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方式 易中天

简介及引言 《成都方式》关注城乡一体化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日前携其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成都方式》亮相京城。这本书写的并非成都的生活方式，而是关注“三农”问题。这位在电视讲“三国”又出书谈城乡一体化和基层民主建设的美学出身的教授，自嘲多管闲事，“是在央视‘公鸡下蛋’之前下的另一个蛋。”

2005年7月底，易中天应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的邀请到了攀枝花。回厦门时绕道成都，朋友谈起成都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摸索出来的一些具体做法，原来成都不仅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而且还致力于建设基层民主和打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作为成都市的规划顾问，易中天像一个记者一样在成都到处参观、访问、座谈，然后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还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最初的想法，是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后，放一放，看看当时的思路和现在的现实是否吻合。”易中天说，结果放了两年后，今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的改革实验一度成为热点话题，这才有了出版《成都方式》的动议。

该书看起来颇为严正，但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让我们荡起双桨”、“吹皱一池春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标题中可以嗅到易中天的味道。书中的访谈也体现了易中天“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的一贯风格。

不过，也有学者质疑：“一个在电视台讲通俗历史的人，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专家，更不是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又心血来潮讲什么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岂非咄咄怪事？”

“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幸福。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研究美学、文学、历史、美国宪法，两年以前又关注中国大西南一个城市的变化，其实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类幸福的关怀。”易中天说，“我最害怕把人放在一个大一统的模子里面，一种专家型的学者一辈子只研究一本书只在一个领域，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

易中天的一个朋友说：“当大众传媒把易中天炒作为一个‘学术明星’、‘学术超男’的时候，其实也把他异化了。人们已经忘记了他本来是一个出色的学者。”

但易中天也表示，时间太短，他无法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只走访了参与改革的领导者，“所以这本书的确有不够深入的地方，但是我要做的工作是把改革者的改革思路如实记录下来，作为史料保留起来”。（中国青年报记者桂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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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及引言 易中天多管闲事

易中天“多管闲事”：《成都方式》谈城乡改革

易中天的新书《成都方式》发布会昨天在京举行。这次，他可不是品读历史，而是让人意外地关注起城乡一体化问题。“我保证，这本书外行都能看懂。”

易中天介绍说，在2004年他开始关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课题，在2005年到率先开展这一活动的成都，花了两个月时间，实地走访改革一线。初稿写完后，他并没急着出版，想继续完善。但随后他就去录制“百家讲坛”节目。去年6月，国务院批准重庆和成都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一些朋友劝他把原来的资料整理后出版。

有记者问他，作为研究美学的学者，为何对这一课题感兴趣。他说自己是“多管闲事”，“我没少干窜行的事，比如《易中天品三国》，甚至我还写过一本关于美国宪法的书，要知道我既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学法律的。”有记者问他，这本书的出版，跟他的名气是否有关。他很干脆地回答说：“在我去‘百家讲坛’前，出书就已经很顺利了。”

易中天认为，自己虽然是外行，但也有优势，“你们是做专业研究的，写书时会想，这么浅显的事情读者肯定懂，所以书写得很专业。但我保证，这本书外行都能看懂，因为我就是外行，写什么东西都得自己先弄懂。”

不久前，易中天曾表示要退隐江湖。昨天易中天告诉记者，自己眼下已经逐步减少对外应酬的事情，“不接新活，只还以前的欠债，不过现在也还得差不多了。”也因此，他称自己现在跟处于风口浪尖时相比“舒服多了”。

北京娱乐信报赵明宇


简介及引言 易中天：我为什么要写《成都方式》

选自《经济观察报》

是方式，不是模式

作为国务院设立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一直备受关注。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的一些朋友，也希望他把自己写的《成都方式》拿出来出版。

“品三国”的易中天为什么会关注成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他为什么会写《成都方式》呢？

“这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易中天对记者说。

2005年7月底，易中天应云南有关方面的邀请，到腾冲参加滇缅抗战博物馆的揭幕仪式。随后又应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的邀请到了攀枝花。回厦门的时候他不想再走昆明，就到成都绕了一下。朋友谈起成都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摸索出来的一些具体做法，引起了易中天的很大兴趣。

作为成都市的规划顾问，易中天曾听说成都要搞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但最初并没有引起这位人文学者的关注。这次到成都一听，原来成都不仅仅是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而且还致力于建设基层民主和打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他在成都停留下来，对变化中的成都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

他像一个记者一样到处参观、访问、座谈，然后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还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两个月后，当国庆节临近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找到易中天，请他去讲三国，他才结束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名声鹊起的易中天，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成都的见闻也就沉睡在他的电脑里。

今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的改革实验一度成为热点话题，这才有了出版《成都方式》的动议。有人听说后，当面问易中天：“听说你有一本《成都方式》，讲不讲打麻将等休闲？”原来读过易中天的《读城记》的朋友，以为他写的是成都的生活方式。

也有一些来自学界的质疑：“一个在电视台讲通俗历史的人，不研究经济问题，不研究‘三农’问题，讲什么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岂非咄咄怪事？”

难怪易中天的一个朋友说：“当大众传媒把易中天炒作成为一个‘学术明星’、‘学术超男’的时候，其实也把他异化了。人们已经忘记了他本来是一个出色的学者。”

而易中天则说：“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幸福。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研究美学、文学、历史、美国宪法，两年以前又关注中国大西南一个城市的变化，其实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类幸福的关怀。”

访谈我的观点是不要什么“共识”

经济观察报：2005年的时候，人们都在很热烈地谈论一个话题——“北京共识”，您当时注意到了吗？

易中天：我注意到了。当时，国际上好像就想搞出一个东西来，实际上是想探索一下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解决第三世界国家怎么成功转型，怎么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问题。

易中天：“北京共识”应该追溯到“华盛顿共识”，因为“华盛顿共识”破产了才有了“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在欧洲国家实验都是失败的，至少是不理想的。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做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这两个国家发展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北京共识”。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没有被命名的共识，就是“莫斯科共识”。

经济观察报：似乎没有人这样说过。

易中天：“莫斯科共识”是没有被命名的共识。

在我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在于世界的各民族、各个国家独立探索发展道路的时代终结了。

人类战争没有停止过，但是世界大战是第一次。此前，世界各国、各民族几乎都是独立探索发展道路，基本上是自己搞自己的,可以受其他国家影响,也可以不受,比如中国。欧美国家倒是互相影响,他们基本上在走一条路——资本主义之路，走到一战之前，资本主义遇到了危机，包括经济危机，也包括信仰危机，这就是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东方国家就开始探索另一条与欧美不同的路——社会主义道路。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自秦以来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国制度也走到头了。帝国制度在清王朝的时候已经是最完善、最完备，所有制度上的、体制内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当一套制度成熟的时候，也是它灭亡的开始。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被迫和国际接轨，被迫纳入世界发展的格局。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国制度后，中国人也开始探求自己的道路。因为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不学别人是不行的。

经济观察报：这点是共识，但是到底走哪条路大家有不同的选择。

易中天：是走欧美的路还是走苏联的路？数十年血雨腥风，中国最终选择了后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与苏联、亚洲、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在莫斯科发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宣示出一些共同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莫斯科共识”。

经济观察报：是不叫共识的共识。

易中天：但是，“莫斯科共识”实践的结果是什么？连牵头的国家都垮了，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也众所周知，都不用说了。

经济观察报：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楼塌了。

易中天：这就得出一个结论，“莫斯科共识”是不行了，“莫斯科共识”破产了。

经济观察报：普京在世纪末有一个讲话，说“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

易中天：普京的话讲得很漂亮。“莫斯科共识”破产了。怎么办？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过一个“华盛顿共识”。一战是终结了世界各民族独立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时代，二战的结果是旗帜鲜明地有了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两个共识。最后有一个阵营的共识先破产了，那就只剩下一个了，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现在又被证明也是行不通的。那么也就是说“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都破产了。

经济观察报：仍然有人认为苏联虽亡，但“莫斯科共识”没有破产。

易中天：我认为也是破产了，至少对中国是不适应的，这才有改革开放以后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关键词已经把态度亮明了。中国特色是什么意思？非“莫斯科共识”；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非“华盛顿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共识吗？我的观点是不要。

惟一的共识是科学、民主、法治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以为，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区别于前苏联那一套。

易中天：中国特色就是为了区别苏联，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区别欧美。既非“莫斯科共识”，也非“华盛顿共识”，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道路确定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方式。知道往哪儿走，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怎么走的问题。怎么走呢？就是“摸石头过河”。“摸石头过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方式”。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条路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人们对此话题争说纷纭。

易中天：不需要知道是什么，知道不是什么就足够了。有些人讽刺说邓小平是“没有设计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是“没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他们不知道邓小平伟大就伟大在这儿。我当初研究美国宪法的诞生,写作《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时就发现，美国人当时有蓝图吗？没蓝图，只是说他们不要什么就够了。他们不要专制，他们要的是自由。

经济观察报：是追求幸福的权利。

易中天：自由的权利、生命的权利，人民的生活怎么发展是他们自己的事。结果美国反而弄出极有借鉴价值的制度来。

经济观察报：事先设计好的一套自以为完美的东西，往往给人造成很大伤害。西谚说：“人类通向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用美好的愿望铺成的。”

易中天：从希特勒到波尔布特，再到本·拉登，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要什么，剩下的就让我们自然而然地选择吧。我们不要“莫斯科共识”，我们也不要“华盛顿共识”，那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怎么走？只能摸索着过河。摸石头过河肯定要摔跤、裤腿上要沾上水、脚上会有泥，但是我们过去了，而那些站在岸边指手划脚的人一直站着那里，一点都没有动。

经济观察报：摸石头过河就是靠大家来摸索。

易中天：一国有一国的国情，没有什么全世界的具体操作方式的共识，如果说有共识的话，只有六个字：科学民主法治。至于实施方案是不能搞共识的，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中国这种社会主义，成都就探索了一种很好的方式：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现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但是农村不稳定，就要解决问题，怎么办？成都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所谓城乡一体化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看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科学决策。

经济观察报：而不是原来的思维，认为城乡化就是城市逐渐吞并农村。

易中天：一体化不是一律化、一样化、一统化。我有一个比喻，一体化就像手和脚，被连着，这叫一体化。但是连起来以后，手还是手，脚还是脚，农村还是农村，城市还是城市，不是把农村变成了城市，更不是把城市变成了农村，它是捆绑起来发展的。

经济观察报：基层民主建设许多地方都在搞。很多人提出置疑，民主从哪里开始？一个乡镇党委书记能做什么？

易中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什么事情都从基础做起。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精神和一种文化，它是需要养成的。

经济观察报：民主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制度。

易中天：民主首先是精神和文化，同时也需要有一系列的可操作的制度，我非常关注他们的操作方式。据我的观察，成都的基层民主建设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制度，如公推直选、民主测评等。

经济观察报：中央政府一直在提倡建设服务型政府。

易中天：政府有两种——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它们之间有天壤之别。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必然是服务型的政府，但是成都在服务型政府前面又加了规范化三个字，就是强调政府必须按照法治的精神办事。法治的精神是什么呢？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公民可以做的；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是政府不可以做的。哪些是政府不能做的，政府不能管；哪些是政府必须管的，政府不管还不行，这就叫规范化。

经济观察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问题，成都的做法肯定是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推行，尤其是基层民主的探索，如果没有当地领导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领导人调走，成都方式还能够继续下去吗？

易中天：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这个事情只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区县在做，是很难存活下去的。如果能够在大多数地区推广开，并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变成一个良好的制度，就与领导人没有关系了。这也就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这样一种好的做法不至于人亡政息。

经济观察报：你是希望这种做法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

易中天：对。这是我要写《成都方式》的初衷之一，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当然，也不是说成都的做法都没问题，其实实践过程中是有很多问题的。因此当有朋友建议把成都的做法总结为“成都模式”时，我没有同意。是方式，不是模式，我不喜欢模式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模型和范式。方式是开放的，它意味着方法、方向、方针，其次方式是发展的。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在更新、在变革，“模式”就固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成都的这些做法不是其他地方都可以照葫芦画瓢的，千万不要克隆。比方它的“五朵金花”就是不可克隆的。

方式是开放的、发展的、可持续的，它后面有思想；模式是僵化的，它后面是照搬。绝对不能照搬。

其实，我看重的不是成都的做法本身，而是这些做法背后的价值理念。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三件事，分别对应科学、民主与法治。科学、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经过这么多年探索出来的普适价值。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是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这三样东西恰恰是我们要学习、发扬的。

在民主中学会民主

经济观察报：绝大部分人认同科学、法治的价值理念，但是人们对民主价值的认识却不尽统一。去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到2000字的短文却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一个常识问题产生这么大的争议，也恰恰说明了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存在巨大分歧。还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

易中天：这是事实，首先得承认他们说的是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你总不能说中国人永远素质低吧，不要提高吧？请问如何提高呢？很简单，只能在民主中提高。

经济观察报：在民主中学习民主，而不是说学好了再来。

易中天：那就学不好了，因为民主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是必须亲历的，比方说投票，你会不会投票？我曾经在1980年代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某年两会期间有一个人大代表慷慨陈词，说选票为什么要设计成赞成、反对、弃权，是不是鼓励那些墙头草、两面派？要么就赞成、要么就反对，弃什么权啊？他不知道弃权票比赞成票和反对票还重要。民主是公民的权利，而任何公民的第一权利是弃权权，就是放弃使用权利的权利。如果我连这个最低的权利都不能保证，我哪里有赞成和反对的自由？现在有弃权票，大家不奇怪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民主素质在提高，在投票的具体实践当中慢慢地提高起来了。

其实我们今天缺的不是大家空喊的民主，而是实实在在地去做。公民的民主素质是在民主当中提高的，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在民主中提高民主素质。

经济观察报：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太多，再推进民主建设就要乱套。

易中天：人口多的问题，它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哪一种民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成都的公推直选方式只适合乡镇党委使用。这就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区别。我们是一个大国，在全国包括到县，不能实行直接民主，要实行间接民主。

经济观察报：县级不可以吗？

易中天：县级不行，人太多。选一个县长，全县的县民都来选，不可操作。我的观点就是：在县以上实行间接民主，县以下实行直接民主。

经济观察报：这里边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民主仅仅理解成选举。

易中天：那当然，民主绝对不仅仅是选举。民主首先是精神，是文化，其次才是制度。选举只是民主制度当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民主的根本的东西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第三种说法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就要牺牲经济发展。

易中天：和我们现在相比，古希腊时期的生产力并不够先进，经济欠发达得很，但是人类最早的民主,就在古希腊时期产生,并且发展成为一套制度和文化。经济不发达更需要努力发展民主，越是不民主越搞不上去，因为产权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产权是否清晰恰恰是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国力不是也发展得很快吗？

易中天：集权的情况下是可以高速发展的，怎么不可以高速发展？但是，在集权的情况下，国家的快速发展是短期的，是不可持续的，更何况经济发展速度快慢，根本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民众的福祉。

易中天：我们的目标是以人为本。用快慢来衡量成败本身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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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及引言 引言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2004年3月20日，中国成都龙泉驿桃花故里。

龙泉驿是中国最大的水蜜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桃树成林。每年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成都市民都要拖家带口，三五成群，施施然而来，在这里举行他们的狂欢节。这一天就更是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因为东方电视台和成都电视台要在这里现场直播大型文化电视节目《花开中国·花重锦官城》。

沾衣欲湿的杏花雨飘逸地弥漫在空中，把满树桃花抚弄得娇艳欲滴。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领导人，也戴着旅游者的小红帽，和成都市民们一起谈笑风生。这时，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他们心头的沉重。事实上，就在这天，就在这里，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告诉我，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经过慎重考虑和半年试点，成都市已在五个月前正式全面启动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他们决心用这把利剑，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魔障，从根本上解决成都的“三农”问题。

这当然并不容易。

谁都知道，“三农”成为“问题”，真是千头万绪，说来话长。尽管也曾有过相当的关注和不懈的努力，“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三句话，仍然挥之不去。毕竟，冰冻三尺，本非一日之寒。解冻，也就不可能只需要一天两天。就说成都，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虽然算好，却还是有一些地方至今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窘境，也未能解除部分农民的返贫之虞。这些丘区和山区占全市土地面积多大比例呢？丘区27.6％，山区32.3％，加起来竟达六成！何况还有教育、医疗、文化、社保等诸多社会建设问题。这么多问题加在一起，一个“城乡一体化”就能都解决了吗？

次年7月底，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又来到成都。曾经开满桃花的龙泉驿，处处都能吃到红彤彤、香喷喷、甜津津的水蜜桃。这时，距离他们决定统筹城乡并且试点，已经两年多。朋友们告诉我，成都的“城乡一体化”，也像龙泉驿的桃树一样，结硕果了。而且，成都市委、市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比如在新都试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在全市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有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直选和民主测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则是转变政府的职能，从审批和管制，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一系列的配套改革，使成都悄悄地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比方说，过去，城市与农村是“二元对立”的，城里的钱下不了乡，乡里的人进不了城，农村的建设跟不上城市的步伐，农民对城市没有感情却有意见。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后，至少部分农民的感觉变了，他们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又比方说，过去，乡镇党委书记的产生是不关群众痛痒的，因为反正是上面往下派，党委和政府的好坏也不关他们的痛痒，因为反正管不着。实行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直选和民主测评，也就是试点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后，群众的看法就变了，他们说：现在书记是我们的了。再比方说，成都市政府清理了审批项目，规范了服务流程，建立了政务中心，实行了质量检测，建设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人民群众也非常满意，他们说：现在政府是我们的了。城市是我们的了，书记是我们的了，政府是我们的了，这些说法一下子让我产生了兴趣。我相信这三个“是我们的了”背后，一定有一些值得回味和琢磨的故事。反正这时正是暑假，闲着也是闲着，何不住下来看个究竟？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本书就是我这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在2005年8月1日到10月1日两个月走马观花的结果。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用“访谈实录”和“追问笔记”的形式给大家讲一些故事，一些发生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故事。我还会追问这些做法后面的想法，以及实际操作的方法，并尽可能给出一个说法。做法、想法、方法、说法，加起来就是“方式”。因为这个方式是在成都发现的，所以叫“成都方式”。实际上，这些年来，成都一直在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当、可行、符合实际、事半功倍的方式，以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我看来，这事已经有了些眉目，也有了点成果。而且，正是靠着这种方式，他们使探索成为经验，使理想变成可能。这样一种实践，不会没有借鉴意义吧？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让我们走进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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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突出重围

一、忧患

金嘉祥忧国忧民：

农民一路走来，听到的好话多，捡到的干货少

2005年8月1日，成都市委农工办，金嘉祥的办公室。

金嘉祥是我这次调研要见的第一个人。我想见他，不仅因为他熟悉情况，而且因为他直率坦诚。在成都政界，金嘉祥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口碑。只要是他认为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他常常会“奋不顾身”地去说、去做，而不顾及什么官场上的这个那个。我和他电话预约的时候，金嘉祥对我讲了他的想法。他说他今年五十多岁了，已是升官无望，他不想吹捧谁，也用不着吹捧谁，只想做点实在事，说点真心话。其实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就怕听官员们大吹大擂歌功颂德。老金既然自称是个讲真话的，那就尽快见见。

一见，果然落落大方。

1954年出生的金嘉祥是大邑县人，从小生长在农村，生活在农村，可谓土生土长。他当过民办教师、公社干部，当过邛崃、大邑两县县长，成都市的水利、农牧两局局长，现在是成都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成都市农委（农工办）主任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主任。农村的事情，是他最挂念的。前两天，资阳发生了猪链球菌疫情，损失惨重。成都市很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正像抗洪救灾一样严防死守，防止资阳的疫情向成都蔓延，金嘉祥的手机也就响个不停。金嘉祥对我说，对不起，猪儿的事情不能不管。我当然也不会介意猪儿优先。于是，他就一面照顾着他的“猪儿”，一面和我“摆龙门阵”。

