东城区做把的副手，最终为大哥顶了罪；也有人说他杀了人，逃到福建去了；甚至有久未联系的同学从济州岛发来一张照片，说是在码头的工人间看到了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已经七年没有回来了。我和熊老师倚在门内的影子里，胳膊架在塑料桌上。熊老师递给我一支烟。那时我忽然发现熊老师的眼睛其实很亮，而这似乎和大多数人对他的判断是冲突的——而他已经是个老人了。我静悄悄抽完，告辞了。
校庆前一周的周五，夜里刮起的大风迅速将秋天由北方送来。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超过一周，因为比酷热更难熬的湿寒的冬天就要来了，办公室里的老师们都清楚这一点，全城的大人都清楚这一点。那几天我每天午休时间都在学校后门对面的奶茶店约学生进行小课辅导，补我还说得过去的语文。选择这个地点是妥协的结果。教师宿舍和办公室都有人要午休，而这些小混混又不想把美好的午间继续浪费在教室；我希望能让他们不受打搅地安心学上一两个小时，他们则认为可以抽烟的话效果最好。前思后想，我把上课地点定在了奶茶店后边的包间，同时严令其他小坏蛋不许在我上课时随意进出。打上课铃之前，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办公室已经空了。窗户开着，风久违地堂堂正正地吹了进来，想到十分钟前自己还在警告胡之豪（一个总跟在洪宁身后跑腿的清秀男孩）下午不许翘课，我不禁觉得学生时代自己的那些老师一个个都可疑了起来。
放学后，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看他们的作文。一起在十八中实习的同学结伴去邻市度周末，中午就走了，其他下午有课的其他老师也早早离开学校回到自己的生活。先前我也和那伙学生打过招呼今天不用等我了。工作以来，难得学校里除了几个校工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紧不慢地翻着作文本，觉得每一篇都有意思，哪怕写得极糟，语感上的差异也能透过纸页、击碎空洞的题目，构成这些十四岁少年个人的简笔肖像。改完作文已经七点了，我离开办公室。肚子还不饿，我决定晚点再出去吃东西。我从教学楼走到操场，渐渐凉下来的晚风沿着跑道一圈圈地读秒。我爬上看台。几年过去了，十八中的设施比我念书那会儿好了很多。熊立离开学校之前，有一阵子追过一个十八中国旗班的女生，我就时常在周五下午的自习课陪他翻出校门，再翻过十八中的围墙，坐在主席台——也就是现在看台的位置——看那个女孩训练。久而久之，我也喜欢上了国旗班的另一个护旗手。我们在主席台凉而硬的大理石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两节课，叽叽喳喳地在视野里观测那两个女孩的身条，她们的步子越正，我们就越是笑得东倒西歪。其实现在想来，我并不相信那时的我有多喜欢她，我喜爱的只是这其中包含的空乏，那个余光看见我就气得脸色红涨的女孩只不过是我随机挑选出来某种填充物。同样的，我也不认为熊立有多喜欢他的护旗手，她也起纯粹的填充作用，可那是什么，我不确定。说来有些大言不惭，但在我认为自己正为爱情着迷的日子里，我就意识到熊立没那么喜欢她了。证据是某天我们坐在主席台上，围墙外忽然传出一阵喧嚷，继而是连续的呼叫，警车消防车都来了，我们饶有兴致地回过头，看见后面楼房的屋顶上站了一个女人，她正凄厉地哭号着，但听不清在说些什么。熊立只看了一眼就转了回去，好像那只不过是一片不起眼的云。国旗班踢着正步走到了操场对面。她会跳就有鬼了，妈的，我也有些索然地回过头。太无聊了，我说。国旗班走过来了。我妈，他说。
老城区的房子拆得差不多了，同期修建的地铁使几年来笼罩在这座沙洲城市上的水汽都混着烟尘。熊立妈妈跳楼未遂的那栋房子也未能幸免，随其他共产主义时代的遗迹一并消失。楼外还有楼，我坐在看台顶端，向身后看去，并不感到对这座分筋错骨的城市有所依恋，虽然那样才更正常。我只觉得月亮比印象中更大了些。我决定再吹吹风抽根烟，然后出去吃饭，只见墙（现在其实是铁栏）外出现了两个人影，他们轻轻推开早就被弄断了、虚立着的那根铁条，钻了进来。我认出那是一男一女。我悄悄跟着他们，本以为他们是要溜进教学楼要偷东西，不料他们却绕了一个大弯，摸进了修到一半就废弃了的地下车库。等他们进去了一会儿，我走到入口处。女孩的呻吟清晰又年轻。我决定不去打扰他们。有巡逻的保安向这边走来，我拦下他们聊了几句。他们邀请我去值班室和他们吃点东西，再一起喝两杯。我毫不客气地答应了。说话时，车库里没了动静。终于有些饿了，我迈开步子和他们走向校门。方才经过路灯的时候，我看见了陈安琪的脸。