“摆龙门阵”是我提出来的。一见面，我就和他“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金嘉祥微微一笑，将我一军：那我说四川话行不行？我马上用四川话回答：没得问题。一听这话，金嘉祥就进入了状态。他告诉我，自己原本是想研究哲学的，还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差一点成为我的校友。后来服从组织安排，没去上学，结果“误入歧途”，从了政。不过我看他虽然没上哲学系，说起话来却是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讲起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就更是头头是道。可见哲学也不一定要在课堂上学，“歧途”反倒可能是“正途”。更何况，金嘉祥毕竟是从基层、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干部，说到“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感情真切而真诚。

我问金嘉祥，你这个农家子弟，虽然跳了“农门”，可是跳来跳去，还是没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官也只能当“农官”。你看你，职务换了不少，部门也换了不少，却没有一个不是和农村、农民、农业打交道的。你不觉得委屈？

金嘉祥说，委屈啥子呢？农民又不低人一等，农业也总要有人管嘛！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民以食为天”嘛！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要不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把“三农”问题当做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我说，那好，你看“三农”到底是不是问题？

金嘉祥说，当然是问题。不但是问题，而且好像是步入了一种怪圈，剪不断、理还乱。在“三农”上，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下了很多工夫，发了很多讲话，但农村始终相对贫困，农民还是相对那么苦，农业上的问题相对还是那么多，可以说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粉碎“四人帮”那阵子，农村的情况真是惨不忍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大包干”，把农民从不切实际的、超越了现阶段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连续几年出台一号文件，理顺了农民和市民、农村和城市的一些基本关系，使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初步的繁荣，让农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这些都是事实。

我说，当然是事实。这是有目共睹的。

金嘉祥说，是啊！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下子“三农”问题可算是彻底解决了，农村可是富裕了。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政策又变着花样出台，在农民头上“摸”，也在农民包包头（钱包里）“摸”。各种税费、摊派，都出来了。什么“人民学校人民建”、“人民交通人民办”，一切都是人民，结果一切都是摊派，农民又陷入了不堪重负的境地。

我说，啊，好了伤疤忘了痛。

金嘉祥笑笑说，也不完全是这个，也还有体制上的问题。当时那个“双层经营体制”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接的时候，也是有矛盾的。简单地说，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结果，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减产减收。

我说，这个时候，城市可是发展了。

金嘉祥说，问题就在这里。城市年年在发展，城里人的收入年年在增加，农村却停滞不前，或者发展缓慢。这样一来，两下里差距就拉大了。改革开放之初，城乡消费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到了2003年，就变成了3.2∶1。城里人包包头（钱包里）有3.2元钱，农村老百姓只有1元钱，还是凑起来的，咋个平衡嘛！何况还有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说，农民成整块地没能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

说到这里，金嘉祥不无感慨。他说，这是不公平的。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打江山靠的是农民，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动中国发展首先破题的还是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农民带的头；土地承包、推行改革，也是农民带的头；“一化三改造”，首先“化”的还是农民。但是，工业发展了，社会前进了，国力增强了，城乡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农民无怨无悔地跟着我们党走，党说咋着就咋着，啥子事情都带头，可是一路走来，自己的经济水平、政治待遇，甚至国民待遇与城里人的反差越来越大，你让农民咋个想得通嘛！

我同意，是想不通。

金嘉祥接着说，农村里头，做基层工作的干部也想不通。所以现在农民的失落感越来越大，农村干部的不平衡感也越来越大。这是很麻烦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就说消费比例，按照国际惯例，城乡差距超过3∶1，社会问题就来了，我们却是3.2∶1，你说危险不危险？

我问，这个问题，难道没人想过？

金嘉祥说，当然有人想。应该说，党和政府从总体上是关心农村的。每年年初出台的一号文件，讲的都是“三农”问题。领导讲话，也都要强调“三农”问题。发下来的文件、讲话、通知，不晓得有好多，摞起来硬是好高一堆，但是农民捡到的“干货”还是少，似乎真让人感到有点困惑。

我问，你说的“干货”是什么？

金嘉祥说，过去的一号文件，主要解决的是农村的机制，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现在就试图要解决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国民待遇问题。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这是“三农”当中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宪法作了明确的表述，农民是人民的范畴。但是，农民在权益上是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的。比如，城市要招公务员，你是农村户口就没有资格；城市要招工，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行；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能在成都市和其他大城市立足或者长期生存；城市有医保、社保，可以享受好的教育，农村就不行。农村好处不多，税费倒不少。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在征收农民的农业税，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没有道理的！工人做工同样使用的是国有资产，但工人不上税，凭啥子农民就要上税？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可是其他问题照样存在，不解决确实不行。

这就说到根本上了。也就是说，“三农”问题，有经济问题，有社会问题，有文化问题，有体制问题，但最重要的还是公民权益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以及这个国家的宪法和这个政府的行政，都必须保护公民的权益。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国家才是现代化的，这个政府才是民主的。公民权益的直接表现就是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对等，才能体现公民人格平等和发展机遇均等。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还不可能做到城市和农村发展均衡，市民和农民收入一样，也没有必要都扯平了。总要有人先富起来，也总要有地区先发展，这样才能让所有的人都富裕，所有的地区都发展。但这并不等于国民待遇也该两样。给予农民和市民同等国民待遇，是不需要花钱的，为什么就做不到？

金嘉祥认为根子就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而打破这一体制性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只有城乡一体化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消除了割裂和对立，没有隔阂和障碍，农村才能富裕起来，农业才能兴盛起来，农民也才能享受到和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享受到现代文明。

原来如此！成都市的干部把问题想得这么深，他们的思路就应该是清晰的，他们的做法也应该是可行的。于是，接下来，金嘉祥就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成都的想法和做法。这些想法和做法，集中起来就是“六句话”、“三大重点工程”和“三个集中”。

“六句话”是：

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

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

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

以政策配套为保障；

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

“三大重点工程”是：

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农村发展环境建设。

“三个集中”是：

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

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农民向城镇集中。

这些话听得我一头雾水。于是金嘉祥建议我到各区县市走一走，看一看。他的意见，是先去双流，而且一定要和冷刚谈一谈。

二、寻找突破口

冷刚单刀直入：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精简农民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冷刚在担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之前，曾经是双流县县委书记。这是一个豪爽的人，也是一个精细的人。和他交往，你能同时感受到他的热情似火和柔情似水，爽朗豪侠和心细如发。如果你和他是朋友，那么，你还能感受到他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体贴入微。实际上，“两袖清风，一帮朋友”，正是他最得意的事。这样的人，很对我的脾气，所以一见如故，十分投缘，我也立即被收编到他那“一帮朋友”中去。

既然是朋友，说话也就坦诚。冷刚说他这一辈子，工作职务五花八门，个人经历一言难尽。冷刚是简阳人，在龙泉长大。他务过农（当知青），当过兵，修过汽车，当过石匠，上过大学，做过买卖（代表政府招商引资），工农兵学商，啥子都干过了，从生产队长一直做到县委书记。他给自己的为官之道总结了四句话：万事肩要厚，万事民为重，万事心要平，万事只唯实，简称“厚重平实”。万事肩要厚，就是要有担当，对社会、对家庭、对朋友要负责。出了问题，不要把责任往上级推，也不要往平级和下级推，要自己担起来。没有担当，做事不能想三步，不要说当领导干部不够格，就是婆娘嫁给你也要把肠子都悔青了。万事民为重，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事放在第一位。遇到问题，要先想老百姓，后想乌纱帽。万事心要平，就是要以平常心对待职务的变动。升官是偶然的，下课是必然的，做事应该是实在的。这也就是万事只唯实。只唯实，就不唯书，不唯上，就能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事情。

这话实在。于是我就请他实实在在地讲一讲，成都怎么会想到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搞城乡一体化的，当时思路又是怎么样的。

冷刚说，成都这个地区，历史上《华阳县志》里面写了一句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城市的发展比较快，城乡差别也越来越大。在农村地区，我们农民是自己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我当过生产队长，我曾经回到我当知青的地方，山还是那样的山，人还是那些人，农村还是如此的贫穷。这又咋个行呢？我们党，打天下靠的是农民，建设新中国还要靠农民，但是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来，农民仍然很贫穷。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还利于农民。

我追问一句，是“还利”，不是“让利”？

冷刚说，对，是“还利”，不是“让利”。因为这个“利”，本来就是农民的。我们党是离不开农民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农民就没有共产党”。不把农民的问题弄清楚，不把农民的事情摆摆平，执政党的基础是夯不实的。你建设现代化也好，建设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也好，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建设小康社会也好，“三农”问题不解决，你整啥子都整不成。

我说，话是这么讲，问题是有没有办法。

冷刚说，所以到了2003年3月份，春城书记就把双流、都江堰、郫县、大邑、龙泉五个区县的领导干部叫到一起，谈了四句话：“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进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春城书记要我们领会四句话的精神，回去进行试点工作。

我知道这四句话。这四句话，在李春城2003年8月党代会的报告中表述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的步伐。”后来，它又浓缩为两句话。先是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2003年10月到现在（2005年8月）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所谓“统推”的来历，大致如此。

但问题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话怎么说，更在于事怎么做。双流和都江堰、郫县、大邑、龙泉四个区县一样，是要打头阵的。领得将令的冷刚，究竟怎样不负厚望？一马当先的双流县，又究竟怎样破门而入？

冷刚说，这个事情，开不得玩笑，打不得马虎，先得想清楚了再做。过去我们很多事情，决心不能说不大，力度也不能说不强，但是效果不佳，可以说是“投入不少，动作不小，解决不了”。为啥子呢？就因为没有想清楚。比如扶贫，在我看来是越扶越贫，钱没用到关键地方嘛！所以回到县上，我们领导班子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首先是从农村着手，把农村问题的关键抓住。

我问，你们认为农村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冷刚说，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作为双流县来讲，第一轮承包和第二轮承包，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我们农民是按照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来进行分配的，好坏均摊，肥瘦搭配，因此承包的土地是零星分散的。比如煎茶镇老龙村九社的一户农民牛泽成，一家四口人承包土地12亩，分成46块，最小的一块栽不下三窝苗。土地的零星分散制约了农民增收，无法进行规划种植，无法产生规模效益。我们农民的素质本来就不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非常差，如果还地少人多，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非常困难，农民增收就非常缓慢。你想嘛，一亩地养十个人，和十亩地养一个人，哪个效益好，吃得饱？就是瓜儿（傻子）也算得清。我们成都的情况是什么呢？全市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是0.83亩，你就是种黄金也富裕不起来！

我问冷刚，你的意思是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民和耕地面积的比例，减少束缚在耕地上的农业人口？

冷刚斩钉截铁，对，必须“精简农民”！

精简农民？从来只听说过精简机构、精简干部，没听说过精简农民的。于是催他快讲。

冷刚说，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他们才能富起来。你看那些发达国家，哪有一大堆人种一小块地的？当然我们不能学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做法和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做法是每1公顷土地交1美金，连续种植3年，土地就属于自己的了。这个在我们国家行不通。英国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的做法是比较血腥的，也不能学。但是必须把农民最大限度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我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我们成都耕地面积1.2万平方公里，顶多用100万人去种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却有680万农民，太多了，非精简不可。这680万，近几年已经转移了200万，还有400万。扣除100万老人养老，100万娃娃上学，还要转移100万。如果我们把300万交给管工业的，100万农民给第三产业，100万娃娃归管教育的，100万老人安置好，这680万农民就弄完了。到那个时候，农民想不富都不行。

我明白了，这是两个方面的效益。一方面是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人均土地收入提高了，另外在第二、第三产业上又挣了一部分钱，收入就会成倍上升。

但在冷刚那里，事情却还没有完。

冷刚说，光是“精简农民”还不够，因为农民不会经营呀！现代农业，只会种地可不行，还要会经营，还要成规模，还要搞科学种田、技术革新。我们这1.2万平方公里耕地，金贵得很，不能交给那100万农民按照过去的方法去耕种，今天整点茄子，明天整点黄瓜，挑个担担儿到镇上叫卖。那是脱不了贫致不了富的。要让有钱的人、善于经营农业的人进行规模经营。所以我们提出第一个“集中”，就是“土地向经营者集中”。

我问，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又有什么好处呢？

冷刚说，经营者一旦承包，就是几十亩甚至几千亩，这就有规模。经营者懂得经营，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这就有效益。农民出租土地，按股分红，这就有收入。何况他们不再束缚在土地上了，还可以外出打工。不愿意外出的，也能给经营者打工，这样又多一份工资收入，土地和人的效益都提高了，岂非两全其美？

我承认，是两全其美。

冷刚说，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把农民从土地上精简出来，而且精简出来的农民还要向城镇集中。为啥子呢？因为你不让他向城镇集中，你让他继续待在农村，他就会永远贫困，永远不能享受城市文明。我经常讲，现在山区的农民，女的都嫁出来了，剩下的都是光棍和老人，娶回去的不是傻就是痴，下一代的人种都要发生变化。只有集中到城镇，农民的生产方式才会改变，生活方式才会改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最近，我们把高山农民的子女全部接下山来，到城里读书，管吃、管住、管学费，一年200多个娃娃，花20万，供到18岁，上了职业高中就能就业，也就不回山上了。这样通过几年至多几十年的努力，就把农民全部搬下山来。老的住进养老院，中年的解决就业，小娃娃政府把他管起来，就让这个村自然消亡。因此有第二个“集中”，就是“农民向城镇集中”。

我说，农民向城镇集中，农民也就变成市民了。

冷刚说，对头。但是，如果农民集中之后不能就业，就会成为新的城市贫民。这就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现在把川大引进来（让四川大学在双流县建校园），双流县赞助了3.5个亿的现金，真金白银拿给川大，就是要发展校园经济，就是为了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农民收入。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反正我们不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迁出去就不管了，还必须同时考虑他们的就业问题。

我问，怎么考虑？

冷刚说，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而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又必须降低产业成本。过去我们在发展初期，第二、第三产业规模不到位，企业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政府的投资非常大，企业的成本投资也非常大，双方都吃亏，就不利于经济发展。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把工业向园区集中。结果政府对辅助设施的投资成本降低了，拆迁成本也降低了，企业之间的配套也更加完善了，企业的运行管理成本也降低了，国家和企业都是双赢。这就是第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我们就能彻底改变农村面貌，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奠定基础。

原来“三个集中”是这么回事，但不知道哪个“集中”先来？

冷刚说，我们的“三个集中”是同步进行的。“三个集中”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统筹，离开“统筹”二字是不行的。你不能司令部往前走了，大部队还在后面；也不能战士冲到前方去了，弹药粮草跟不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这当然不错，他们“三个集中”的想法听起来就更是不错。但操作方式也很重要。对于基层工作而言，有时候操作比设想和规划更重要。没有可操作性，设想和规划再好也是零，甚至是负数。因为这回办砸了，下回就没人信你了。农民都是很实在的。他们可不会因为你想得精彩纷呈，说得天花乱坠，就回回都听你的。因此我很想知道双流当年的一些具体做法。

说到这个问题，一贯主张“推功揽过”的冷刚，便不动声色地把他当年的副手牛敏推到了前台。

三、路在脚下

牛敏旗帜鲜明：

农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双流县县长牛敏是一个和冷刚气质完全相反的人。冷刚豪爽强悍，英气十足，像个将军；牛敏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像个文人。牛敏有一个宝贝女儿，叫牛梦笛。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来源于牛敏的一个梦：夕阳西下，微风轻拂，牧童吹着短笛踏歌而归。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牛敏心中的一个人生理想，也不知道冷刚有过什么样的梦。但我觉得，冷刚和牛敏实在是两个有趣的人。他们的性格甚至就像他们的名字：冷刚刚强，牛敏敏锐；冷刚粗中有细，牛敏柔中有刚。这样两个人搭档，一个当书记，一个当县长，应该是一种“优化组合”。

牛敏告诉我，刚才说的“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已经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准确的表述是“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这个“集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内重组，二是社外流转。

我追问一句，社内重组，社外流转？

牛敏说，对。为什么要重组呢？因为农民承包的土地零星分散，一家人种几十块地，这样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发展规模经营。原来种蔬菜、种水稻问题还不大，现在调整结构种李子，种草莓，种枇杷，种经济作物，问题就来了。比方说枇杷要有围水池啊，我不可能斗笠大的一块地，也给你修个围水池吧？因此社内就要重组，让农民土地连成片，几十块地要就近把它调到一起。

我问，你的意思就是把它组成一整块吗？

牛敏说，对，打乱重调。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农民的土地都承包下去了，这个人是这几块，那个人是那几块。这是签了合同的，30年不变，等于是他的了。现在打乱重调，这个人拿到好的，那个人拿到坏的怎么办？你们的乡干部、村干部，趁机做点手脚又怎么办？不要说农民，就连我也有顾虑。土地可是农民赖以生存之本，他们承包到这些土地也不容易。你现在又把它拿回去，说是重调，他怎么肯干？

牛敏说，不干就做工作嘛！我们开了四五十次会，做思想工作。然后怎么干呢？你要处以公心，给他调到比较公平嘛，不要让他觉得有人趁机以权谋私，打他的主意嘛！另外几种设施要给他、帮他。原来这块地没有水，好嘛，我给你搞个围水池。另外，土地整理，也有一笔钱。

我明白了。社内重组，打乱重调，除了做思想工作，关键是公平和实惠。农民觉得他没有吃亏，还得了好处，他就愿意干了。但不知他们调整了多少？

牛敏说，这几年我们重组了28万亩。全双流是70多万亩耕地。然后社外流转。怎么流转呢？就是引进经营者，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交给搞农业产业化的经营者。经营者来采取什么办法呢？顺包反租。

我问，什么叫“顺包反租”？

牛敏说，就是农民包产到户的承包关系不变，但是他把地租给经营者。这样，经营者和农民就形成了两种关系。第一种是租赁关系。经营者租用农民的土地，要向农民缴租。一般是按实物计价、折价，每年两次，6月30日一次，9月30日一次。有人讲我们搞的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是“向地主集中”，这话不对。实际上地主是农民，经营者是长工。但是经营者规模经营需要工人，农民就成了农业工人了。这就形成了第二种关系，雇佣关系。

我不禁拍案叫绝。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或者说，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以后，就土地使用权而言，农民是地主，经营者是佃户；就农业企业而言，经营者是老板，农民是工人。一个租赁关系，一个雇佣关系，经营者和农民互为老板。这算不算生产关系的一场变革呢？

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政治经济学家去回答吧！我更关心的，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操作问题：当农民和经营者发生这两种关系时，他们是直接和经营者打交道呢，还是由政府来做中介呢？

牛敏说，一对一的谈判肯定不行。农民谈不来，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每家每户都去和经营者谈，不是相互攀比，就是暗中压价，效率低，成本高，结果也不好。我们的办法，主要是以村、社为单位，就是村和社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和经营者谈判，然后尊重农民的意愿签合同。

我问，农民愿意吗？

牛敏说，愿意。

我又问，为什么愿意？

牛敏说，因为有好处。

我再问，只是有好处吗？

牛敏说，从长远看，也有意义。我甚至认为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问，第三次革命？

牛敏说，是。第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分田到户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当时就那么一点东西。你分一头牛，我分一张犁，他分一间屋，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家庭还没有劳动力。于是农民联合起来你出农具，我出劳力，共谋糊口。

我说，就有了互助组、合作社？

牛敏说，对。但是后来我们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违背了经济规律。小平同志又总结安徽的实践，搞承包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一夜之间吃得饱了。但是富不起来。

我问，为什么富不起来？

牛敏说，你想嘛，千家万户的农民闯千变万化的市场，怎么适应得了，又怎么对付得下来？每个人种点枇杷，每个人种的枇杷都自己挑着担子去卖，走不了十里地，卖不出好价钱。这种经营方式，即便脱得了贫，也绝对致不了富。