洪宁的哥哥扬言要拿胡之豪一只手的事，我是校庆前两天才知道的。周二晚上十点，洪宁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还没吭气，电话那头就响起了洪宁沙哑的哭声。虽然并不在乎，但听他说了大半个月，他的感情故事（或者说只需要强调“故事”）依然扑朔迷离。根据其他人的说法，他所谓的女朋友高他一级，他们是一个小学的，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追她——是真的追，从校门口追上公交，坐到同一站下车然后自己回家，但他们从没在一起过，从没有；据说是在发现自己在小混混圈很吃得开之后，他开始单方面宣称女孩是他女朋友的，并且每天都骑电动车接送她上下学（她确实是坐了）。其中，胡之豪的话格外值得注意，因为在没有洪宁的场合，那个女孩便成了他口中的女朋友。当我随口问起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生脚踩两条船时，胡之豪瞪大了眼睛，用显然是被冒犯了的语气说绝对不可能，他相信她，并且坚持给我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除去以“老公”“老婆”开头的问候，还有大量关于洪宁的内容，他们一致认为洪宁太厉害，最好不要招惹，他们坚信彼此可以相守到初中毕业远走高飞（“老公我等你一年！”初三学姐说）。洪宁的说法则更加吊诡，因为他手中的世界似乎更丰富，无数因果的线缕日夜飞梭：前一天他告诉我因为月考成绩他主动提出分手，因为不想耽误她，第二天的新消息是昨夜“彻夜未眠”，决定发奋学习淡出江湖，为了“两个人的未来”考上高中。他不是不知道“胡之豪喜欢她”（他更常用的词是纠缠），但他作为大哥并不打算插手，因为大度；何况他自信胡之豪绝无胜出的可能。我不曾记得自己人生中是否有过一刻同他们一样真挚。可在那天晚上，电话那头的洪宁显然是终于搞清了真相。我站在教工宿舍二楼的阳台上，这个季节最后的几只蚊子在日光灯下扑腾着瘦成灰，风也钝，眼前操场的尽头接通了夜空的讯号，隔开马路的树，疾速离去的车灯把它们的影子照成一团一团，看不见的月亮也是这样照亮云，考虑到星球转速，我一时说不清哪个更快。我静静地听洪宁连续呜咽着骂了几十句，听他用客家话下毒誓一定要“杀了他”，这时我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于是问他愿不愿意听我讲讲自己的事情，我猜他在信号的另一端点了点头，正要开口，只听他忙乱地说了声“老师我哥哥回来了，明天说”，挂了电话。第二天课间，我让学生替我去七班叫胡之豪来办公室，却意外得知他请了病假。我于是给他了条发消息，他告诉我他打算休学了，因为洪宁的哥哥在这一片放出话来，说再见到他就要他一只手。
直到参加实习，我已经四五年没有如此频繁地想起熊立了。对于那些他的传言，我和熊老师都可以轻易做到去伪存真，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走。我在他的检讨书上写下的一切，除了他没念出的那一条，抢劫、去网吧、抽烟、染发、打架、早恋、旷课……都没有罪不容恕到逼他远走。何况我一直都认为他是想继续念书的，甚至念高中，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逃学。可他杀了人。他在我的面前杀了人。班会那天，熊立放学后没等我就走了，我一个人回家，路过十八中，远远看见不大的校门口堆满了花圈，死者的亲属把那个十八中的学生从灵车上搬出来，杯子一样摔在地上，像办喜事。十几个人跪在门口哭了三天。十八中停课一周，各学校都很羡慕。后来我听人说，是有个十八中的小流氓在学校后巷被人捅了一刀，在地上一路爬到后门，竟然全程都没人看见。他肚子上豁开的口子被水泥地越撕越大，最终死透了。
午休的时候，洪宁来学校了。上午他也没来。我和他坐在操场的看台边，想听他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起先他不太愿意说话，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脚尖。我看着他，他的头发还是一丝不苟地贴在头皮上，眼睛很肿，下巴上没有任何要长出胡子的迹象。空气很闷，天空是欲言又止的奶白色，看不见太阳。他的额角冒出细小的汗珠，顺着太阳穴滑到脸颊上。他紧抿着嘴。于是我开口了，问他以后打算做什么。我想去学厨师，他说。所有老师都劝我好好念书，骂我，但我就想学厨师，然后去深圳跑一跑，我爸妈在那边；我觉得男人应该出去闯一闯，然后回来搞点事业，开个餐馆，我叔叔开饭馆赚了很多钱，她老婆开的车都是宝马。他一口气说了出来。我想开好车，黄老师，我开过姐夫的，真的很喜欢，我不想以后活得没面子，本来我都跟我条女说好了，等我们成年了就结婚，她想读大学就读大学，想上班就上班，我每天开车去接她。他的嗓音很怪，他哭了。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我想差不多是时候问问清楚了，他突然问我是不是觉得他很没种。我说不是的，我从来不觉得他没种，谁都会哭，但是处理问题的方式确实不对。他说他觉得自己很没种，因为居然“为一个女人伤心成这样”，他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了。他觉得人心很可怕。我说人确实很复杂，尤其对他们这个年纪来说，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还小。我问他胡之豪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让他气成这样。他死缠着我条女不放，我已经给过他面子了，是他给脸不要脸的。我问他是否知道那个女孩到底喜欢谁。我啊，他快速答道。我问她是否明确说过，以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这么难过。他垂下头，膝盖并拢，额头抵在膝盖上，泪水把校裤滴得深深浅浅。我看过他们的聊天记录了，他说。她昨晚发给我看的，我从来，我从来没想过她是这么恶心的一个人！她会说那么恶心的话！他头还是垂着，却突然咆哮了起来。我望着他细短的脖子，装作不知情地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抽泣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太恶心了，说不出口。她告诉我他们已经亲过了。我觉得好崩溃，黄老师，她好恶心。他的语气平静了一点，抬起头望着对面的教学楼。云层很厚，随时会滴出水来。看台上蜻蜓乱飞。所以你就要叫人打胡之豪？你哥哥还要砍掉他的手？我尽量平和地问。我劝过他的，我说我叫人打他一顿就好了，但他昨晚直接拿我手机给胡之豪打电话，他的语气竟然有些义愤。我哥还说要不干脆他带一车人去冲楼，把他家砸了，带他出去兜兜风。他不哭了。
如果警察来找我，我会将那天对洪宁说的话一次不差的转告给他，因为那只是一些没有意义轱辘话，对我没有，对谁都不会有的。“说实话，我不认为你或者你哥哥叫人来动胡之豪有什么必要。你这么做了，什么都改变不了。说到底谈恋爱的整个过程，包括失恋，都是你和她两个人的事，和其他人没有关系。你想想，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让那个女生喜欢上你吗？如果是的话，你这么做会让她喜欢你吗？如果她会的话，为什么她之前喜欢上的是胡之豪而不是你？你如果只依靠自己无法在和她的关系里达到你的目的，你叫来再多人都没用，他们只是更加无关的人。同样的，你试试换位思考，让我们暂时接受她和胡之豪在一起了的事实，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两个的事，你做得再多也只是个外人了。你打了他又怎么样？你哥哥砍断他的手又怎么样？这一切都不会让你进入他们世界的内部，相信我，不会的。这只会让你离所有人都越来越远，因为哪怕你现在爽了，通过暴力惩罚了他们，你早晚也要为暴力付出代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通过暴力得到的，只能用更多的暴力来守住，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循环。