我又问，现在又有什么不同？

牛敏说，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以后，规划经营、规模经营了，情况就大不一样。第一，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第一笔收入，也就是租金收入，在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得到了1200斤左右的粮食。过去这1200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你投入施肥，投工投劳，还要缴税，现在没有。经营者给你这1200斤左右的粮食，6月30日就可以拿到，净得。第二，农民还有一笔收入就是打工，每天可以挣到一笔钱，少一点15元，多一点30元。第三，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种1000斤枇杷，再也用不着自己挑着担子卖，由经营者坐飞机卖到香港去。我们在北京开枇杷新闻发布会，是老板出钱，我们出场。农民增收了，农业增效了，农业的投入也解决了，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我看是一条康庄大道。而且，从分散经营到吃大锅饭，到包产到户，再到规模经营，是螺旋式上升。所以我说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同意他的说法。这里面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他们的做法并不违反政策，也不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因为土地的权属和性质没有改变。所有权还是集体的，使用权还是农民的。使用权既然是农民的，那么，怎么用，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他们愿意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经营，就无可指责，无可厚非。

因此第二点至关重要，就是必须农民自愿。农民为什么会愿意呢？因为只有把土地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进行规模经营，农业才可能现代化，农民也才可能脱贫致富。农民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也都愿意而且急于富裕。所以，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同时让农民看到实惠，他们就不会反对，甚至积极踊跃乐观其成。

实际上，联合并没有错，土地集中使用也没有错。包括当年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其联合农民集中土地这两点而言，也没有错。那些做法，错就错在农民的联合并非全都出于自愿，更错在土地集中以后搞的还是传统农业，失去了集中和联合的意义。因此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土地集中后一定要搞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

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生产方式改变以后，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分散经营变成了集中经营，分散居住也要变成集中居住。这就有了第二个“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这也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居问题。因为土地集中整理以后，原来一家一户单独居住的农民还可以住到村子里来，如果原来就是相对集中住在村里的，就更不成问题。问题是，如果还照样住在村里，农民的生活很难实现现代化。尽管我们有“村村通路，村村通水，村村通电，村村通电话，村村通电视”之类的口号和做法，但实在地说，成本很高，很可能高得农民用不起电话，用不起电视，用不起自来水。比如一个自然村，几户农民孤家寡人住在深山老林，安一部电话得拉多长的线？这就很难一下把城市文明延伸到广大农村。

何况还有城市发展的问题。城市要发展，要建设，工业要向园区集中，都要搬迁。牛敏就说，过去我们的做法是农民失地以后就地拆迁、就地搬，我们政府不管的，结果就造成二次搬迁、三次搬迁、四次搬迁。今天这个来了搬一回，明天那个来了又搬一回，刚刚搬完又要你搬，农民怎么能没有怨言？

我说是呀，人家又不是吉普赛人！

牛敏说，所以我们痛下决心，农民向城镇集中，一次性彻底解决搬迁问题和农村现代化问题。一劳永逸！

我没吭气，心想你们盘算得倒是不错，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总不成全由政府买单吧？如果让农民拿钱，光是基础设施，一个人平均也要付2000元，你那好房子他咋住得起呢？

牛敏却告诉我毋庸过虑。牛敏说，他们的办法是拿地换钱，把节约土地的钱补给农民去盖房子。比方说，原来安置1000户农民要500亩地，现在安置农民的蜀星花园由于修了5层楼，就只要100亩地了。这个土地节约的钱，一个人可以补7000元。农民一家四口，四七二万八，烂房子就可以变成好房子了。

这当然也是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是不是普遍可行，我还要走走看看。

四、软着陆

宋朝华感慨万千：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必须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2005年8月5日，新津县委接待室。

新津县委书记宋朝华和冷刚、金嘉祥一样，也是农家子弟，只不过1962年出生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不但上了大学，而且年纪轻轻就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成都市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干部队伍中的一员。1997年，年仅35岁的宋朝华担任了大邑县委书记，2002年调到新津。当了两县两任书记，宋朝华应该很有些话可说。

照例还是要“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其实我说这话之前心里多少有点底。我深知，作为县委书记，一点官话、套话都不讲，是不可能的。但作为基层干部，只讲官话、套话，是不行的。基层工作是很实在的事情。不要说只讲官话、套话，就是只讲宏观都不行。宋朝华就有一个观点：只讲宏观，空谈误国；多讲微观，实干兴邦。果然，说起新津县的城乡一体化，宋朝华讲得很实在。

宋朝华告诉我，成都的特点，是大城市带大郊区，全市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五城区，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第二圈层近中郊区，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双流、郫县。第三圈层远郊区，都江堰、彭州、邛崃、崇州、金堂、大邑、蒲江、新津。新津地处第三圈层，综合经济实力与第一圈层有明显差距，比第二圈层略有不足，但在第三圈层还说得起话。自然资源，有山有水；经济发展，工业基础较好，民营经济发达。所以我们提的口号，是“领跑三圈，融入二圈”，这就需要加快发展，尤其要在推进城乡经济同发展、共繁荣上下工夫。再说，新津总人口近30万人，农业人口近22万，仍然是一个农业县，“三农”仍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就要结合县情，找准结合点。新津的特色经济是什么？就是民营经济。新津的民营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工业经济为主体。工业要发展就必须集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不行的。但是这很困难。全县12个镇乡的大部分企业都愿意在本土发展，要把它们全部搬迁到园区，相当于一场革命。

我问，那你们怎么办？

宋朝华说，靠政策引导。我们有两个政策。第一个叫“三分政策”，就是把落户乡镇和异地落户项目的引荐乡镇，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考核指标、招商引资任务数和项目税收三个方面，都按三七分成，调动了乡镇和部门招商引资的积极性。第二个叫“三不政策”，就是对不按规划要求选址的项目，规划不审批，计委不立项，建委不报建，促进和保证了新引进工业项目全部落户园区。

我笑了。呵呵，软硬兼施。不过工业要向园区集中，必然涉及搬迁问题。一般说来，工业园区多半在城关。城关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远郊贫困地区是比较好的。这些年，城关附近的农民依托城市，往往先富了起来。不少人盖了新房子，有的还盖得很好，哪里肯搬？搬迁原本就是大难题，城关农民的搬迁只怕更是难上加难。倘若农民不肯搬，又如之何呢？难道也搞“三分政策”和“三不政策”不成？

宋朝华也笑了。他说当然不行。工业向园区集中，采取一些引导性、限制性的措施是应该的，但农民向城镇集中必须自觉自愿，强制的做法不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我说是啊，那就等于搞“集中营”了。

宋朝华对我“集中营”的说法不置可否。他强调的是：“强扭的瓜不甜”，不甜就不和谐。因此不能“硬搬迁”，只能“软着陆”。

我问，那你们咋整？

宋朝华说，先要算清账。过去常提三句话：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可见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工业要发展，就必须向园区集中。集中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富县，富县才能富民，富民才有和谐。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和谐更无从谈起。我认为，一个地方，一个县，不管gdp有多大，财政收入有多高，城市建设有多漂亮，真正的政绩关键还是要看农民富不富。如果农村没有变化，农民没有富裕，政绩就是虚假的。过去，我们一直在提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但提了这么多年，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在增加，为什么？就因为我们落实富县的措施多，落实富民的措施少。县城经济在发展，但农民没有富，自然骂娘的就多，怨恨的就多。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思路，通过城乡一体化同步推进富县和富民，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我说，你的意思是，工业集中发展不但解决了富县的问题，还解决了富民的问题？或者说，要想富县又富民，工业就必须集中发展，农民就必须集中居住？

宋朝华说，正是如此。表面上看，工业向园区集中导致农民失去了土地，实际上却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结束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日子。同时把他们集中到安置小区居住，又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再通过政府的培训就业工程，把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真正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身份变了，生活变了，观念变了，收入也提高了。过去一个完全务农的农民，一年所有收入加起来真正要达到4000元非常困难，现在一年仅打工的工资收入都上万元，应该说是成倍增加。

我并不完全以为然。我说，你们的账算得是不错，问题是农民认不认账，买不买账。

宋朝华承认我的担心有道理。他说，农民都是“见水脱鞋”的。他们也讲道理，但更讲实惠。他觉得讲实惠也是一种务实的态度。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追求务实和谐、实惠和谐。不给农民得到实惠，是不可能和谐起来的。你要拆他的房子，你要征用他的土地，又不给他好处，他怎么和谐得起来呢？

我问，那你们给农民什么实惠？

宋朝华说，这里面也有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问题。过去我们有个教训，我们都是等项目来了，才开始拆迁，让农民住过渡房，一年两年都没有房子给他，往往都让农民去投亲靠友，甚至在路边搭简易过渡房，没有现房可以安置，造成了很多矛盾。这样的事情做多了，政府就没有威望了。我们跟农民许愿，说房子多久要建好，拿几张规划图给农民看，说我们的房好漂亮哦，农民都说我们是骗他们的。

那是当然了，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这种事情以前多了去，农民吃一堑长一智，也学乖了。你不放兔子，他当然不撒鹰。

宋朝华说，这次就是总结了以往的教训，先把房子盖起来，并且做到环境优美、设施配套、价位便宜，还帮助农民解决就业问题，真正让他们安居乐业，结果在36天内成功搬迁了489户，都是城关农民，近乎神话。为什么能创造这个奇迹呢？这跟“先建房，后拆迁”的“新津模式”密不可分。安置房建设得怎么样，设施配套如何，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就会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搬迁。

新津县的纯阳安置小区我看过，在园区和县城之间，进厂打工，进城购物，或者开个店铺做点小生意，都方便。何况还有各种优惠政策和配套政策。农民整巴实（舒坦、满意）了，当然愿意来。原来所谓“新津模式”，就是“筑巢引凤”。过去我们只听说招商引资要“筑巢引凤”，没听说安置农民也要“筑巢引凤”的。这确实是一个创造，但也有问题，那就是政府必须掏钱垫付工程款，补贴农民。不垫付工程款，房子就盖不起来；不补贴农民，农民就住不进去。这里面会不会有困难，会不会有争议？

宋朝华说，确实有这个问题。比如这次我们县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5000多万元让利于民，就引起了许多争议。大家都说凭啥子对农民那么好，凭啥子拿几千万给农民？我说，你们错了。仔细算一算，政府并没有亏。农民腾出的土地可以引进多少个项目、发展多少个企业？这些项目、企业可以产生多少税收、多少财富？算大账、远账，我们没有多拿给农民，只是提前支付给他们。更何况这么多年来，我们工业的发展，农村、农民、农业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工业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应该反哺农业；城市发展到一定时候，就应该反哺乡村。拿一点钱给农民，我们不是行贿，他也不是受贿。这是我们对农民的补偿，优惠一点也应该。只有让农民真正感到实惠，农民才会认为党的政策好，政府亲民爱民，才会拥护我们。在农民的问题上，我就主张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

宋朝华告诉我，他们这回是把“人情”做到底了。农民搬到新区以后，免费办理房产证，连工本费都不收，物业管理费免五年。过去他在农村有房子，他也不交什么费嘛！他分到的房子也可以卖。如果优惠的房子不允许农民卖，那就是假优惠了。他卖了房子以后，可以去买其他的房子，也可以去城里租房子，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做生意。比如100平方米的房子，他3万块钱就买到了，然后1000元一个平方米卖出去，可以赢利7万。他到其他地方去租一个房子，一年的租金不超出1万，剩下的钱就可以做小生意，拿去“滚雪球”。这都是农民的权利。要给农民自由，要给农民一条出路。他把房子卖给别人后，他不会再找政府的麻烦。中国的事情要搞活，有个前提是放开，管得过多、过死并不好。农民要交易，就让他交易；农民要进入市场，就让他进入市场。进入市场以后，我们和农民的问题就画句号了。今后不管有什么问题都是他自己的事，有什么税费该交就交，又有什么不好？

当然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过去农民一家一户单独住，现在搬进公寓楼，住到一起来了，那么谁住楼上，谁住楼下，谁住东头，谁住西头呢？如果发生矛盾引起冲突，又怎么解决？

宋朝华说很简单，也就三个词：公开、公平、公正。只要你是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开，很多事情都好办。我们的纯阳安置小区楼层分配的办法，是先公布各楼层的价格，比如底楼260，二楼270，三楼300，四楼290。大家根据各自经济的承受能力，自由选择户型。如果撞车，就先协商。协商不好，就抓阄。一靠经济杠杆，二靠民主协商，实在不行就靠“天”。另外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就是哪个先拆完了，哪个就先来选房。先拆完的先选，后拆完的后选，等到最后没得好的了，就不怪我们嘛！结果很多群众连夜拆迁，冒雨拆迁，没有一户强制执行，也没有一户告状上访。农民其实是通情达理的，怕就怕你徇私枉法。只要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就不会有矛盾，也不会有问题。

这样看，当然不大会有问题。不过新津县虽然在第三圈层，却是“第三世界领袖”。第三圈层的其他县市，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五、硬崛起

曾万明迎难而上：

要发展就要有胆识，再困难的地方也有优势

2005年8月10日，成都市政府，曾万明的办公室。

39岁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大邑县前任县委书记曾万明很低调。他似乎并不十分愿意接受我的访问。曾万明一再声明，大邑能够有些变化，靠的是市委市政府领导有方，靠的是全县人民和整个班子的集体智慧，和他个人没有太大关系，何况事情已经过去，和别的同志谈也一样。

我只好告诉他，我们的访谈是对事不对人的，也没有宣传个人的意思，只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大邑县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是有典型意义的，应该让别人知道。至于一定要和他谈，也仅仅因为当事人的感觉更真切。曾万明这才同意“把大家做的事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面对面交谈。他嗓音低沉，语气平实，毫不张扬，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尽管如此，我仍能感觉到他平时的风趣和风采。

曾万明告诉我，他做工作的原则，是谋事不谋人。谋事也就是谋发展，要发展就要有胆识。其实再困难的地方，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大邑在成都算是相对偏远、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原来属于温江地区。温江地区有个说法：“邛蒲大，鬼害怕。”邛蒲大，也就是邛崃、蒲江、大邑。主要问题，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思想观念比较陈旧。他去大邑的时候，大邑基本上没有工业，基本上看不到建筑工地，存款只有20个亿，负债倒有6亿多，其中债券3亿多，工资都发不出。所以干部群众思想包袱很重，觉得大邑离成都那么远，发展也没有后劲。

我说，你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不知有何想法？

曾万明说，我当时想的是，改变大邑现状，肯定要靠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自己依靠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话倒是不错。问题是他们那里一穷二白，要啥没啥的，怎么生产自救？

曾万明说，我这个人是逆向思维。大邑是有差距，是有困难，是相对落后，但是，差距就是潜力，落后就有希望。一个地方，它越困难，留给我们做事的舞台就越好，发展空间就越大。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嘛！所以差距也是财富。

好嘛！“鬼害怕”变“提款机”了。不过大话好说，实事难做，且看他们如何“变废为宝”。

曾万明说，我当时脑海里一直在想，大邑主要的矛盾是什么？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说来说去，还是“发展”二字。必须用发展来凝聚人心，用发展来激励斗志，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要发展，就得有项目。如果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项目就是发展的硬道理，也是大邑的第一要务。搞城乡一体化，没有项目就是空谈。因此我们提出，以招商引资作为整个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以项目建设为核心来加快大邑的发展。

我问，大干快上？

曾万明说，不，科学发展。绝不能再走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个老路，必须集约化、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法制化。因此我们规划了“五区一线”。“一线”就是旅游公路沿线，从西岭镇到韩场镇，100多公里，相当于一个项链，把五个区串起来。韩场镇是畜牧高科技园区，安仁镇是文化旅游开发区，晋原镇是工业区和新城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在苏家镇，都在旅游沿线上。文化旅游开发区上实际上也是四点一线，一个西岭雪山，一个花水湾，一个道教发源地鹤鸣山，一个刘氏庄园。兵马未动，规划先行。规划好了，就可以招商引资。第一，靠优势招商……

我笑了。“鬼害怕”的地方也有优势？

曾万明说，怎么没有？一是能源优势，有煤，有水，电力充足。二是土地优势，荒滩、土坡、河滩地很多，造地成本也低。三是环境优势，西岭雪山花水湾，旅游资源丰富。四是生态优势，山、丘、坝都有，立体气候很明显，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山区我们重点搞药材，丘区就搞多种经营，搞麻羊、反季节蔬菜，坝区主要搞大田。五是劳动力优势，劳动力价格相对比较低。所以我觉得搞项目的话，在具体操作上必须要靠优势来招商。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项目就会来。优势发挥得越充分，就越说明我们的切入点选得好。问题是你要把这些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宣传力。你必须要去挖掘它，利用它，也就是“发现优势，培育优势，制造优势，利用优势，发挥优势”。

我这个人是有点不讲道理的。所谓“不讲道理”，就是“只讲事实”。这也是我和成都市领导干部访谈的一个基本原则。大邑有这五大优势，是事实；如何发现、培育、制造、利用、发挥，却不知道。

曾万明说，一靠真情，二靠诚信，三靠党的坚强领导。我经常跟班子里的人说，搞项目必须要大团结，必须要大联合，也必须要大统战。只要是能给我们项目的人，都要去争取他，团结他，实现双赢。办企业是要赚钱的，我们就要在遵纪守法和不伤害老百姓利益的前提下，帮他们赚钱，甚至帮助他们算账，让他们觉得投入是有回报的。2003年3月，一个朋友告诉我，中国的制鞋大王双星集团准备到四川来发展，但是没有基地。当时我刚到大邑不久，正在党校学习。我就去找他们成都公司的销售老总，请他到大邑来看，给他介绍工业开发区，介绍我们有哪些优势，劳动力的优势，电力的优势，交通的优势，良好的服务优势。这个东西就打动那位老总了，就把青岛总部的人介绍到大邑来。我们又陪其到大邑的景区去看，又跑到青岛去回访，争取他们到这边来投资。最后，双星集团投入2.5个亿，建西部的制鞋基地，还把制衣、制帽、制袜都搞起来了，形成一个很大的产业链。而且地价还卖得很高，6万多元一亩，国家标准，没有优惠。

我问，没有优惠也肯来？

曾万明说，肯来。其实一些大企业，并不十分在意那些“小恩小惠”。他们更看重的，是这个地方的软环境。外地的企业能够过来发展，很大程度是选择人。这个人能不能交，这个人做事诚不诚信，老板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很多调查，考察这个地方说话算不算数。你讲诚信，项目就来了。所以我和班子里的人讲，我们招商引资搞项目，一定要用真心换真情，用真情换真意。

我问，如此说来，一靠真情，二靠诚信，这两条是一致的了？

曾万明说，是。有真情的人一定讲诚信，讲诚信的人一定有真情。真情是内在本质，诚信是外在表现。我经常说两句话：宁肯说我水平低，不要去虚报浮夸；宁肯说我手艺差，不要去弄虚作假。丁是丁，卯是卯，这样好一点。我到大邑后还有一个“阳光理念”，提出了“诚信大邑，阳光政府”。阳光政府，就是公开的政府，透明的政府，为民的政府，廉洁的政府，责任的政府，效益的政府。总之，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阳光，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经得起后人的评说，要经得起大家的认同，要经得起社会的评判。

我问，三靠党的坚强领导又是怎么回事？

曾万明说，我当时在大邑提出，内部要增强凝聚力，外部要增强吸引力，整个干部队伍要有战斗力。我作为书记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方向把握好，把规则制定好，把节奏处理好，这样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事业的进步和社会的和谐。