你现在还小，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圈套。你问我是不是你的朋友，是的，洪宁，如果我不把你当朋友我不会和你说这些，但我同时也是你的老师，你的长辈，我有必要告诉你这些。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想要，你得清楚这到底和谁相关。你说你想出去闯，你不想念高中了，可以，这无所谓，跟我这个只在这实习一个月的老师没有任何关系，你得知道所有事情最后都只有你一个人。想象一下，海啸的时候，就算有人替你缓冲过，或是让你跑得更快，最后承受冲力的只有你一个人。开始你问我是不是觉得你没种，现在告诉你，我觉得只知道将自己想象成受害者、然后利用其它手段进行报复，最后得到碾压的幻觉，这就是没种。洪宁，不管你做什么，读书，做生意，甚至是混，最后都只能靠自己的。对自己负责，我希望你好。”我会将这些都复述给警察听，把那天的天气、午休时操场的人数、看台上为校庆挂上的彩旗如何飘扬、蜻蜓怎样焦虑地飞行在低空都告诉他们。我要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多么糟糕却装腔作势的老师，告诉他们其实我有多不在意这些麻烦，我根本没有认真，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洪宁也只是听完了而已，听完就去上课了。
胡之豪回来上学了。听说洪宁把胡之豪拽到了后巷，要求在众人见证下和他单挑，同时大方地表示这和那个女孩的事没关系，无论谁赢谁输他都会祝福他们的。比洪宁高一个头的胡之豪缩在墙角没有动手，洪宁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但这都是我走之后的事了，校庆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上了回学校的火车。离开的时候故江市还在下雨，雨已经下了一天一夜。我分外珍惜地把脸贴在车窗上，那之后我不会在南京见到一滴雨水，它们都不该被浪费。
雨是庆典开始一个小时后下起来的。用不着看天气预报，谁都知道会下雨。那几天，即便是刚上小学的孩子出门也会撞到晕头转向的蜻蜓。等桂花的味道散去，下几场大雨，就是故江市的冬天，河流不会封冻，鸟从北方飞过来，年年如此。我和熊立上小学的时候，到那几天，家长都会在出门前给我们几个塑料袋以备不时之需。雨没落起来的时候穿套鞋太热，突然下起来，豆大的雨点却是任谁都会被砸趴。这时你就需要用塑料袋把鞋子套起来了，蓝得柔嫩的一次性鞋套是靠不住的。那时我们刚学会装肚子疼和抠嗓子眼，从教室溜出去，混进上体育课的学生中间，在那棵不知长了多少年的树下掏出塑料袋，以为能捕到蜻蜓。所谓的校庆，只不过是给了不知餍足的校领导们又一个效仿开国大典发言的机会，顺便恩泽那些毕业几十年也没有逃出这座沙洲小城的成功校友。他们衣冠楚楚，他们满怀希望，他们的衣襟花团锦簇，昂扬得像七八点钟的太阳。我在初二一班和初二二班的队尾来回走动，其实哪儿都不需要我，我也一点都不比焦躁的学生们更想鼓掌。空气真闷啊，我猜在场的每一个人贴身的衣物都被蒸出了汗，抬头却一点都没从台上众人的脸上看出疲倦。我找了个借口跟带我的班主任说一声，准备回宿舍躺着，末排几个看出我动机的学生满怀妒忌地看着我走远。路过初三年级的时候，我又见到了陈安琪。
她个子并不高，但却也站在最后一排，和其他人保持着微妙的距离。班主任小声训斥后排的差生时，似乎也并没有把她算在内。她烫过的头发听话地扎了起来，却露出了耀武扬威的耳钉。她既没有看台上也没有看其他人，只是一直仰着脖子，眉头皱在一起。我正要从他们班后面走过的时候，她及时地把头冲我这边偏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雨就是这时下起来的。市文联的优秀校友正在唱一首难听又过时的歌，音箱忽然啸叫，所有在后面排着队等待自己讴歌母校的机会的校友感受到雨点，第一反应不是躲闪，而是程度不同地露出了失望和怨怼的表情：白来了。所有学生都很开心，人群随着雨点变得松软，有人上下跳跃，仿佛他们才是雨或被雨撞得凹陷的土壤本身。老师们不知所措了，没有备案，校领导的命令也还没下来，没人知道这时是不是应该解散，反应稍快的几位从失态中挣扎出来，徒劳地扯着嗓子整队。尖锐的啸叫冲撞着挂在全校的喇叭，声音是金光闪闪的咬尾蛇，将学校围成一口与世隔绝的井。井底有龙宫。风也刮了起来，藏在风里的水分混同了所有的色彩。天空在坠毁，凉爽的碎片砸下来，我们所有人都窥见了游牧的闪电和它的皮鞭。在这样的震撼下，年轻的人们快乐得要发疯，男孩子们卷起裤脚，女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扯断了皮筋，我们向上张开嘴，等待天空一口气向我们吐出一万条银色的鱼。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它欠我们更多更多的时间。
消息终于从主席台上传下来，因为本就是周末，解散，所有学生在老师的组织下离校，有序地。有序是不可能的。所有人同时涌向校门，但其实又都没那么焦急，后来，那一幕在我的想象中，九十岁的十八中是一个为了赴约而早起的老人，正费力但从容地想要钻进一条二十岁时的牛仔裤。我准备回宿舍，在大雨中，我看见陈安琪向我走来。车库那晚之后，我遇见过好几次陈安琪，在教室门口，在初三年级组办公室。某天傍晚，我在学校后门从一辆刚发动的电动车上把一个据说要出征四中的学生揪下来带进奶茶店训话，陈安琪和另一个女生从包间走出来，那个女生靠在陈安琪肩上，闭眼，嘴巴微张，好像喝醉了，但身上并没有酒味。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和我面前的男生点头打了个招呼。我懒得指出“年纪这么小不要嗑药”，只是把凳子挪开让她们过去，她轻轻说了声“谢谢老师”。陈安琪向我走来，穿过大雨。她的头发贴在脑门、脸上、脖子上、肩膀上，眼睛眯着，眼角晕开黑色的油。我把她带进宿舍，进屋才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好选择，何况在故江市，这种天气室内并不比室外暖和。
念初二的时候，熊立就要消失的那个学期，我是语文课代表，每周要站在讲台上带三次早读。带早读的乐趣，在于最后十分钟，我有权力替不在场的语文老师抽人站起来背书。那时班上已经有人谈恋爱了，在校园情侣们强大的荷尔蒙暗示下，剩下的大多数人也或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位异性同学有了隐情。现在想起来，那种臆测往往是无根据的，也许有过，但我可以记得的顶多是“两个人刚巧同一天忘了带作业来学校”这种事。可是所有人都狂热地相信这种联系，并且半推半就地期待着它的应验——最好不要落在自己头上就是了。于是在老师缺席的早读时间，课代表的点名册就成了草案版的鸳鸯谱，点完谁就该点谁了，大家都在心里暗暗期待着。那时分量最重的一篇课文是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这篇清淡的小品本身搅不起这么多人十四岁的怀抱，唯一重要的考点也就是一个“白描”，可坏就坏在最后的一句话：张岱一个人去湖心亭看雪，在小舟上看“雾凇沆砀”，看见“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本以为是天地浩大一人独往，不料却在亭上遇见了另一个人，于是两人对坐饮酒，离开时船夫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即便毫不相干，但受古装剧的影响，谁都愿意把“相公”理解为“尊称”之外的意思。作为公正的裁判，这样好的一篇课文我通常只会留给那些真正的天作之合。操作是这样的，早读的最后几分钟我先点起一个男生，让他背诵《湖心亭看雪》的前半部分，他会装作磕磕绊绊地背完，然后在众人的起哄中脸色通红地坐下，直视前方，任风怎样吹也不去瞟全班同学看的方向哪怕一眼，接着我会面无表情地点那个坐在世界中心的女孩起立，做出公事公办的样子。不管她背不背，这件事已经结束了。那段时间，除了十八中的护旗手，熊立还在追一个班上的女生，用他的方式——起外号、在她上课举手时发出音量适中的嘘声、藏起她的水瓶再突然扔到她桌上。因为成绩好加上爱看书，我总以自己“有文化”指出熊立追女孩的方式多么幼稚和野蛮。