我又问，有效果吗？

曾万明说，有。比如福建有个玉新集团，它到西部来，要选一个出口加工基地，到了绵阳，到了乐山，也到了德阳，最后一站到成都。到成都时路过大邑，慕名到韩场镇去访问。当时韩场镇的党委书记十分敏锐，马上报告我，说他们可能是来考察投资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说你把他们留下来，住到花水湾。第二天我在县委接待了他们，介绍情况，又叫韩场镇的书记跟他们一起回厦门，考察公司情况，谈了13天就把这个项目搞定了。玉新公司投了一个多亿，可以解决1500人就业，出口创汇可以达到1000万到3000万美金，产品全部销到美国和欧洲。韩场镇的老百姓也富了。光是给他们种蘑菇，四五个月就可以赚6000元。

我说，这就是靠优势招商了？

曾万明说，是。

我问，还有别的招数吗？

曾万明说，还要靠产业招商，靠环境招商，靠资源招商，靠市场招商。靠产业招商，就是对一些企业要引导它们做大做强。不知道你去看过天邑科技没有？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大邑人。我们把他请回大邑后，一年销售的可以达到1亿多，通过他还引进了台湾企业，是大邑的第一家台湾企业。还有一个是蓉新公司，投资一个多亿，搞了蓉新管道，投产以后可以做到10个亿，税收可以达到7000万。过去税收过千万的企业最多只有一家，现在达到四到五家。

我问，靠环境招商呢？

曾万明说，环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硬环境，水电气路都要配套。还有就是软环境，核心就是讲诚信。不能做到的就不要去说，说到的一定要做到。

我问，靠资源招商呢？

曾万明说，就是以资源换投入，以资源换资金。比如我们要修路，没有钱，又贷不到款，我们就引进中铁八局。路修好后，把土地拍卖给它，或者把拍卖土地的钱给它，以地换路。

我问，靠市场招商呢？

曾万明说，比如我们有这么多的垃圾，要做无害化处理，我们也没有钱，但是有市场。我就引进一个垃圾处理厂，搞了bot模式，它来投资、经营和管理，13年以后就无偿地交给我们了。

我明白了。曾万明的五大招商，最重要的是靠优势招商；而曾万明说的优势，其实包括“硬优势”和“软优势”。“硬优势”就是能源、土地、环境、生态、劳动力，“软优势”就是真情、诚信、党的坚强领导。在我看来，“软优势”其实是比“硬优势”更重要的优势。实际上，有着能源、土地、环境、生态、劳动力“硬优势”的并非只有大邑一家。许多企业选择大邑，恐怕更多的还是看中了他们党委的真情诚信和政府的阳光透明。

“软优势”造就了“硬崛起”。有两组数据可以说明大邑的变化。一是老百姓的存款从每年20亿增加到31个亿；二是用电量，2002年是3.6亿千瓦，到2005年超过了5亿千瓦。发展的结果是富裕，富裕的结果是文明。我看过安仁镇的农民新居，那是让城里人看了都要眼红的。大邑这个以前的边远贫困县，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地还是那些地，却因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从“鬼都害怕”变成了“人人爱来”。

六、智者胜出

白刚妙手回春：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难题也能变成机会

2005年8月11日，锦江区委，白刚的办公室。

如果说大邑的发展可以归结为“软优势，硬崛起”，那么，锦江的成功就无妨称之为“智取胜，巧安排”。很难用一两个字来准确形容和描述锦江区委书记白刚。他睿智聪明，又并不张扬；思维严密，又富于想象。实际上他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搞出来的那“五朵金花”——红砂村、幸福梅林、江家菜地、荷塘月色、东篱菊园，与其说是“典型”或者“范例”，不如说是艺术品。我是到过红砂村、幸福梅林和江家菜地的，一进门就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什么农村？完全是公园嘛！走进去以后就更是感慨万千。绿茵遍野，果木成行，花枝招展，四季飘香，一派恬淡祥和景象。所谓“田园牧歌”，亦不过如此！能想出这种点子的人，肯定有艺术家气质；和这样的人谈话，当然也是愉快的。

然而说到“五朵金花”，白刚的脸上却并无骄色，反倒微露一丝苦笑。他说这其实是逼出来的。锦江属于中心城区，带有两个乡。这两个乡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已经改成了街道办事处，乡和镇都没有了，但居民还是农民。

我奇怪，为什么还是农民呢？

白刚说，因为城市一定要有通风口，一定要有绿地。我们锦江区这块农村，刚好就有一部分被规划为绿地和通风口。这就不能搞房地产，不能盖高楼大厦。可是周边地区在发展呀！你这块地方空起，搞不好就变成城中村，脏乱差不说，还穷。这块地方的农民就会有意见了：凭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脱贫致富，我们就该贫穷落后？没道理么！而且如果你不采取一种方式把它融入城市，这个城市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总不能搞成令人谈虎色变的“城中村”吧？

我同意，这确实麻烦。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历史性、阶段性问题，也是一个让许多人头疼的“老大难”。著名学者陆学艺来成都调研的时候，就曾建议他们不要去动“城中村”。但现在看来，锦江区不动也不行。

白刚说，这就逼得我们党委、政府想办法。我们这两个乡，有一个发展工业，问题不大。另一个乡，三圣乡，麻烦就大了。它是酸性膨胀土地，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既不丰产也不丰收。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这块地方不但变城市难，就连农村也很难做好？

白刚说，是。

这确实令人同情，却不知他们怎么想。

白刚说，我们也没有怨天尤人，怨天尤人也没有用。既然我们摊的就是这块地，那就要在这块地上做城乡一体化，把劣势变成优势。怎么做？找事干。我们就是没事找事。正好这个区有一个传统的种植习惯，就是大田种花。种花好啊，经济作物嘛，可以解决多收的问题。但如果不做大做强，顶多也就是小富，发不了大财，甚至可能连小富也做不到，不过温饱而已。

我说，那么请问如何做大做强呢？

白刚说，我们就选了一种方式——自己去申报四川省首届花博会，而且会址就选定最边远的一个村，叫红砂村。这个方案一出来，大家都说天方夜谭。之前没有这个事啊，省上也没有说要办什么花博会啊！再说了，你要办一个省级花博会，肯定得要两个亿，比如修场馆、酒店什么的，基础设施你总要搞吧？

我说，呵呵，两个亿，你有吗？

白刚说，要两个亿就有问题了。不要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也不能花两个亿搞昙花一现。我们绝不能过年放鞭炮，花钱只图一个响。必须把我们这个会，办成永不落幕的花博会，还不能花那么多钱。

我说，啊，空手套白狼！

白刚一笑，说也可以那么讲吧！当时省里正在推进三个转变，就是“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土地资源转化为土地资本，人才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本”。我说这样很好，我就把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怎么转？很简单。我们不出一分钱，让企业出。哪个公司来投资，帮我们建场馆，会完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场馆改成西南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场，交给这家公司去经营，等于是他把市场建好借给我们开花博会，开完以后我们还给他。他有市场能盈利，我有场馆不花钱。大家都不吃亏，大家都很高兴。

我说那是，双赢么！但不知你们和农民是不是也双赢？

白刚说，当然要双赢。我们做事就是为了农民致富，这是最大的前提。如果不是为农民致富我们就不干。所以我就策划了一个方案，把整个红砂村打造成花博会景区，而且还不大兴土木。怎么改的呢？不动迁一户农民，把农民的农房全部改造了。加个顶啦，刷个墙啦，围个院子啦！资金嘛，政府出六成，农民出四成，穿衣戴帽，把它变成旅游景点。城里人来了一看，啊，公园！

我笑，是像公园。收门票吗？

白刚说，不收。农村嘛，收什么门票？但它确实又是公园，可以当做公园来逛。这个工程我们大约花了1000多万。当时就有记者问春城书记，你一个村花1000多万，你要花多少钱？春城书记说，你看我们这个村是花了1000多万，但是如果在城市的旁边做个公园，要10个亿。我还要请一帮人来维护这个公园，管理这个公园，我们这个公园却不用请人维护管理，因为这是农民自己的家嘛！

我又问，然后呢？

白刚说，然后就搞土地流转，把这个村90%以上的土地流转给大户。结果38家公司接了，包括美国的维生公司。维生公司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是最好的公司之一，我们要搞花卉龙头企业，需要它来带动。花卉企业进来后，农民到企业打工，照样和平时一样种他的地，浇他的水，锄他的草，却多了一份工钱，自家的房子还可以做客栈，开茶馆，搞农家乐。因为他的房子改造成旅游景点了嘛！这又多一份收入。结果，我们办花博会，既没花多少成本，又没动迁农民，而且土地也流转了，花卉企业也进来了，农民也增收了，别人都很羡慕。

我问，没有不赞成的？

白刚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农民是不以为然的。农民觉得办会嘛，就是你们修两条路，插几面旗子，图个热闹，办完了我们还是老样子嘛。但是我们锦江区办的花博会，还不到半年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其他村看红砂村富了起来，也都想搞……

我打住白刚。且慢！我承认你这个红砂村方案很精彩，堪称“金点子”，甚至是“绝招”。你不但把农民就地变成市民，而且把农村就地变成了公园。但是，正因为它是“绝招”，所以不可效法。“绝招”的特点就是“绝”嘛，难道还能拷贝、克隆？

白刚说，当然不能重复搞花博会。我就去幸福村，那里有一片梅花林。过去由于没搞城乡一体化，没完全引起重视。这次去看，发现有600亩。全国四大梅花基地，南京、无锡、武汉、成都，其他三个市最大的梅林也只有300亩，我有600亩就是最大了。如果认真做出来，还可以做到3000亩。我们就决定搞个“幸福梅林”。这个理念一提出，农民比我们还积极。他们自己打了个标语：“奋战100天，超过红砂村”。我们说我们快，农民比我们还快。

当然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下一个呢？

白刚说，下一个就是江家菜地。花香农居（红砂村）和幸福梅林（幸福村）都是种花，这回该种点菜了，也不能总是种花，就搞了江家菜地。种花的富了，种菜的也要富呀！我们就给农民说，你把土地整理出来，然后以一分地为单位，让城里人来认种。

我说，就像到动物园认养动物一样？

白刚说，对。一分地一年收他800元，一亩地你就有8000元。你也不用自己到城里去找认种人。你和农业合作社签订两个合同：一是土地流转合同，一个是代种合同。合作社把你的土地拿到以后，就去面对市场，让城里人认种，你自己变为代种人。他想种萝卜你就种萝卜，他爱种莴笋你就种莴笋。他的萝卜可以拿去换莴笋，也可以让你帮他卖。你卖了把钱给他，这样他也高兴，你也高兴。而且还有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把租金给他量化了，细化了。城里人付的这800元，100元是种子、化肥、农药，150元是地租，350元是劳动力，还有200元给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养护整个基础设施和景点。农民听了高兴得很。过去要起早贪黑去卖菜，进城又没有摊位，只能卖给菜贩子，卖得好就有钱赚，卖不好还亏本。现在一分地800元什么都包完了，城里人还多了个集生态、旅游、体验、休闲于一体的好去处，皆大欢喜。

确实皆大欢喜。不知白刚还有什么金点子。

白刚说，这三个村成功后，就提出了“五朵金花”的概念，第一朵是花香农居，第二朵是幸福梅林，第三朵是江家菜地，第四朵是荷塘月色，第五朵是东篱菊园。荷塘月色，我们准备打造成艺术村。办法也很简单，把农民的房子略加改造，一幢房子培养一个管家，租给艺术家。艺术家一进来，这个村子的文化含量就不一样了，做旅游景点就有吸引力了，也就可持续发展了。

我问，农民有什么好处？

白刚说，怎么没有好处？按照我们的设想，农民应该有四份收入：你流转我的土地，要给我土地的租金；我在你那里打工，要给我薪金；我出租房屋给你，你要给我房子的租金；我入股集体经济组织，要给我股金。何况权属还在，土地还在，不动产没变，农民高兴得不得了。

我说，岂止是四份收入，还有四种身份：地主、工人、房东、股东，真是立地成佛。只不过我总觉得你们的情况太特殊，未必是人人都学得来的。

白刚说，怎么学不来？有人说，红砂村你搞小盆花种植我们学不懂，幸福梅林有梅花我们又没有，算你运气。我们承认这两个地方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盆花、梅花你没有，菜地你也没有？种菜你总会吧？大家都说，推进城乡一体化，一定要找到产业，一定要找到载体，可惜自己没有。如果你要这样想就错了。每个人，每个地方，其实都是有优势的。你自己不会发挥，不去找，你就会觉得别人可以你不可以。实际上到处都是产业，到处都是载体，甚至到处都是机会，关键是你去不去发现，怎么去发现。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难题也能变成机会。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想问题。

这话在理。必须承认，锦江确有一定的特殊性。他那“五朵金花”，不要说别的地方没有，便是在成都，也独此一家。但，事不同而理同。这个“理”，就是科学发展观。只要总体思路是对的，所有的地方便都可以那样做，只不过要因地制宜而已。至于具体如何做，那就要靠智慧了。就说三圣乡，原来不也“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差一点落得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吗？谁想到他们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反败为胜，突出重围呢？

穷则思变，急中生智，智者胜出。所谓“锦江经验”，或可作如是解。

七、仁心致和

文登来情为民系：

农民的收入问题，是最核心的切入点

2005年8月11日，金牛区委接待室。

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金牛区委书记文登来兼有山东人的豪爽和工程师的谨严。文登来是莱阳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毕业，搞过企业，坐过机关，掌管过一省的信息产业工作，属于那种专家型的领导。他调到地方上工作，肯定会有自己的风格。文登来说，他是2003年10月份才到金牛区的。那时双流、锦江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已经开始有一些东西，他感觉有压力，也感觉如果继续去简单重复地摹仿，意义不是很大。他跟班子成员讲，不要去争一时之短长，要静下心来认真研究，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加符合自己实际的办法，把事情想得更长远、更系统一点，这样做下去可能会好一些。

这是实话。双流和锦江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做得确实漂亮，金牛要赶超并不容易。那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文登来说，首先琢磨的，就是农民转变身份之后的收入问题。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切入点。根据以往的经验，超过30岁的农民就很难再就业。七八千农民集中在一起，如果不能就业，没有收入，整个小区就会一塌糊涂，想去整改也整改不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区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农民出租自己的房子，都有一些钱可以赚。现在我们搞“农民向城镇集中”，把他的房子全拆掉了，他这部分收入就没有了，农民怎么肯干？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民要集体居住，就要搞农民新居工程，钱从哪里来？我们金牛区有9万农民，人均居住面积就算50平方米，那就是450万平方米。1平方米算1000元，就要45个亿，哪里去找那么多钱啊？这还只算了基本建设费。加上配套之类，差不多需要100个亿，甚至超过100个亿。由政府出钱来建设，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不现实，哪个政府也负担不起。其实也不光是这三个问题。外来流动人口无房可住，同样是问题。一个城市要发展，是离不开外来流动人口的，不能让他们无处落脚。外来人口没了住处，搬迁农民少了收入，这两条加在一起，社会就不稳定、不和谐了。不知金牛区有什么高招？

文登来说，想来想去，感觉还是得发展集体经济，但必须是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可持续发展的。什么叫新型的呢？首先操作上要按照公司法来操作，跟以前的那种非法人的集体经济不一样。公司自己成立董事会，所有农民都是股东，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董事长，然后再任命总经理。公司主要的任务就是经营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招商引资也可以。当然，它的经营要符合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比方说我们有一片地，我们要规划市场，他们就可以去。如果我们是物流，他们就可以找企业来合办物流。政府在征地之前，也适当地给他们配置资源。公司内部，必须有相当的资产不能拿去抵押、出售，确保一个底线。这样，不管公司的经营状况怎么坏，坏到最后这个底还在。我们知道，每个村差不多都有集体资产的，但往往一拆迁就没有了，分光了。现在大家明确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前途，原来的资产也就不会浪费，农民就会自觉自愿地去保护集体资产。不过光是这样想还不行。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成立的公司还得有事做有钱赚才行。正好这时我们区有一个项目，就是要建设“两河森林公园”。这是成都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中国人居环境奖的重要项目之一，占地6500亩，包括森林，涉及农民5000多人，宅基地和“林盘”1100多亩。

我问文登来，什么叫“林盘”？

文登来说，川西农民都是独家独户居住，农民除了合法的宅基地之外，屋前屋后还有一些树林、竹林，我们叫“林盘”。这5000多农民，宅基地加“林盘”是1100多亩。农民集中居住以后，就用不了这么多了。于是我们就在已经建成的高家小区旁边规划了两河社区和一个商业风情镇，占地540亩，和占地1100多亩比较起来，还省了500多亩。所以我们愿意拿200多亩做商业街，再拿一定的面积做出租房，作为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载体。商业街和出租房，由集体经济组织和投资方共同建设，集体经济组织出土地，投资方出资金。建成以后，给投资方不超过30％的住宅和商业设施作为回报。不过只给使用权，不给所有权。房子不能卖，一卖就乱套了。招标之前我们选企业，对企业讲你要来投这个资，说清楚给你50年或70年的使用权，办产权也是给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不是办给你这个投资方的。

我明白金牛区的想法了。他们确实是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集体利益。也就是说，在经营者和农民之间，优先保护农民；在集体和个体之间，优先保护集体。当然，经营者的利益、个体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也都是保护的。他们甚至想方设法让农民个人增加收入。至少，集中居住以后，收入不能减少。比方说，金牛区许多农民，原来都是有租房收入的。这和集体经济组织可没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文登来他们也想到了。

文登来告诉我，他们在建农民新居时，事先充分征求了农民的意见。文登来说，按照规定，种粮户人均面积是60平方米，种菜户50平方米。对于三口之家来说呢，就有180平方米或者150平方米。农民是比较节省的，觉得一家人住这么大一套浪费了，一般都选三套，一套自己住，另外两套拿来出租。我们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就设计了三种户型的房子，大中小，三套，让农民在规定面积范围内自由选择。你愿意自己住大套就住大套，愿意住小套就住小套，省下面积换租金。不过有两点和以前不同。第一，以前是自己出租，现在全部交给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出租。出租以后，钱是多少给多少，租出去多大面积就按多大面积给你租金，当然要交所得税。第二，自住的和出租的分开。比如这一块是农民自己住的，旁边这一块是农民出租的，不混在一起，这样便于管理，治安也好得多。

这是个好办法。政府并没有多花钱，就解决了两个问题——农民的收入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这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

问题是，农民当真愿意吗？

文登来实话实说，农民开始时是有些不愿意。我们就和农民直接交换意见。我们有200多名机关干部，用一个月时间每家每户去走访，去谈话，做工作。就是了解情况，你对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咱们怎么能做到一块。200多名干部花了一个月时间每家每户都弄清楚了，就想办法解决。比方说，农民有一条意见：你给我迁得远离城市中心我不干，我就住在近处。这个好办，我们保证不迁远。全区规划11个住宅区，都不迁远。这是第一个。

我问，第二个呢？

文登来说，第二个，房子我们给他盖好一点。做经济适用房，层高2.8米就合格，我们规定3米。第三个，鼓励企业给农民买社保。你雇佣我们的工人，我们补贴你一部分，帮你买单。第四个，对年轻的农民进行培训，每个人700元培训费由政府来付。培训出来找职业，我们也帮他找。年纪大的，安排从事服务业和公益事业，有一部分靠低保，每个月210元。第五个，解决户籍问题。

我问，改成城市户口吗？

文登来说，是。这个工作做得比较细，我们是挨家挨户去给农民讲，为什么你要换，换了以后你有什么好处，他们愿意了才交上来，不愿意就算了。交上后我们再给他换成城市户口簿。

我又问，为什么他们不愿意？

文登来说，因为他们怕丢掉一些权利。其实这个事我们原本可以不管的，公安直接给你管了，宣布原户口簿作废，很简单就解决了。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认为，交这个本实际上就是做思想工作的过程。他心甘情愿交上来，我们就成功了，就放心了，农民就成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的协作者。我们真的感觉到，要诚信对待农民，逐步解决遗留问题，绝不发生新的问题。农民是很不错的，只要真心诚意对农民，没有做不了的事。

我想，这大约可以称之为“仁心致和”了。实际上，成都市许多区县党委书记都说过意思差不多的话。他们说，农民其实是很可爱的，也是通情达理的，一般都不会无理取闹。要闹，也是“有理取闹”。因此，我们的干部只要注意三点就行了。第一，要爱护农民，不能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第二，要平等待人，不能把人家摆在一个比你低的位置；第三，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公开、公正、公平。过去有些事情之所以做不好，就在于喜欢搞“暗箱操作”，农民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干部的态度还不好，哪里和谐得起来？

这就必须转变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实际上，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成都市各区、县、乡、镇干部的作风，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我第一次下乡就体会到了。

八、润物细无声

陈代康体会深刻：

最大的效益就是群众信任政府了

2005年8月3日，蒲江县复兴乡农民李启松家。

蒲江县复兴乡其实是我实地考察的第一个点。但当时初来乍到，感受并不很深。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感觉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理解，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真正感觉。当我开始理解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以后，对复兴乡党委书记陈代康的话就有了新的感受。

陈代康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他皮肤微黑，身体健壮，风尘仆仆，看起来不像党委书记，倒像一个农民工，当然是农民工当中比较有文化的那种。这就让人放心。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乡镇一级的基层干部，整天东奔西走，上山下乡，和农民打交道，如果白白净净，大腹便便，就让人生疑。陈代康既然把自己整得像个农民工，就说明他的工作是真抓实干，不是光耍嘴皮子。

复兴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搞得不错。有楼房，有平房，有一楼一底，有两楼一底，连成一片，看上去像是联排别墅。“别墅”对面，是统一建设的猪圈，也连成一片，是猪儿的“联排别墅”。陈代康告诉我，盖这样的房子，农民基本上不用掏钱，乡里按户头算每个人补助2500元到3000元，从项目资金里来解决。像修这个平房，大概也就是二三万，我们给他补助的就是一万多，剩下的他拆了旧房也就够了。水、电、路都给他修好，公用配套也全部给他。户型自由选择，经济条件稍差的修平房，经济条件稍好的修楼房。楼房的标准每平方米大概就是1000多元，也不高，一家一户住起安逸。

我想，你说得倒是好听，这房子看起也不错，不过农民的事情我也是晓得一点的。他们安土重迁，不喜欢搬来搬去。老房子虽然烂一点，但是住惯了，也未必肯走。

陈代康说，刚开始我们动员的时候，老百姓一是不相信，二是不愿意。群众说，啥子哟，农民还有空调，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天上掉馅饼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开了10多次会，进行协调，进行访问，进行宣传。我们宣传小区建设的好处。好处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个好处是人畜分开，专门为他们在房子对面另修了养猪场，猪儿问题解决了。猪儿集中饲养，再修个沼气池，燃料的问题解决了，污染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也解决了。第二个好处是治安，我们治安都是联防，小偷小摸进不来。第三个好处，就是小区离他们种的田并不远，最远的也就是1公里，所以老百姓还是很容易接受。以前，他们想住好房子又没条件住，他们要自己修房子又不符合规划的要求，现在他们的梦想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他们说“真是死了我都干”。

我听明白了。我问陈代康，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有离土，也没有离地，也没有离乡，还让他住上了城里的房子，你还给他贴钱，所以他很开心？

村民李启松接话说，就是这样，我原来住在山边上，没有自来水，把家具买回屋头（家里）都感觉不协调，现在空调、浴缸啥子的都安起了。

李启松的浴缸我看了，一看就没用过。我怀疑是摆样子，装了给参观的人看的。陈代康解释说，主要是因为现在农民出去打工，猪儿不够，无法生成沼气，我们准备把猪圈租出去，让别人来搞养殖业。这样沼气池就能启用，李启松到冬天就能烧水泡澡。

不过李启松感受最深的，还是集中居住以后找活路、找钱（赚钱）更容易了。李启松有一台打米机，空闲时间帮别人打米。李启松说，以前打米很艰难，现在方便了。因为有通讯工具，有手机了，听到声音就知道打米的人要来了。也可以发短信，就是有点贵。打电话一个月大概就是50元左右，接电话不收钱的，用“大众卡”。

陈代康说，我们一个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移动电话增加了300多部。

我问陈代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你们呢？

陈代康憨厚地笑了笑，说我们有一点加班费，不多。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们的收入水平在目前来说算是比较低的，但我们在基层也习惯了。我们的收入虽然不多，还是觉得干起来带劲，有成就感。老百姓信任我们就有成就感。

我问，老百姓信任你，拥护你，感到愉快，是不是？

陈代康说，是。我认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个创举，它带来最大的效益，就是干群关系融洽了，社会和谐了，群众对我们政府信任了。在整个整理土地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不但农民在变，农村在变，干部也在变，包括机关干部、村社干部。我们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我们的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在转变。比如过去，在土地整理以前，我们经常出个通知、计划，各个村往下发，那你就按这个通知、计划去做。现在我们干部思想变了，就是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去解决。我们每出台一个政策，都要和群众商量，实施过程中也要和群众商量。比如使用土地，让老百姓搬迁，都要实行民主协商制。乡干部过去是命令式的，现在是协商式的。

我问，从命令式转变为协商式？

陈代康说，是。在整个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都不是乡上提出来说了算，都是和老百姓商量，大家同意了才算。这是第一个变化。

我问，第二个呢？

陈代康说，就是党员干部的责任感、责任心加强了。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都是划分了责任区的。你的范围是哪个村、哪个社，你的社员是哪些人，你就要负责帮助他们。就是说老百姓反映什么问题，他这里有一张单单，单单上有具体的问题，在多久之内要解决，你就要记下来，要解决。解决的情况怎么样，还要群众签单。这就是我们的“一区两好”。一区就是责任区，两好就是干部为群众好，群众说干部好。所以我们的干部经常深入田间地头，深入群众，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盼望的问题，他们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处理。

我问，如果干部不这样做呢？

陈代康说，我们把党委书记、乡镇长、分管书记的电话给大家公示。公示的是移动电话，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电话。如果有些干部一天到晚喝酒，一天到晚没给大家干事，你可以给我们反映。还有举报电话，大家来解决，监督干部。干部变了，群众也在跟着变……

我问，怎么变？

陈代康说，一是观念变了，变开放了。二十几个施工队在这里施工，群众感受到外面的变化，感受到外边人的思维，冲击很大。二是舆论变了。说务工的、说家庭经济的多了，说奇谈怪论的、发牢骚的少了。农民聚在一起，议论较多的是问你又到哪里去务工了，哪里有项目可以找钱（赚钱），这方面话题多了。三是关系变了，干群关系变密切了、变和谐了。过去有些时候连会都开不起来，现在一喊就来。他怕又有什么好政策他不晓得，或者又有什么优惠他漏掉了。四是心态变了。群众觉得县委、县政府是干事的，觉得共产党的政策确实好，都拥护推进城乡一体化。因为城乡一体化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解决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收入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收入增加了，心理就平衡了。

我问，你们呢？

陈代康说，我们干部的心态也变了。我自己心态的变化，就是感觉到干起工作来特别有劲。春城书记经常说，要把工作当做学问去研究，当做事业去追求。这话以前我们听得半懂不懂，现在是深有体会了。

看来，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但解决了农民问题，也解决了干部问题；不但教育和转变了农民，也教育和转变了干部。忽然想起，成都这两年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试行乡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的公推直选。于是问陈代康：你是派的还是选的？

陈代康实话实说：我是从县人大机关派下去的，经历三个乡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是公推直选的。

村支书说：我是全票当选的。我们村总共36名党员，到会投票22人，我当时得了22票，其中有些没参加。我是1953年出生的，很早以前就当支部书记，今年52岁，年纪大了些。不过村支部书记好像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只要是给老百姓办事的人就行。

陈代康接着说，按照县上的规定，我们将来都要通过公推直选，总有一天要竞职。说老实话，我们真还希望这样做。因为你随便做什么都要得到群众的评价和支持才行。如果老百姓把你看扁了，组织派你去你也干不好。何况乡村干部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不是他们选出来的就没有合法性，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这倒是有道理。但问题是，成都19个区县市，200多个乡镇党委书记，他们都这么想吗？从组织任命变成公推直选，这个弯他们转得过来吗？万一选不上怎么办？心理上能够承受得了吗？再说了，这个公推直选的程序是什么，具体的操作方案是什么，与之配套的规章制度又是什么？

我决定走访率先试行这一改革的新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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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夯实基础

第二章夯实基础

一、人民政府不是衙门

李仲彬掷地有声：

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2005年8月15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李仲彬的大名如雷贯耳，因为夸他的和骂他的人都为数甚多，喜欢他和讨厌他的人都成群结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区委书记个性十分鲜明，也说明他在某些方面一定动了真格。动了真格，就会有人坐不住，也会有人拍巴掌。不过李仲彬的毁誉参半争议迭起，恐怕还与他性格有关。他几乎是一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情感的人。爱则喜笑颜开，憎则金刚怒目，言则眉飞色舞，做则雷厉风行，一点都不像一般人心目中的领导干部。

我喜欢他，也为他担心。这种喜欢和担心，不好说是“英雄惜英雄”，只能算“异类惜异类”。我们两个不乏相似之处，只不过我的经历比他坎坷曲折，他的人生比我轰轰烈烈。李仲彬1959年生，四川眉山人，当过知青，后来当消防队员，多次立功受奖，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全国抗洪劳动模范、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他在消防队救了20年火，从电话班班长、防火科参谋、防火科科长、副支队长，一直当到成都市最高消防指挥官（支队长），从来就是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好几次差一点以身殉职。李仲彬说这是带兵的基本要求。你自己都不冲在前面，别人怎么跟你冲啊？你有权力要别人上吗？你自己冲在前面，你不叫别人，别人也要跟着。带兵的人必须以身作则，垂范作用是很重要的。

那好，我们就来看看他在新的领域如何冲锋陷阵。

李仲彬是1998年底调到新都的，先当副书记然后当县长。李仲彬说，我到地方上来，切肤之痛就是感觉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误会太多，对领导干部的认同度不高，政府的威信和威望也不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我们很多该公开的事情没有公开，暗箱操作。要知道，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的事，人民本来就有知情权。该让人民知情的没有让他知情，他当然疑神疑鬼，胡猜乱讲了。他不了解你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了解。要了解，就要知情；要知情，就要开放。于是他一当县长，就把县政府常务会开放了，对外开放。

我问，开放了又怎么样呢？

李仲彬说，开放以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会代表、党员代表、普通市民都进来了。他们看见了什么呢？看见“当官的”研究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啊，研究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啊，“当官的”很辛苦啊，很累啊，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都在研究怎样发奖金，怎样升官啊！这一下不就沟通了吗？

我说是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李仲彬说，通过这一沟通和交流，他们就把下面的问题带了上来，有什么想法他们也说出来了。这时我们就可以取舍。如果他们都反对，而且反对得有道理，这个议题我们就暂时不决，下次再议好了。毕竟他们来自第一线啊，他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啊！这样就避免了你盲目去决策，你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就要强一些了。这样就能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即使你犯错误，也不至于犯很大的错误，有这么多老百姓监督嘛！还有，同时他们也把我们的情况带回去了。我们有什么决策，群众一时半会不理解的，他们帮着解释。他们也是开了会的，晓得是怎么回事嘛！

我同意这确实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领导避免了决策失误，群众行使了民主权利，下情得以上达，上情得以下达，彼此得到沟通，自然政通人和。以前，党委和政府开会，门要关起来，窗帘要拉起来，外面还有一个站岗的。人民群众觉得神秘兮兮，就认为自己是隔着布袋买猫，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现在开放了，等于是把猫啊，药啊，都放进玻璃柜台了。

李仲彬却好像连“玻璃”都不要，他要的是“阳光”，是“阳光政府”。李仲彬说，何为“阳光政府”？就是将政府的一切行为置于法律监督之下，置于民主监督之下，置于老百姓监督之下，一切都看得清楚，一切都公开透明，一切都按规则来操作。这就叫“阳光”。你不公开能叫“阳光”吗？你不透明能叫“阳光”吗？你不让老百姓参与能叫“阳光”吗？该让老百姓知情的，你不让他知情能叫“阳光”吗？当然不行。要“阳光”，就要“拆墙”。所以我一当县长，就把政府外面的楼房炸掉，围墙拆了。那个围墙它不简单是个围墙，它是老百姓的心理障碍。把这个围墙拆掉，双方的心理就沟通了。站岗的也取消了，外面四通八达都可以进来，只有保安，跟小区一样，老百姓晚上还可以在政府外面唱歌跳舞。这绝不是个围墙问题，而是个理念问题。我们就是要让老百姓看到政府是透明的，是阳光的，是公开的，是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不要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和老百姓隔离开来。要给大家一种欢乐，一种信任，一种亲和。我们是靠老百姓打了胜仗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建围墙了，还要站岗了，还要放哨了呢？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我正想说点什么，李仲彬却不接我的茬，只管说自己的。李仲彬说，他有很多不喜欢，包括不喜欢官场文化和衙门作风。人民政府不是衙门，领导干部不是老爷。现在个别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就因为政府是衙门，干部是老爷，不可能是老百姓有问题。老百姓有什么问题？

真是掷地有声！我开始领教这位老兄的开放理念和凌厉作风了。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止步，一定还有动作。

果然，2002年12月，李仲彬一当书记就取消了书记办公会，改革了常委会，加强了全委会。常委会只决定议题，不议事，把常委会的职能转移给全委会。李仲彬说：这是我上台干的第一件事，也是我行使的最大的权力，就是把我书记的权力全部分散，顺便也把组织部长的权力下掉一些。以前提拔一个干部，开书记办公会。书记副书记碰头，先议一议，再上常委会。实际上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常委会走形式，跑官要官的都到书记这里来了，要不就去勾兑（拉拢、讨好、巴结）常委。现在对不起，就是提拔个副局长，我都没权力。先要群众公推，然后组织考核，对外公示，最后全委会投票，票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我当书记的一句话也不能说。全委会有27个人，你去勾兑吧，看你勾兑哪个！其实要勾兑也不难，你把工作干好，让群众满意，就是最好的勾兑。你还是勾兑老百姓去吧！

我说对不起，全委会票决也未必就靠得住，如果等额的话。

李仲彬说，提拔必须差额，至少两个候选人，甚至三个。两个人总有一个竞争，民主里面有一个选择权的问题。你拿一个我们选谁呢？当然候选人太多了也不好操作，二到三人比较合适。

我问，平调也票决吗？

李仲彬说，平级调动也要票决。平调表面上看好像很光明正大，没有提拔谁谁谁，其实里面的腐败很可怕。一个文化局局长调去当财政局长，一个机要局局长调去当建委主任，肯定不一样嘛！这里面的名堂多啊，这里面的猫腻多啊！所以非全委会票决不可，当然不能差额，只能等额。尽管是等额，是平调，如果大家不认同你，你还是调不了。

新都区的这项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李仲彬认为还不够，他还要搞“公推直选”。所谓“公推直选”，就是“公开推荐，直接选举”。当然，这里面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的做法，是先在学校试行。李仲彬说，为什么要先从学校开始？因为教师的民主意识要强一些。基层民主建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逐步培养，逐步训练。培养训练得差不多了，然后再由点到面，横向和纵向一步一步来。所以先在学校，全体教师选校长。然后在村，全体党员选支书。最后在乡镇，全体党员一人一票选举党委书记。

我问，差额还是等额？

李仲彬说，当然是差额，等额就没意思。

我又问，这么说，每次都有落选的了？

李仲彬说，当然有，包括原来担任这个职务的。村支书选掉了58个，学校校长选掉了12个。乡镇党委书记倒是没有选掉的，但有人没敢报名。

我再问，选掉了怎么办呢？

李仲彬说，学校校长选掉了，回去当老师，村支书选掉了，回去当农民。乡镇党委书记是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如果是新当选的书记，干到中间你的任期目标没完成，被罢免了，你原来是什么位置就把你放回什么位置。如果原来就是党委书记，就保留你的政治待遇，回家过年去吧！

我问，不像以前那样，实在干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个岗位？

李仲彬说，绝对不行！不但他不行，他班子里的人也不行。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以后，当选书记有对副书记、常委、正副镇长的提名权，报上级党委批准后，由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所以，你一旦被罢免，整个班子也得全体辞职，重新启动新的选举程序。原来是科长、副科长的，还是回去当你的科级干部吧！这也是和国际惯例接轨，政务官选举产生，事务官提名产生，技术官考试产生。它带来什么好处？就是解决了党政干部的团结问题。过去书记跟镇长不容易搞好，现在没有一个搞不好的。大家都在一条船了，有困难一起克服，要翻船一起落水。同舟共济，休戚相关，他们能不团结？长期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稍稍把制度改进一下，设计一下，就解决了。

我问，干得好呢？

李仲彬说，发奖。每年你完成目标任务了，会给你书记奖金6万，年年兑现。你连续5年就是30万，干满5年以后还有20万，这就是50万。但是中途一断，这20万就没有了。现在党委书记很难当的，这个钱并不好拿。

我问，怎么不好拿？

李仲彬说，我们有民主测评呀！全体人大代表，全体政协委员，全体党代表（即党代会代表），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市民代表，农民代表，每年一次给干部打分。当场计票，当场统计，当场公布。然后电视给你公布出去，报纸给你公布出去，你自己还要作检讨。这个东西很厉害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公开啊，它公平啊，它公正啊！它把每一个干部的毛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问，你自己也是测评对象吗？

李仲彬说，当然。

我又问，如果你分数低了怎么办？比方说低于平均数或者低于副职。

李仲彬说：我只有打辞职报告。不要说分数低于平均数，就是低于副职都不行。因为你当一把手，就是一面旗帜。分数比副职还低，你的副职怎么服你，怎么认同你啊？你的副职就会想，你的分比他的低，你还要指挥他？你指挥他什么，你自己打辞职报告解甲归田吧！其实这件事，压力最大的是我。当然对副职压力也大，哪一个都怕分数低了。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挑战。我当县长的时候就有这样一句话“向我看齐，向我开炮”，也就是说一把手要成为班子成员的表率，同时也要成为第一个被监督的对象。你怕分数低了，你就不要当领导。我不止一次讲，当一把手你就要成为这个地方的地面皮。因为你是代表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你要形成这个地方的气候，你就要带头上梁山。这个梁山就是为人民服务，帮老百姓做事。这就要提高你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水平。不上梁山就得下梁山，别无选择！

我说，这个恐怕由不得你。谁能保证一把手一定会得最高分？

李仲彬说，所以你要以身作则。

我问，万一有人存心跟你过不去呢？

李仲彬说，这个事情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老百姓是很公正的。只要你一心为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给他们做实事，他们不会找碴的。

我说，不管怎么说，你们新都区的官不好当了。

李仲彬说，是不好当，但是劲头也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支持你，什么事情都要帮书记说话了。原来老百姓说，那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派的，这个书记可能是买来的，可能是贪官。现在不一样了。乡镇党委书记都是这个乡这个镇全体党员选的，是自己的书记了。

我问，从“你们的书记”变成了“我们的书记”？

李仲彬说，是。过去工作的时候大家不一定配合，现在都主动配合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大体上弄清新都区做的事情了。一般学者调研和多数媒体报道，都说是三件事。但我认为应该说是四件，即开放三会、民主测评、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我决定走访有关人士，把这四件事情弄个明白。

二、打开天窗说亮话

孙建成水来土掩：

我们就是要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2005年8月16日，新都区区政府，孙建成的办公室。

新都区区长孙建成给我的印象，是讲政治，守纪律，很用心。孙建成和李仲彬一样，也是军人出身，也都爱学习。孙建成的文学修养是很好的，读过不少文学名著。他当成都市副秘书长的时候，是市委的“笔杆子”，理论水平也比较高。他当区长以后，忙里偷闲，仍然要思考一些问题。区长作为行政长官，事情是很多的。比如头天晚上，新都区就碰到了50年一遇的风灾，身为区长，不能不到第一线去。我见到孙建成的时候，他的裤腿和鞋子上都是泥。