一天早晨，我看着教室后排，突发奇想点起了趴在桌上睡觉的熊立。《湖心亭看雪》，前两段。我冷漠地说。熊立慢吞吞地站起来，懒洋洋地望着我，全班又开始起哄了，我用余光看见那个女孩背绷得很直，用力地盯着桌面。熊立开始背了。我本以为根本不听课的他会需要我的一次提醒——这是规则的一部分，结果他背得异常流畅。“……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他全背下来了。我有些惊奇，准备让他坐下，不料他顿了顿，接着背了下去：“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一字不差，他背完全文，满不在乎地在下课铃中走出了教室。
那天为什么要对脱掉了上衣的陈安琪讲这件事，具体我记不清。大概是我想让她明白“后悔”是怎样一回事，但又一如既往地难以驾驭自己开启的宏大主题，便试图借力于叙事和铺陈画面。我对她一五一十地讲了我这位最近一个月又鲜活了起来的朋友的事，时序颠倒，逻辑混乱。她坐在我的床上，手搁在床沿，手里握着湿透了的校服上衣。我坐在她的对面的另一张床上。起先我望着她的脸，她脸上尽是雨点的痕迹和不耐烦的表情，接着视线一点点下移：比白得放光的脸更白的脖子，搭着蜷曲黑发的肩膀，锁骨，拢在胸罩里的乳房，乳沟的阴影向下延伸，光滑的、叠起一点点脂肪的小腹，肚脐，勒出松紧带痕迹的裤边。鞋随便踢在一边，没穿袜子的脚轻轻踮在地板上，脚背弓着。我怀着对自己的痛恨难以自抑地一口气讲了出来，全部，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一个初三女学生的面前流下了眼泪，凶狠地放声大哭，哭得我忘记了事情竟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陈安琪默然地走过来抱住了我，光着脚。我把头在她的肩膀上靠了一会儿，接着轻轻挣开了她。现在看来，我不觉得她真的能明白我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拿不准，但在那个时刻，我仰头看她的脸，我认为她是明白的。她知道那天是我赶走了保安，也知道我没有逮住她，一次一次，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她都知道，但我从来都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无法也不愿将她的所有行为纳入自己的理解范畴，或许我最不该做的，就是把一个、一群青春期的孩子作为自己想象的素材，用训练过的思维试图把所有孤立的碎片连成一串，溯本求源，然后为今后自取灭亡的生活找一个台阶下。我像一个成功校友那样失态了。我站起来，给她找了一条干毛巾。把她送走之前，我告诉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可以的话，还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边的朋友——如果她认为自己真的是清醒的那一个。这当然又是一句废话。
为了避免（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麻烦，我已经把手机里2016年12月17日晚上八点前后我和我学生洪宁的对话删掉了。对于那天发生的事情（那时还没有发生），我掌握的全部情况都来自洪宁的原话。我可以凭借记忆把大致情况复述一遍，并且不打算对叙述边界之外的事情做多余的想象。下午放学后，洪宁没有去后巷，而是径直回了家。按他的说法，他躺在床上哭了一个小时，然后给早已回了南京的我发消息求助。那是一大段话，这段话发来时我手机不在身边。在家吃过饭，他骑车到了十八中，校门口的分利商店还开着，他走进去，花五块钱买了一把塑料刀柄的水果刀，他给我发了照片。时间刚到八点，对方约他八点半在五一公园的湖心见面。双方说好了不叫人，也不要中间人，只靠自己把事情解决。这是他们唯一的共识。我看到消息时，已经八点二十了。洪宁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五分钟前发的，他说他已经到了，对方还没来。来不及细看前面的消息，我赶忙给他打电话，同时在脑子里迅速过了一遍故江市旧相识的名单，万一劝不住，只能让人替我去一趟五一公园了。洪宁按掉了电话。我正要打给一个住在那附近的朋友，洪宁发来消息让我不要管他，他会自己处理好这些。我问他什么叫处理好？杀人？他说这次他会一个人扛住，他不想让人觉得他没种。我一时无言以对，八点二十五了，我给朋友打电话，电话十一响，没通。我让洪宁千万不要冲动，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对方是谁。他立刻回了，只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他说是一个初三的女的，我应该不认识，叫陈安琪，烂货。再给洪宁打电话，他又按掉了，下一个电话，关机。我躺在宿舍的床上，望着上铺的床板感到身体里的力量正在快速流失，它们是从一个缺口中逃出去的，这个缺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往前翻洪宁的消息，发现事情的起因微不足道得难以置信，和视野里的十四岁一样容易被忽略。洪宁喜欢上了一个初三的学姐，眼看就要追到了，她的朋友跳出来插了一脚，警告他不要再纠缠，洪宁不听。他本来也不准备报复，只是照常天天去找她，带她去酒吧，给她买药。她的朋友出面拦住他，给了他一个耳光。双方开始争吵，准确地说，是洪宁被那个女生骂得体无完肤。洪宁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阻止他对另一个人好，也一点都不认为对方口中的那个一无是处的人是他自己。他把一切都归结为自己太弱了。当对方提出干脆出来好好聊一聊这件事，洪宁不打算去理解了，他要去结束这一切，只靠他自己。那个女生的朋友是初三四班的陈安琪。
熊立妈妈跳楼未遂的事上了故江市的社会新闻，报腻了食品安全的故江二台抓住了这起闹剧背后俗套的故事：一个老来得子的退休教师，一个三十出头的女赌棍，家具典当一空的房子，成天逃学的初二学生。熊立上了电视，第二天下午他来我家我们一起看了重播，那个写着“熊起（化名）”的家伙脸上挂着毫无诚意的马赛克。我俩被这种滑稽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逗得前仰后合。熊立演技精湛，浑然天成，电视里他一脸愁云惨雾，情到浓处，小荷才露尖角的喉结随着他的抽噎上下耸动。熊立模仿着“熊起”的样子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采访时的情况，据说一位扛摄像机的大哥被他勾出铁汉柔情，流下坚硬的清泪两行，事后还给悄悄往“熊起”口袋里塞了五十块钱。我和熊立躺在我房间的地板上，大口咀嚼用那五十块买来的槟榔，晕头转向间，他对我说他想当明星，出名，挣大钱，去香港铜锣湾和郑伊健喝香槟，半夜把车开进陈冠希家，当他面把张柏芝和阿娇都抢走。我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会当大明星，出大名，会挣一大笔钱，会娶李嘉欣，还会撮合我和朱茵。我们哈哈大笑，我翻过身看他，他双眼亮晶晶的，天花板的白色在其中浮沉。那样的白色我在陈安琪和洪宁眼里都比例不一地见到过，我在后巷的每一个人眼里都见过。后来的一个中午，整个故江市都被晒得睁不开眼，我和那个人对峙在十八中的后巷，他比我高一个头，前一天放学我去十八中找我的护旗手，他走过来推了我一把，我摔在了护旗手面前。他朝我吐了口痰，我故作镇定地抽着烟，一手掏出刀子，熊立突然从我身后冲出来把刀夺走。我趔趄了一下，接着看见了熊立和我一步之遥的背影。七年之外的背影太瘦太瘦，我不知道他们之中是否有人成功了。
真实世界的实习小黄老师
（第一次写小说，过程很煎熬，一万多字，凑活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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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_conew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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