我见孙建成，是要讨教“开放三会”的一些问题。孙建成告诉我，三会，就是区委全委会、政府常务会、人大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在仲彬同志当县长的时候就开放了，时间是在2001年9月。开放区委全委会和人大常委会是在2004年8月，那时新都已经由县改区，仲彬同志也已经当书记了。

我开玩笑说，开放三会，总不会是把会议搬到广场上，在露天坝里开吧？

孙建成说，当然不是，是邀请群众代表列席。

我问，列席人员怎样组成呢？

孙建成说，每次政府常务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各3名总共9人列席，区委全委会的列席人员由党代表（党代会代表）和党员群众代表组成，人大常委会的列席人员是市民代表、政协委员和不是常委的人大代表。

我又问，这些代表如何产生呢？

孙建成说，根据议题来选。议题涉及哪个镇，就请哪个镇的镇政府帮忙选3个市民代表。当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轮流，但基本上都是找与议题相关的代表和委员，通过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办公室来安排。

我问，你刚才说的是政府常务会吧？

孙建成说，是。全委会的列席人员也是9个，主要是党代表和党员代表，按系统产生。如果全委会有多个议题就分开来邀请，也可能每个议题来一位，也就是说各方面的代表性都要考虑到。

我问，为什么要按议题来邀请呢？

孙建成说，如果与议题不相关，就是来当收音机了，没多大意思。说句实在话，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只是旁听，没什么发言权，听听而已。这也不奇怪。那时我们没有经验，他们也不熟悉，大家都很新鲜。当时大家都觉得，能够开放会议，让群众旁听，就很不错了。

我同意。能开放就是进步。

孙建成说，但这不够。我们开放三会，不是作秀，而是要务实。后来就针对议题邀请代表，每次都这样。比如涉及某个镇的事情，就请这个镇的代表来列席。涉及某个系统，就请这个系统的代表来开会。这下子他们有发言权了，每次开会都积极发言，踊跃得很。

那是当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关系到自己的乡镇、系统，肯定要发表意见。何况他们身在基层，熟悉情况，本来就有发言权。

我又问，有表决权吗？

孙建成说，没有表决权，只有发言权。

我再问，那他们发言管用吗？

孙建成说，管用。有一次开全委会，讨论撤乡并镇。有一个镇，利济镇，按照市里的要求，应该整体归并到另一个镇去。当地老百姓就有意见了。因为这镇原来就是两个镇合并的，这次再合，就成三镇合一了，不方便。全委会上正好有这个镇的党代表，他就代表当地老百姓提出来，说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镇重新拆了，以河为界，就近合并。这边的合到这边，另一边的合到另一边。这个意见有道理。我们就尊重老百姓的意愿，请示市委，市委也同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开放三会确实有效果，也说明我们党实事求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想为人民办好事，但有时候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不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如果老百姓反对，就宁肯放一放。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实际上他们还能起到左右党委政府决策的作用？

孙建成说，如果他们的意见确实有道理，我们会听的。我们在座的有分管领导，还有部门的负责同志。如果他们认为这个代表讲的意见值得研究，那么这个议题就有可能停下来，再研究，然后下次再讨论。

我又问，如果代表的意见不一样怎么办？比方说，我们两个都是来旁听的代表，还都是同一个乡镇或系统的，意见又不统一。

孙建成说，这个事要搁下。把不同意见都听了后，有关职能部门再议，对这个事情再作些论证。

我再问，只要列席代表提出不同意见，你们都要搁下？

孙建成说。不一定，有些不。有些我们论证很充分的，或者他的意见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会上你就要给他解释，当场给他解释，有关部门给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他了解真实情况以后也会表示赞同。但是，第一，要充分听取他的意见；第二，要采纳其中合理的部分。

我问，有关部门的人也来列席？

孙建成说，都来，以备咨询。相关单位也参加。比如我们要搬迁拆迁，涉及许多方面，搬迁企业、拆迁农民都可以来陈述，来发表意见。这实际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民主决策。

我又问，这样大范围地征求意见，会不会人多嘴杂，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开成马拉松会议？

孙建成说，不会。在此之前，分管区长必须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充分咨询，科学决策，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可行的方案，至少要有一个思路和操作方式，然后才拿到会上来。我们心里其实还是有谱的。

我说，你的意思是，由于决策必须过群众关，你们准备得特别充分？

孙建成说，是。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准备充分，在最后决策这一关还是要请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党代表、党员代表来讨论，实际上也还是能够听到一些真知灼见，这样我们的决策就更扎实更科学了。

我并不完全以为然。我说，话是这么讲，但也只是你的说法而已，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这些群众代表来，可能确实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但也可能只是发表他个人的观点。这是其一。其二，就算是人民群众的意见，也不一定就科学。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毕竟是两回事。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也一样，可能正确可能不正确，他们可能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也可能是在维护部门利益。如果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们又该如之何呢？

孙建成承认这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孙建成说，你作为领导，肯定要有一个较高的理论修养和一个较高的执政水平，另外还要熟悉情况，了然于心，否则对付不下来。因为群众代表在会上提出意见，你必须现场解答。就算他是少数派，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你不能置之不理。他提出了问题，行还是不行，做还是不做，我们马上就要作出决策。这就考验领导的胆识了。所以开放三会，有利于我们领导干部改进工作，对我们的能力也有提高。

我问，意见分歧时，领导要表态？

孙建成说，当然，尤其是一把手。总要有个结论嘛！

我想也是。如果领导不表态，事情就没有结果，那就成开神仙会了。但是这里面也有问题，就是“一言堂”的影响如何消除。我对孙建成说，你们以前开常务会，都是一把手说了算，现在虽然开放了，长期养成的习惯未必马上就改得过来。怕就怕民意代表也顺着你们的意思说，那可就变成了扩大的常务会，形式变了，性质照旧。

孙建成说，不会。因为在会上你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不同看法。而且领导的表态，只能在讨论后，不能在讨论前，不能先定调子。

我问，你们有没有奖励民意代表呢？比方说给点出场费或者奖金。

孙建成说，没有，这主要体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我问，做义工？

孙建成说，完全是义务的。

我又问，他们肯来吗？

孙建成说，肯！可以和领导干部直接对话，反映社情民意，还有影响决策的可能性，谁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

我再问，要是说出真话，会不会被打击报复？

孙建成说，不会，我们尊重他们。他们讲真话，也可能讲错，但老百姓能错到哪里去呢？最多有点不切实际，或者缺少整体观念。因此，不妨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不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就行。

我说，那倒不会。党和国家的利益是不会被损害的，损伤你们的面子却有可能。要是听了批评意见，你们把不高兴挂在脸上怎么办？

孙建成说，不会的。我们听了这些意见之后，要给他们解释，他们不能接受那就下次再来。这就要求我们干部态度要好。因为这些群众代表是我们请来的。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好，群众就会有想法了。他们就会说：咋个？又不是我要来，是你请我来的。我的意见可能不对，那是我带来的信息不一定准确，你可以不听，但是你不能耍态度。你开放三会，不就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嘛！你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水平，没有这个肚量，你就不要搞！实际上，不管群众代表说什么，怎么说，本意都是好的，有什么听不得？一定要让他们自由地建言献策。

我说，长期以来，你们可都是关起门来说悄悄话的。现在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有什么感受吗？

孙建成说，我个人的感受有三条。第一，开放三会，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让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评头论足，让更多的老百姓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甚至决策权，其实就是还权于民。这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二，开放三会，直接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拉近了党委、人大、政府与群众的距离，也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第三，开放三会，把所有能够公开的都公开，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锻炼。它要求领导干部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决策水平和分析判断能力，既不能独断专行，也不能人云亦云，听到风就是雨，而要吸收采纳科学合理的意见与建议。反正，“太平官”你是当不成的了，因为你只能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这话说得俏皮，也精彩。同时我也注意到孙建成提到了监督权。不过，开放三会，更多地还是解决了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的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新都区其实另有高招。

三、群众的眼睛

廖仁松心平气和：

干部是给群众打工的，当然该由他们来打分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与李仲彬的个性张扬、锋芒毕露相反，新都区委副书记廖仁松显得文静内敛，甚至不善言辞。他说话轻言细语，不紧不慢，并不主动倾诉，但也有问必答。廖仁松告诉我，新都区搞民主测评，已经三年了。当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或者说很单纯，就是要解决一个干部的工作好坏谁说了算的问题。原来的干部考核，老百姓参与的比较少，搞测评的和被测评的都是官，通俗的说法叫“官评官”，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不出来。

我说，说白了就是自己给自己评功摆好，自己给自己打分。

廖仁松说，也不都是评功摆好，也有批评的。但不管表扬批评，都是当官的在说，老百姓没有发言权。我们就想，领导干部是干什么的？说到底，是给广大人民群众打工的。既然如此，我们干得好坏，就应该由广大人民群众来打分，起码要有一些群众代表来参加打分。所以在2003年，我们就在原来“官评官”的基础上略为扩大了一些范围，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来参加，一共好几百人。虽然官的比例减少了，但里面还是有官。

哦，掺沙子！但不知从哪里掺起。

廖仁松说，先从区上做起，对我们区上领导干部进行民主测评。

我问，测评些什么呢？

廖仁松说，这是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当时我们想，既然我们是在为老百姓做事，那么测评的内容就应该体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设定了工作能力、政策水平、精神状态、群众观念、调查研究、碰硬精神、办事效率、作风民主、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工作实绩等这些项目，一共11项。原来这些项目当中还有子项目，后来觉得不能这样分，还是简单点好。

这是对的。成百上千人来测评，当然宜粗不宜细。项目分得太细，一些群众代表就不知道怎样下笔了。

我又问，如何打分呢？优良中差还是百分制？

廖仁松说，好、中、差，三等，另加弃权。为什么要有“弃权”？因为领导干部分管的工作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悉他们，了解情况。你非要他评出好、中、差来，肯定不客观。所以就给大家说，你了解，你就选择好、中、差；不了解，你就弃权。结果第一次测评时，弃权票就相对多一些。

我说，这不是坏事。这说明大家都很负责，总比不负责任乱打分好。

廖仁松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测评完了过后，我们自己也认为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测评的结果，是按照惯例由组织系统内部掌握呢，还是向老百姓公开呢？

是啊，公开还是不公开，这对他们的基层民主建设可是一个考验。就像哈姆雷特说过的那样：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

廖仁松说，当时一部分意见认为应该公开，一部分意见觉得不公开好。主张不公开的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是第一次，大家不一定拿得稳。再就是有些领导干部某一项好票少一点，或者差票多一点。如果公布出去，有些人就担心会不会影响领导在群众中的威望威信，会不会挫伤积极性。反复讨论没有结果。仲彬书记就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办法，最先在常委会上，后来在全委会上，就把票数公布了。全委会上多数同志认为，既然请了老百姓来给你们投票，老百姓有权知道这种结果。人大、政协也是这个意见。于是就在报纸、电视公布出去了。

我问，向全区公布？

廖仁松说，对，向全区公布。

我又问，完全公开？

廖仁松说，对，完全公开，所有老百姓都知道。

我再问，公布出去以后怎么样呢？

廖仁松说，公布出去以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既然你请了老百姓来画票，这就等于是征求意见了。如果某一项差票多，就说明老百姓意见大，说明你本人和领导班子存在突出问题，你就要向老百姓作个交代。所以公布的第二天，我们就进行自我剖析，由电视直播。同一时间，全区60万人都看到，有11位领导同志在电视上作检讨，分析原因，作出承诺，保证改进。整个新都区对这件事反响非常强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都说领导干部自我检讨的意识强了，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第一次民主测评初见成效，我们就开始推进……

我问，把“官评官”彻底变成“民评官”？

廖仁松说，对。当然也有一个过程。第二次民主测评时，所有的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全部参加。党代表300多人，人民代表200多人，政协委员200多人，加上去有700多人。其中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之间有交叉，另外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中的领导干部不能参加，总共就是五六百人。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村、社区的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社区主任，部分生产合作社的社长、机关干部的代表、农村一般群众的代表、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各方面知名人士的代表等，这样加起来就是1047人。第三次的人数就更多了，1299人，代表的方面和人数都增加了。同时，不但区级领导干部不参加，就连局级领导干部、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也不参加，“官评官”彻底变成了“民评官”。

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快速的渐进式改革”了。不过我更关心他们的具体操作方式。比方说，怎样填票，怎样投票，怎样计票，等等。不能小看这些细节。对于基层民主建设来说，细节往往决定成败。

廖仁松告诉我，填票是每人一个小桌，完全隔开，独立思考。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独立填票，我们的测评是分批进行的。后来，我们利用双休日，借学校的操场和课桌，就可以上千人同时进行。投票和选举一样，有投票箱。计票用微机。我们在微机上做了软件，培训了一批素质好的工作骨干，用微机去计票，全过程在纪检部门和媒体的监督下操作，组织部门不参加。

我问，当场公布结果吗？

廖仁松说，当场公布。

我又问，做排行榜吗？

廖仁松说，那倒没有。

我看过他们2005年的测评结果。17个领导干部，11项测评内容，每个人每个项目都有差票。一把手李仲彬，工作能力差票12张，政策水平差票17张，精神状态差票3张，群众观念差票10张，调查研究差票23张，碰硬精神差票4张，办事效率差票8张，作风民主差票72张，以身作则差票8张，清正廉洁差票7张，工作实绩差票6张。差票最多的一位，工作能力差票50张，政策水平差票37张，精神状态差票33张，群众观念差票66张，调查研究差票45张，碰硬精神差票51张，办事效率差票46张，作风民主差票44张，以身作则差票55张，清正廉洁差票62张，工作实绩差票36张。作风民主这一项，差票名列榜首的是李仲彬。李仲彬这个人，工作作风是有些问题，我的评价是“民主思想，集权作风”。看来群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

这就奇怪了。上千人来给17位区级领导打分，他们都了解情况吗？

廖仁松说，第一次的时候，确实很多人不太了解，所以弃权票就多。后来大家习惯了民主测评，平时就比较关心注意了。何况每次测评前，每个领导都要到电视台的演播厅去述职，现场直播，提前通知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收看。另外报纸也要把区级领导干部的述职报告全部登出来。新都区的报纸是机关的内部刊物，是赠阅的。我们就加大批量印刷，发到所有的乡镇、社区、单位，大家都来看。提前一个星期登，让大家认真去思考。这样，请你来测评的时候，你就会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了。所以第三次的弃权票就比前两次少得多。测评完了就通报，然后就上电视剖析。这种方式，所有的区级领导都已经接受了。

我问，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也都习惯了？

廖仁松说，都习惯了。

我又问，不能到会的群众呢？

廖仁松说，他们会委托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表达他们的意愿，有的还会找上门去反映情况。大家的认同程度、接受程度、积极性都越来越高。

我说，你们可以推而广之了。

廖仁松说，正是这样。于是我们就扩大了范围，单位、乡镇、村，都如法办理。区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测评是在七八月份进行，乡镇的是在年底。乡镇这一级就更好搞了，因为本来就是我们的管理对象。区级领导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只能供上级组织部门参考，乡镇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就要兑现。有一个镇的副镇长，差票超过了三分之一……

我说且慢，什么叫做差票超过三分之一？你们不是有11个项目吗？是每个项目的差票都超过三分之一，还是平均？

廖仁松说，乡镇干部的民主测评多一项，综合评价。如果这一项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处理。于是我们就给这个副镇长做工作，要不你辞职，要不停职，总之测评结果要运用。当时他就主动辞职了。

我说，动真格了。

廖仁松说，老百姓也这样认为，觉得我们是动了真格，不是来“呵”（哄骗）他们的，在领导干部当中震撼也比较强。仲彬书记就讲，上一次你在电视上给老百姓讲的是那个缺点，下一次你还是那个缺点，你就不能交账了。不能给老百姓交账，你肯定不行了。另外你给老百姓不能说大话，不能说套话，只能说老百姓关心的事件，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如果你说了大话、套话，老百姓说你是个嘴壳子。你讲的话不落实，不关心老百姓，老百姓就不承认你。老百姓不满意，不拥护，不支持，你就干不下去。以前，我们都是对上负责的，现在也要对下负责了。当然，对上负责、对下负责是一致的，因为党就要求你对下负责。

这当然很对。不过民主测评也好，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下课也好，都只是事后监督。那么事前呢？事前岂非更应加强监督，小心谨慎，以防用人失察？要知道，一个领导干部不称职，人民群众不满意，虽然可以用民主测评的方式请他“另谋高就”，但毕竟是“亡羊补牢”。耽误的时间，耽误的工作，可是补不回来了。实际上，对于干部的管理来说，任用远比考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新都区又有什么创造性的作为？

这就必须弄清楚另外两件事：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

四、凤凰涅槃

麻渝生侃侃而谈：

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新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麻渝生让我想起了两句诗：“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位基层干部稳重沉着，毫不张扬，说话不多但很有分量。麻渝生说，他是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又长期从事组织、纪检工作，深受党的教育和培养，也一直在思考很多问题，比方说，我们党将走向何方，如何防止东欧、苏联那样的巨变，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说这也许不该是他考虑的……

我说哪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麻渝生说，当然我们可能是杞人忧天了。我还思考：组织部门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如果说改革就是一场革命，那么首先应该革谁的命？我是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才和仲彬书记一起来推进新都基层民主建设的。

这就太好了！不过新都区基层民主建设的总体情况，我已经和李仲彬谈过了，现在很想听麻渝生专门谈谈全委票决的事情。

麻渝生说，全委会票决这个事，是不能就事论事的。如果单讲票决，就讲不到位。实际上它是整个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当中的一环。这个过程从2001年李仲彬同志提出“阳光政府”理念以后，就起步了。到2003年，仲彬书记提出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想法，我们组织部就按照这种想法来操作，来贯彻执行。最初是在学校公选校长。它不是现在公选校长的一般意义，也不是后来我们直选校长的模式，实际上是公开选拔和直接选举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的雏形。后来又推进到直选校长和公推直选书记。这样一路实验下来，到2003年12月7日，就公推直选了第一个镇党委书记——木兰镇党委书记；2004年上半年，又在三十几个行政村试点的基础上，对299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差额直选。随后我们分四批，到今年3月为止，11个镇的党委书记全部实行公推直选。乡镇这一块干部的任用，已经是全新的模式了。

我问，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机关、部门干部的任用就成了问题？

麻渝生说，是。按照过去常规的干部任用方式，有许多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跑官要官，眼睛向上，跑“部”前“晋”。这个问题不解决，后患无穷。正好当时也遇到了一个难题。2003年上半年，市上给了我们3个助理巡视员的名额。按照常规的做法，是组织部先提出方案，通过考察，提出建议，上会通过以后，就可以上报。但当时的情况，是只有3个名额，却有14人符合条件，你说报谁，又不报谁？让我们组织部来判断，确实很难。仲彬同志也刚当书记，他就决定在全委会上票决。根据我的观察，仲彬同志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推进接下来要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干部的任用，中央和中组部是有规定的，应该在常委会上票决，县以上的主官要全委会票决，全委会闭会期间，需要征求委员的意见。像我们这样，既是全委票决，又是差额票决，票决的还是助理巡视员的上报人选，这样的事情，中央没有具体规定，也没有人这么做过，我们算是第一个吃了螃蟹。

我说，但是你们却做了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情。

麻渝生说，这个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这以后，我们逐步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换届后任命的20个局长，我们都进行了票决。接下来我们取消了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也只是讨论议题，由全委会来讨论和决定全区的重大事项。我们的干部任用也都在全委会上进行票决了。

这就又迈出了一大步。因此我急于知道他们的具体做法。

麻渝生却胸有成竹，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在干部的任用上，有两个问题是很敏感的，也是很关键的：一是谁提人选，也叫“初始提名权”；二是怎么票决，也就是表决程序如何设计。

话音刚落，我立即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因为麻渝生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提名权，第二个涉及表决权，但都涉及程序的公正性问题。对于法治社会而言，程序公正是比实质正义更重要的东西。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实质正义。如果程序做了手脚，有了猫腻，实质正义最终就会是一句空话。看来这位麻部长非同一般。他虽然说话不多，语气平和，神态安闲，却字字句句点到了穴位。

麻渝生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继续往下说。麻渝生告诉我，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基层来讲，区县这一级是组织部有什么想法，或者分管的副书记有什么想法，再听听其他领导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商量一个方案，提出最后人选。也就是说，初始人选的提名权，按照规定应该是在组织部。但是在实际运作当中，并不完全是组织部说了算，起码要一把手同意，这个初始提名才能提出来，才能到单位去推荐，才能进行后面的程序。正因为初始提名权很关键，所以我们很多干部被提拔以后，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出在考察这个程序，而是出在初始提名的这个环节。这一块出了问题后，后面的程序再怎么正规，程序再怎么完善，都有问题。因为一个地方的书记说了话，组织部是很难改变的，除非是特别不行的，明显有问题的。但是有些人选在能力方面还不太适应这个工作岗位，感觉不是很好的，这样的初始提名就不好办了。

我马上明白了。他们的改革，一定是从初始提名权入手。

果然，麻渝生告诉我，在李仲彬的倡导下，他们就把初始提名权的问题提出来了。麻渝生说，我们改革初始提名有个过程。最初是让全委会来推荐。持续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有问题，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就进一步改进。

我问，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

麻渝生说，先把空缺的职位通过文件、报纸、电视等形式向全区公示，符合条件的就来报名。报名有一个截止日期，而且规定报名者至少要有四人。

我问，如果不足四人呢？

麻渝生说，就取消这个职位的选拔，过一段时间再说。比如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现在就是空缺的，因为当时只有两个人报名。

我又问，不耽误工作吗？

麻渝生说，每个单位都有副职。职位空缺的时候，由副职主持工作。

我再问，如果报名的有四个或四个以上呢？

麻渝生说，先由我们的考评小组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接着演讲，再由考评小组打分，然后前三名进入考察、推荐等程序。

我打住麻渝生，且慢！你刚才说，报名的人，要有四个或四个以上才进行考评，但进入考察、推荐、票决程序的却只有前三名。也就是说，考评小组至少要淘汰一个人，是不是？

麻渝生说，是。

我说，那么考评小组也是一个关键或者关口了。如果这里面有猫腻，同样导致腐败。请问考评小组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如何进行考评？

麻渝生笑了一下说，考评组由七人组成。管党副书记，组织部长，政府一个副区长，人大一个副主任，政协一个副主席，民主党派一人，还有就是职位空缺单位的中层干部一个，这样组成一个考评组。

我问，人员是固定的吗？

麻渝生说，管党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是常任，其他人随机。

我说，哦，两个“常任理事”，五个“非常任理事”。

我又问，考评方式呢？

麻渝生说，参选人面对考评组成员演讲，考评组成员对参选人的演讲进行打分。演讲的内容包括：他为什么要去担任这个职务，怎么去当？他的思路是什么？他当了以后怎么干？做什么事情？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考察这个干部对这项工作的理解、思路、规划和施政方略。我们考评组经过思考，给他打一个分。

我问，考评组成员每个人都打一个分数吗？

麻渝生说，每个人都打。

我又问，当场打吗？

麻渝生说，当场打。

我再问，分数公布吗？

麻渝生说，马上现场公布，直接告诉他是多少分。

我又问，是公布所有的分数呢，还是公布平均分？

麻渝生说，平均分。但为了公平起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高分和最低分为什么要去掉呢？就是为了避免带有个人色彩，特别对他好或者是特别对他不好。这个平均分数就真实地反映对这个人的真实评价。

我问，然后呢？

麻渝生说，然后就把前三名又拿到他工作的原单位搞民主推荐。按照省委的要求，民主推荐必须超过50%。只有超过50%，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程序。然后按照干部任用的条件进行考察和测评。这些程序结束后，我们组织部开会，有的地方叫部务会，我们叫办公会，再征求纪委的意见。纪委没有意见，就上全委会票决，从三个里面决出一个来，条件是票数必须过半。

我问，能决出来吗？

麻渝生说，一般来讲，应该能够决出来。比如我们选拔规划局长，三人上会，其中一人一次过半，就定下来了。但也有意外。选拔民宗局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也是三人上会，27位委员投票，结果是每人各得9张。原来我们的设想，是万一谁都不过半，就在前两名当中再票决一次。但是这回不行，都是9票。没有前两名，这样谁都没有当成。

我笑，你们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麻渝生也笑。他说，麻烦是麻烦一点，但是很必要。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程序设计，才能解决干部任用中很多敏感的问题，防止容易出现的弊病，比方说个人说了算，或者说少数说了算。我们有个规定，叫“凡提必差”，也就是但凡提拔，必须差额，当时我们叫三差额：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票决。后来又形成了一系列的程序，即公开职位，自愿报名，资格审查，演讲考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征求意见，上会票决。乡镇干部可以公推直选，机关这块不行，就用这一整套程序来体现公开、公平、公正，防患于未然。说得形象一点，过去是“伯乐相马”，现在是“疆场赛马”，起码在这一小块地方能够赛出好马。

我说，但这对你们组织部来说，似乎没什么好处。事情变多了，权力变小了，可以说是“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你们为什么还要做？

麻渝生告诉我，他的想法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好，说穿了就是一场革命。革命革命，总是要革一部分人的命。战争年代我们革反动派的命，改革时期我们革自己的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胸怀，有这个胆量，来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民意。当然，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管是革谁的命都很痛苦，但我们的态度是乐观的、积极的。因为组织部本身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它的使命就是要建设好我们这个党，而不是保留组织赋予的权力。实际上，某些人强调保密，他们要保的，并不是党的秘密，而是自己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并不是组织部门自身所有的，而是党组织根据工作的需要赋予我们的。随着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的进步，每一个部门的职能也应该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就影响了权力的分配。组织部门不能因为有了变化，就固守我们这种权力，把实质意义上的党的建设放于一边。这不是组织部所应有的使命。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来加强我们党的建设，选好我们的干部，管好我们的组织。所以我们在一定的场合讲，我们新都区组织部的职能已经转换，就是组织党员选举干部，简称“组织部”。这就回到组织部的本来意义上了。这样，我们组织部的视野就会更加扩大，就能更有力地推进党内民主。因为党内的民主，首先体现在干部任用上。没有用人的民主，其他民主都将失去基础，沦为空谈。

这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而且堪称凤凰涅槃。我不禁对麻渝生，对新都区的领导干部们肃然起敬。我已经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但我还想听听其他一些当事人的说法，尤其是那些在公推直选中首当其冲的基层干部的真实体会。

五、风口浪尖

张雄全记忆犹新：

我是写好了辞职报告才走进风暴中心的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马家镇党委办公室。

大约是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原因，马家镇党委书记张雄全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而且一脸的沧桑。这就让我这种怀有偏见的人感到放心。张雄全告诉我，他们镇的公推直选，是在去年10月29号。去年10月10号左右，区委开全委会，确定马家、军屯、龙桥三镇作为第二批试点。张雄全当时只听说过有这个事儿，没想到第二批就有他们镇，非常突然。所以他隔了三天才去报名，填表交照片。报名之后给了三天时间实地调研和考察，他在马家镇已经工作四年，就用不着了，其他人要搞。下来就准备演讲稿。

我问，还有其他人报名吗？

张雄全说，有，一共七个，马家镇三个，镇长、副书记、我，另外还有新民镇的镇长，竹友镇的管党书记，青流镇的管党书记，农机局一位副局长。

我又问，什么时候公开推荐呢？

张雄全说，半个月以后。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有区领导，全镇机关干部，村里的书记和主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代表，群众代表，企业的领导，230多人。他们决定我们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我说，哦，230位“推委会委员”。

张雄全接着说，开会时，领导先简短讲话。然后抽签，抽演讲的顺序。

我问，你抽到几号？

张雄全说，一号。我们几人站成一排挨着抽，我在中间，结果是一号。

我说好啊，no.1。接下来呢？

张雄全说，演讲。规定的时间是15分钟，我大概超了一分钟。我多了个内容，就是在马家镇四年的工作情况。最后结果，230人推荐，我得了200票。

我说不错嘛，高票入围，你成候选人了。什么时候选举？

张雄全说，大概隔了好几天，10月29号，决定直选。当天参选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镇长。投票的是马家镇的全体党员。一共666人。

我开玩笑说，哈,六六大顺!

张雄全说，当时也要演讲，我又抽到一号。演讲完了就投票。第一轮投下来，都不过半，我比镇长可能还少两票。

我问，都不过半，就不能当选吧？

张雄全说，是。

我问，那怎么办呢？

张雄全说，领导就开会，决定立即再选。

我又问，选第二次？

张雄全说，是，又发选票。

我再问，结果呢？

张雄全说，我们两个又都不过半，而且票数完全一样。

这可真有戏剧性！不知这事又如何了结。

张雄全说，当天再选是不可能了。一是再选也未必有结果，二是选票也没有了，三是一些老同志和有事的人没法坚持。领导就征求参会党员意见，是不是择日再选，大家都同意。

我问，那你们两个怎么办呢？吊起？

张雄全说，我当时心情很矛盾。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还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在马家镇还是做成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说良心话，力度不够，投入不够，研究不够，群众对我的了解也不够。老百姓是很实际的，他们是“眼见为实”。所以要把实事干在他们身边，关心他们的重点难点问题，这是一个教训。但我确实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想不通，也很难过。我当时，唉，我当时，真的很难过。面对那么多党员，那么多干部，那么多群众，整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今后咋个开展工作？

我说是啊，无颜见江东父老。

张雄全说，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如果下回又是两个人票数扯平，又是都选不上，咋整？所以当时我就跟领导说，要不把我调走算了。领导说：你看我现在咋办？我也不可能踢一个下来。竞争竞争，没有对手怎么竞争？不行。不管结果如何，你张某人现在继续在马家镇当党委书记，年底拿试卷来看！

我问，你服从了？

张雄全说，不服从不行。再说我也不服输。我想我就是输，也要输得光明正大。哪怕二天（下回）我选不起（不能当选），现在的事我也要做好。

我说，你们两个又各就各位，一个回去当书记，一个回去当镇长了？

张雄全说，是。

我又问，那你们两个同一栋楼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相处？难道没有一点尴尬吗？

张雄全说，要说一点没有，也不真实，但应该说还是处得很好。开始我心里确实难过，但表面上是稳起（稳稳当当）的。我想，我是一把手，是党委书记，不能趴下。要是自己先趴下了，还怎么做事，怎么做人，怎么带队伍？就是牙齿咬碎了也要稳起，要踏实做事，明白做人。我和镇长还是在一起上班，该怎么还是怎么。我明确给大家说，今天下来了。没下之前和镇长是竞争对手，下来了还是要好好在一起工作。我们不会说我们是对手，我就要让你消失这样的话。那两个月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班子还是比较稳定的，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问，后来呢？

张雄全说，后来我主动要求再选。这样吊起，总归不是个事。

我又问，什么时候再选的呢？

张雄全说，今年1月9号，还是老规矩，抽签，演讲，投票。我又抽到一号。我就想，我怎么回回都抽到一号，三盘都是棒棒（一号）？上次“标”（丢）过一盘，这次不得“标”了。但是台上说的话要算数，承诺要兑现，压力还是很大的。演讲了8分钟，再投票。

我问，投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张雄全说，我在旁边抽烟。

我又问，这回结果如何？

张雄全说，当时来了620多人，我得票超过了三分之二。

我说，这回你是胜出了，但你想到过失败没有？你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对不对？而且你和镇长不同。镇长竞职书记，落选并不丢人，你可是在位书记啊！

张雄全说，实在地讲，我的压力很大，双重甚至三重压力。我当时就是在风暴中心，而且没有退路。当时我想，要是真的选掉了，不怪上面也不怪下面，只怪自己确实不行，没本事或者没把事情做好。那就该走掉，让其他同事来干。既然是竞职，有成功有失败很正常。当然没面子，哪个都不愿意。

我问，现在呢？没压力了吧？

张雄全说：压力更大了。马家镇工作做得好和坏，不是我张某人一个人的事，是我们整个班子的事情。我跟班子里的人说，你们现在有个错觉，这个党委书记权力大。我说不是权力大，是责任大。我今天请你进班子，你觉得有信心有能力，你就进来。如果工作中出现问题，两年之后让你下课。我四十一二了，做不出来成绩，不是我个人下，是我们整个班子解散。下一个新书记来，看得起你就用你，看不起你就不用你。仲彬书记说过，老百姓把你选得上去，就把你选得下来。我们只能好好干，没得退路。

我又问，怎么没有退路呢？

张雄全说，我们新都区的乡镇党委书记都是公推直选的。你不可能这里干得不好，换到其他地方当党委书记，也不能干两年换个地方。再说老百姓也看起（看着）的。比如工程招标，就没得哪个敢拉半点关系。要是你走关系，你做事不公道，想点歪心，他们一下就知道了，而且要广泛宣传。好事不觉得，坏事都晓得，那你的钩钩（赞成票）就可能变成叉叉（反对票）。

我说，据我所知，市委规定，公推直选的党委书记没有特殊情况，原则上要把任期做满。下一次选举要在五年以后，那这还有什么关系？

张雄全说，还有一年一次的民主测评。

我问，你们搞了吗？

张雄全说，8月5号搞的，设了三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那天我先报告工作。按照区委的五条规定，说了16分钟，都是做过的，实在的事情，农村人一听就明白。前三天，我把报告打印出来发给所有要参加测评的人，说了之后就提问。那天提问题比较激烈，都很真实，是事先不能准备的。我只得认真回答，干部群众都比较理解。那天我的满意票85%，基本满意15%，没有一张不满意票。这说明群众认可了我们。

我说，那你可以松一口气了。

张雄全说，松不了。我是把辞职报告打印好了放在身边，然后才走进风暴中心，走向工作岗位的。我随时接受考验，随时准备离开。

我不想再问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感同身受。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些基层干部，乡镇干部，职位很低，级别不高，但负担不轻，责任不小。现在，为了基层民主建设，他们又自愿或者半自愿地走向了第一线，用自己微弱的身躯扛起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但是，我更惦记着另一些基层干部，即那些在公推直选中落选的人。没有他们，这一项改革也不可能成功，甚至更不可能成功。因此，如果说敢于参加公推直选的是英雄，那么，其中的落选者就更是英雄。如果这些落选者还是女干部，那就要算是“巾帼英雄”了。

六、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杨金华坦然应对：

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怎么能退缩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流花宾馆。

冯珂和杨金华，正是两位落选的“巾帼英雄”。现任新都区政务中心副主任的冯珂一共参加了两次竞职，一次是在军屯镇，一次是在新繁镇，都是竞职党委书记。之前她是新都镇的副镇长，当了3年多。其实她当副镇长也是通过公选的。所以冯珂自称她是受益者，对改革满腔热情。冯珂说，2001年公选的时候，她当时也很犹豫，觉得公选第一次嘛，会不会是作秀啊，会不会有假啊，会不会要凭关系啊！结果呢，就是通过那次公选当了副镇长。

我说，所以军屯镇公推直选的时候，你就积极报名了？

冯珂说，是的。当时一共有五个人参加。有他们的书记、镇长，然后还有一个副镇长，我和另外一个是其他乡镇去的，那个也是副镇长。当时是205个人进行公推，我得了22票。外镇人嘛，应该算比较可以的了。今年一月份新繁镇搞公推直选，我又报名参加了。这一次呢，有他们新繁镇的书记、镇长、两个副镇长，然后也是我和外镇的另外一个人，总共6个。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是390人。公推结果，第一名是现任书记，可能有300票；第二名是他们的镇长，大概是168票。我得了103票，就居第三名了，还是没有入围。

我问，为什么？

冯珂说，因为只取两名。最后直接选举，还是书记当选了。

我又问，遗憾吗？

冯珂说，也遗憾也欣慰，总归从22票达到了103票。

我说，步步高升啊！

冯珂说，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过后很多朋友也好，领导也好，都开玩笑说，知名度提高了吧？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这些措施，还有我们整个新都区的氛围。公推直选那一段时间，街头巷尾也好，看电视的也好，一出去听到的就是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都在讨论这件事，也都在评论这件事。所以我感觉，公推直选不仅把我们年轻干部都调动起来，也把我们广大老百姓参政议政、关心政事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直接的参与者就更不用说了。“选手”（竞职者）也好，“选民”（选举人）也好，心理素质和整体素质都在不断提高。比如参加公推的代表，参加投票的党员，他们在评选、推选这个候选人的时候，他们的眼光也好，心理也好，都在不断完善了。所以从我内心来说，我是非常拥护这种制度的，也是用我的行动来拥护这种制度的。

这话说得好。其实我在访问之前，也是有些顾虑的，害怕一不小心揭了人家的伤疤。但有冯珂这碗“酒”垫底，我就敢直面杨金华了。

现任新都区团委书记的杨金华，就是在马家镇和张雄全“打擂台”，两次不分胜负，又最后落选的那一位。杨金华也参加了两次公推直选。第一次是在木兰镇，当时她是团区委副书记，公推排在第三名。第二次是在马家镇，当时她已经在马家镇当了七个月的镇长。所以杨金华说她是新都区公推直选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见证人，感受非常深刻。

于是我就问，你都有些什么感受呢？

杨金华说，木兰镇公推直选的消息，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我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别人都在议论，说新都搞公推直选了，木兰镇党委书记的职位要拿出来，不像以前那样指定，或者是书记走了，镇长填充。当时我就有一点点跃跃欲试的想法。平时在团区委，扮演的更多的是组织者的角色，都是组织青年团员来唱来跳，这次是区委搭建了一个舞台，让我们上台表演，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共青团干部是有政治敏锐性的。公推直选的出现，我感觉是历史的开创，一种创新，所以当时就有很强烈的愿望报名参加。当时没有什么功利心，只是想去参加一下，试一试。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等着领导来安排。人的一生，机会并不是很多，目前的这个机会应该好好地抓住。

我问，你觉得你抓住了机会吗？

杨金华说，我觉得抓住了。因为在这次公推大会上，我把自己最好的风采展示了出来，同时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之所以能够到马家镇去工作，我觉得应该来源于我在木兰镇公推直选的表现，我的感受和判断绝对是正确的。

我笑问，那么你参加马家镇的公推直选，感受和判断正确吗？

杨金华笑答，其实我当时的心态很微妙。第一，木兰镇的平台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这次竞职应该说已经没有必要了。第二，我到马家镇的工作经历很短，还在学习和锻炼的过程当中，参加竞职，自己的分量还是很轻。第三，现任党委书记张雄全，本人很实在，实干精神也非常强，群众的认可度也很高，我去竞争的希望比较渺茫。再说我到马家镇来，方方面面与他的合作也很愉快。如果他不参与我就会义无反顾，他要参与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参加。权衡利弊后，我当时就稳起没动。

我问，后来怎么又挺身而出了呢？

杨金华说，后来别人说，民主的推进是一个一个层次的，由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是星火燎原。不是说你非得要去当这个党委书记，而是给自己积累一些竞职的经验，以便不断适应这种竞争。再说了，如果作为一个镇长，都不敢面对当地老百姓的选择，还跑到其他地方去竞职，老百姓会认为你连这点底气都没有，自己就会觉得自己不行。起码也应该让老百姓认识一下镇长是什么样子嘛！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怎么能退缩？何况我作为一个年轻干部，也是因为公推直选才走到现在的工作岗位上的，我更没有理由退缩。

我又问，但是你想到了可能出现的结果没有？

杨金华说，没有。正式选举出现那种意外结果，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我想张书记受到的震动肯定比我大。当时选举结果迟迟没出来，现场都很着急。按理说应该没啥悬念。一个是老书记，工作经验很丰富；一个是新镇长，领导经验也不是很突出。如果放在一起居然没有任何悬殊的差别，我觉得是无法想象的。结果领导上台公布选票，说这次大家都没过半，还要重新投票，下面就有点哗然，弄不清楚都不过半是个什么概念。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群众中很多人弃权？很多人弃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这样一个简单的念头就闪出来了。后来第二次选举，领导又上台宣布票决结果，投下来票数居然一模一样……

我问，当时你怎么想？

杨金华说，当时我脑袋里面一片空白，就觉得咋会是这样的呢？我就觉得我好对不住我们的书记！如果当天这个事情结束了，我们就好安安心心去工作，去合作，没想到会这么一波三折。

我说，择日再选的结果就更没有想到吧？

杨金华说，完全没有想到。张书记以高票当选，和前两次那种票数很接近的结果差异非常大。当时我就有种跌入谷底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真实，也很让人同情，但我还是开了个玩笑。因为杨金华长得很漂亮，有点像林黛玉，当然比林黛玉健康。听她说“跌入谷底”，我就忍不住幽了她一默：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杨金华却是轻轻地摇了摇头，又笑了笑说，其实我很知足了，至少前两次的选举证明，我到马家镇这七个月的表现还是合格的。第三次选举差异这么大，可能是我基层工作的经验还是太少了。另一个呢，老百姓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我们张书记确确实实还是一个在为他们干实事的书记。尽管我落选了，我还是很认可他。既然是差额选举，就不可能两个都当选。但我觉得我还是成功的，只不过成功的意义不一样。我觉得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人把现任党委书记选掉。在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这个头总是要开的。如果当时我上了，也许就创造了历史。但是反过来想，我也可能成了另一种历史，就是当选后又被群众罢免的历史。两种历史都有可能，现在想来我还是很庆幸的。

我问，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杨金华说，1月9日宣布后，他就当选了，我还在当镇长。我是3月底才回到区里的。应该说心理还是有微妙的变化。公推直选既有竞争的成分，也有感情的因素在，我开始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了。我去看张书记，他变得更加勤奋，为民办事的决心，发展的想法，都比以前有劲了。我为他有这种变化感到非常高兴，一种欣喜，别人感觉不到的。我觉得我达到了我的目的。因为我是马家镇人，我也希望把马家镇建设好。

我追问，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还是一如既往？

杨金华实话实说，承认还是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她说，这种变化淡淡的，说不出来，让我用语言来形容也形容不出。但是总体感受，变化重点是在工作上。因为公推直选有一个后续程序，就是所有的领导班子要实行重新组合，由书记来提名。我有一种担心，担心会不会因为我给他造成了威胁，他就不提名我了。他呢，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反过来说，如果是我，就不一定提名他。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展思路，不同的发展思路在一起是有矛盾和冲突的，这并不利于发展。从这个角度我又挺理解他的。我想他心里很矛盾。不提名我吧，外界会说他没得心胸；提名我呢，毕竟我们在竞选当中体现了不同的思路。他肯定也会担心，最后这么悬殊的当选，会不会在我心里造成一种不好的影响，会不会对今后的工作不利？他肯定比较为难吧！

我问，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杨金华说，他还没有提方案，我就调走了。

我默然，然后向杨金华道谢。其实我还应该向新都区所有设计、领导和参加公推直选的人道谢。因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而言，他们至少在一定范围内颠覆了一个传统，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成者王侯败者寇。

七、瓜熟蒂落

唐川平稳操胜券：

任何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完善的

2005年8月25日，成都市委接待室。

1957年出生的成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唐川平英俊潇洒，朝气蓬勃。和他拉起家常，发现彼此的经历不乏相似之处。我们都当过知青，也都跳过“农门”。有着研究生学历的唐川平原本是学工程技术的，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是新时期第一批大学生（77级）；我则在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是新时期第一批研究生（78级）。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时间走进大学的，这使我们之间有一种亲切感。

不过亲切归亲切，工作归工作。说起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唐川平和市委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而且言简意赅，干净利落。这和他组织部长的身份不无关系，也和他“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十分相符。唐川平说，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表面上看，只是一个乡镇一把手的任用问题，其实，这一个问题里面就包含了三个方面：乡镇一把手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怎样产生，产生以后又如何管理。

我说，哦，何为领导，怎样产生，如何管理。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有考虑，都有改革，都有创新？

唐川平说，对。不过首先要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乡镇一级组织的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有两点想法：第一，应该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第二，他来当这个书记以后，能够带领大家去发展，去致富。一个是愿意给老百姓做事，一个是能够给老百姓做事，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乡镇党委书记。

我说，我注意到，你们的试行办法，对参选人资格的界定，标准并不高。比如，党龄只要两年，工龄只要三年，担任副职的工作经历也只要两年，文化程度则只要大专以上，等等。这些规定，是不是出于以上考虑？

唐川平说，我们是想把门槛设低一点。当然也不能说是很低，中央委员也只要五年以上的党龄嘛！乡镇党委书记，党龄两年以上，门槛不能算低了。但我们确实是想把面放宽一点。党龄越长，工作年限越长，入围的人就越少。其实在农村要实事求是。现在农村的人才，应该说相对而言，数量还不太多，质量也受到限制，标准太高是很难选的。关键是要能够带动农民致富。只要能带动农民致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他方面不必太讲究。

我说，这倒是实事求是。不过你们对这些干部任职以后的要求却不低。你们规定，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应确定任期目标。而且，任期目标又由“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组成，这会不会很难？还有，我们也不太明白，这个“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唐川平说，任期工作目标，就是区（市）县委对那个乡镇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任期承诺目标，就是在他竞职时对老百姓表的态，或者说许的愿。对老百姓的承诺是应该完成的。但是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党委书记，不是说兑现了对老百姓的承诺，就可以把地方搞好的。老百姓关心的，更多的是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利益的东西，上级党委却还有更长远更宏观的考虑。那么对于上级来说，还得对他有个目标考核。

我说，又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不是太难为人家了？

唐川平说，所以要研究，要探索，要试验。实际上我们现在搞公推直选，搞基层民主建设，就是要解决如何实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问题，让我们基层干部的任用人选和所作所为，既合党心，又顺民意。

我说，不知你们有什么锦囊妙计？

唐川平说，也没什么特别高明的办法，只不过改革了选举的方式。我们以前也选书记啊，乡镇党委书记也是选出来的啊！但那是间接选举，由党员代表大会来选，候选人则是上级党委指定的。那么，为什么要改成现在这样，改成全体党员直接选举，直选前还要公开推荐？就是为了有更多的老百姓来认可，而不是简单地只是上面认可、代表认可。如果可能的话，多数人认可总比只有少数人认可好。实际上，选张三，选李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认可。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哪种制度，哪个政权，哪个人执政，要想长治久安，立于不败之地，都要人民认可。中国共产党也一样。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想执政就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根本就是人民的选择。

我说，你这是说到根本上了。不过，人民认可，并不等于直接选举。或者说，人民认可，并不一定要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但我同意，在乡镇一级，直接选举确实比间接选举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认可。至少，这种认可更加直截了当，一般群众会觉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但这也只是解决了一个对下负责的问题，如何能体现对上负责呢？

唐川平说，我们还有一条原则，一项规定，一个委员会。一条原则就是“党管干部原则”，一项规定就是“选举结果应报区（市）县委批准”，一个委员会就是“选举监督委员会”。选举监督委员会成员有区（市）县委领导、纪检委负责人、组织部负责人，还有选举乡镇的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也体现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精神。另外，当选书记还有“任期工作目标”，这也是对上负责的体现。

我说，按照你们的规定，公推直选有一系列的程序，包括发布公告，参选报名，实地调研，初步考察，公开推荐，组织考察，直接选举，等等。这一系列的程序自然是为了保证整个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我注意到，参选者报名的方式有三种：个人自荐、联名推荐和组织推荐。这三种方式是平等的吗？

唐川平说，平等的，任何一种都可以。

我说，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它们的分量是不一样的。联名推荐和个人自荐的分量可能差不太多，也可能前者略重一点，组织推荐的分量就很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之外，还要设组织推荐这种方式？

唐川平说，党管干部本来就是一个原则，何况民主的权利是平等的。总不能说党员有个人自荐的权利，有联名推荐的权利，党组织反倒没有推荐权吧？

我说，那现实操作中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本来我想去报名的，结果组织上推荐了一个，我可能就不敢去报名了。要知道，所谓“组织推荐”，指的是上级党委也就是区（市）县委的推荐。你和区（市）县委推荐的人竞职，不是胳膊拧大腿吗？

唐川平说，在实际当中，这个现象不是很明显。自己愿意去的，可能会很有准备，很有信心，不然名都不会报的。

我问，联名推荐要十人以上吗？

唐川平说，要。要有十名以上的党员群众，而且要采取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以示负责。

我又问，如果被推荐者不愿意报名怎么办？

唐川平说，对于是否必须接受联名推荐，我们没有作硬性规定。

我追问，尊重他的民主权利？

唐川平说，可以这么理解吧！但如果是组织推荐，必须服从。拒不服从或消极参与的，两年内不得提拔使用。

我再问，为什么？

唐川平说，这是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我说，这就是第二个方面——“怎样产生”吧？

唐川平说，是。乡镇党委书记产生后，就有了第三个问题，即“如何管理”。所以我们又出台了一系列的试行办法，内容从选举、备案、提名，到考核、质询、罢免、奖惩都有。

我问，这些办法是指令性的呢，还是指导性的呢？

唐川平说，指导性的。当时我们考虑，公推直选试点之后，后续的管理有必要跟上，因此要有一个规范。但是各个区（市）县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些规范只能是指导性的，也叫“试行办法”。何况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以后也还有修改的过程。本来制度就是需要完善的。我们现在想的是，先定制度，按制度办，在实践中完善，再形成新的制度。然后再实践再完善，再完善再实践，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说，在你们的试行办法中，我特别注意到两点，就是对当选乡镇党委书记的罢免和奖惩，请问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规定？

唐川平说，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党员群众选的党委书记，能不能罢免，谁来罢免。以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上级可以任命他，也就可以罢免他。现在改成公推直选，就有一个回归权力源的问题。我们想，既然选举有一系列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程序，那么，罢免也应该有这样的程序。因此我们作了一系列的规定，从动议、受理到罢免，都有。

我说，我注意到了这些规定，而且注意到它们充分体现了两大原则，即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比如动议由基层党员提出，区（市）县委责成组织部门受理；罢免由乡镇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审议表决，报区（市）县委批准。另外，为了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你们规定“罢免对象有权进行申辩”；为了防止干扰正常工作，你们规定“罢免请求撤销后，党员一年内不得以相同理由再次提起罢免动议”。这似乎可以看做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而且仅限于基层地方党委书记的“弹劾制度”。弹劾毕竟是非常规的特殊行为，对于这些当选的乡镇党委书记，你们还有常规的管理方式，是不是？

唐川平说，是的。这就是考核和奖惩。考核包括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由区（市）县委组织部组织实施。年度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由本人引咎辞职，或者区（市）县责令辞职。任期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降职使用。

我说，除上级党委的考核外，好像还有人民群众的民主测评。

唐川平说，测评是一年一次。满意率低于50％的，由本人提出辞职。本人不辞职的，党员有权提出罢免。

我明白了。一方面是上级党委的考核，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测评，仍然是同时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而且，民主测评还有罢免程序以为后盾，乡镇党委书记们当然不敢懈怠。那么，干得好呢？

唐川平说，奖励。年度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有年度奖励；任期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另有一次性奖励。具体标准嘛，各区（市）县自定。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实行年薪制，但只适用于非公务员，公务员就不好拿年薪了。

我问，乡镇党委书记不都是公务员吗？

唐川平说，公推直选的并不都是。因此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五年之后把他转成公务员，那就不能拿年薪。这也是一种激励，一种长期的激励。

听了唐川平的介绍，我有一种体会，就是成都市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谓积极而稳妥。他们的方法，也基本上切实可行，完全可以推而广之。事实上，就在这天，四川省省委决定，在省内30个县全面推行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这一改革成果终于瓜熟蒂落了。

八、红旗漫卷西风

邓川话说根本：

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

2005年8月26日，成都市委，邓川的办公室。

成都市委常务副书记邓川毕业于两个名牌大学——四川大学和吉林大学，先学中文后学经管，是经济学硕士。他担任过团省委副书记、遂宁市委书记、成都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务，经验丰富，思想解放，作风稳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邓川是一位很有人情味和亲和力的领导干部，在成都政界的威信和威望都很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促膝而谈，气氛有如闲庭散步。问到紧要处，邓川轻声细语，娓娓道来，似乎万千思绪都化作了一壶清茶。

邓川说，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党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过去，在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我们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都有很好的发展，现在应该好好抓抓党内民主建设了。因为我们党已经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用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用一句老话说，也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吧！实际上，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经济建设也好，社会管理也好，都需要更多的群众来理解，来参与，就是说民主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那种制度。那么，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难的课题。

我说是啊，你们是迎难而上啊！

邓川说，也不仅仅是成都，实际上全党都很关心。关键是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我在遂宁的时候，就在步云镇搞过镇长的公推直选，桂花镇的党委书记也试行过公推直选。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推广。其他地区也有这样那样的试点和经验。但应该说新都做得更多，步子更大。除了公推直选，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党工作的透明度，把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了实处，整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市委认为，新都的做法应该是代表了我们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发展趋势，应该进一步推广。省委也这么认为。当然了，这一方式可能还需要不断去完善。但是能够迈出这一步，我觉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们推进党内民主必然的选择。

我问，为什么？

邓川说，因为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对公推直选的推广，当然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可以让我们的党员拥有最直接的权利，知道最应该负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如何行使这种权利，如何担负责任、承担义务。这对他们（党员群众）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中国古代社会就缺这个东西，缺民主的文化，缺民主的历史，缺民主的传统。所以有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这其实是错误的。民主这个东西，我认为它并不只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应该说是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文明标志，一种政治文化的境界。中国既然缺少这个传统，就必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而且首先是在基层。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些常识，比方说，如何推荐，如何选举，如何报名，如何投票，使我们的基层党员对民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他们的实际参与和操作，对整个民族民主素质的提高应该说是有好处的。

我非常赞成。但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难道没有不同意见？

邓川笑着说，肯定有不同意见。其实这个很正常。所谓民主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不同意见。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要让这些不同意见都能够比较好地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以后，在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最后达到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的一个结合点。我觉得民主建设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呢，是根据少数人的意见作出决策。这个意见有可能正确，甚至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正确的；但也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错得还比较厉害。但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少数人甚至是某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的看法不大容易听得到，或者是听到了也很不充分。过去一些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必须要有不同意见？

邓川说，其实民主政治建设，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就是要能够容忍，甚至不光是容忍，还要鼓励不同的意见，让这些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兼听则明，单方面的决策总是会有问题的。只有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路径和方案来推动我们的工作，避免走弯路，避免犯错误。

我又问，如果这些不同意见是少数人的，或者是错误的，也要听吗？

邓川说，意见是少数人发表的，或者是错误的，也没关系。少数人的意见中肯定有错误的，也有正确的。即使是多数人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也不一定全是正确的，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我追问，那怎么办？

邓川说，把这些东西都尽可能摆在阳光下，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通过民主的方式，找到一个大多数人意见的结合点。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正确做法或者方案。

我说，那好，我们现在就把当初那些不同意见都摆在阳光下，看看你们找到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或者方案。

这就要讲当初的不同意见了。邓川告诉我，异议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担心会出乱子。这些同志问，我们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没有这个条件，这个土壤，这个传统？我们会不会抓？就是说我们说的民主会不会变样，包括有人说，民主弄不好就是“暴民政治”，那不是完全失控了吗？

我说，像“文革”中那样，打砸抢。

邓川默然。

我问，那你们怎么想？

邓川说，我觉得，正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政治传统，所以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此推进党内民主政治就显得越发重要，可以说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所以对这个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在基层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自觉地来推进。至于担心出现“暴民政治”，我看没有必要。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首先建设的是党内民主，怎么会有问题？

我问，第二点异议呢？

邓川说，担心失权。过去理解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主要就是指用人的权力。现在这权力都交给群众了，党的领导又怎么体现？

我说，哦，一个担心失控，一个担心失权。那么你的看法呢？

邓川说，从新都的实践看，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推进党内基层民主，说到底，是把一些本来属于普通党员的权利还给他们。是“还权”，不是“让权”，也不是“放权”，更不是“丧权”。还什么权？选择权。具体地说，就是党员群众对自己领导的选择权。把这个权利交还给党员群众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一票很重要，也会很珍惜。因为珍惜这一票，实际上就是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由于他亲自参与了这个最基本的政治活动，他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他会觉得自己真正是其中一份，就会更加关心这个党，更加爱护这个党，把党的生死存亡看做自己的生命所系。这是一方面。

我问，另一方面呢？

邓川说，另一方面，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改变了过去视野非常狭窄这样一个状况，为我们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更加准确地选择优秀人才，得到一批党也放心群众也公认的好干部。这样的话，对我们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加强干部的监督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监督和管理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好了，反过来也促进了基层民主建设。

我说，良性循环？

邓川说，对。

我说，所以，党的领导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

邓川说，正是如此。

我问，那他们还担心什么？

邓川说，担心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下面搞一搞就能解决问题的。下面搞了上面没搞，有什么意思？作用有多大？包括有些同志就讲，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自上而下，不应该自下而上。这是第三点不同意见。

我说，这个担心不无道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三五十个乡镇也不过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就算他们搞了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就算十分成功，又能有多大影响？哪里比得上登高一呼，天下云集？

邓川说，对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个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是我们党自我完善、在新时代为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必然选择。所以，党内民主必须推动，也必然会推动，但不能为推动而推动。如果急于求成，造成社会动荡，就不符合我们的初衷。因此只能积极而稳妥地进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过去没有这样一个传统，又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那套东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有一个探索的问题。如果基层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探路的作用。只要持之以恒，有序推进，就能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积累。既积累经验，也积累教训，至少也能提供实战的经验。虽然一个镇两个镇，一个县两个县，在全国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搞错了，那么推倒重来，也不会影响大局，动摇国本。我想，新都的意义，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开始，从生产队开始，经济特区不选北京，不选上海，选深圳，就有这么一层意思──万一搞错了不会影响全局，不会引起大的动荡，成功了则可以在全国推广。从这种意义上看，我觉得成都有一点像当年的深圳，新都有一点像当年的蛇口。它是开了一个口子，一个让我们看到希望看到前途的窗口。

其实，改革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改革的方案也不是只有一种。除了基层民主建设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成都也有自上而下的做法。这就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也是“成都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它，开创了公共管理的崭新局面，再造了人民政府的勃勃生机，使我们在成都大地上欣喜地看到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那么，所谓“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决定去请教姜晓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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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再造生机

一、权力与权威

谢述钧：工商局引进iso9001-2000标准

2005年8月30日，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办公室。

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谢述钧1951出生，当过厂长、区长、市经委主任、质量监督局局长。不过，搞工业出身的他似乎更像一个读书人，还有一点书生意气。谢述钧爱读书，爱学习，爱琢磨事情，爱讨论问题，性格活泼开朗，说话风趣幽默。我们一坐下来，他就和我摆龙门阵。谢述钧说，成都人有句口头禅，叫"不存在"。比如你向别人道谢或道歉，别的地方都说"不客气"或者"没关系"，只有成都人说"不存在"。其实，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不存在"，也就是没有这个事情。比如你说"麻烦你了"，我说"不存在"，就是你没有给我添麻烦。另一个是"不承载"（成都话"不承载"和"不存在"同音），也就是"不能担当"。比如你说"太谢谢了"，我说"不承载"，就是不敢当、担待不起、折杀我也的意思。两个意思都说得通。

于是我就笑问，你们这个"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或者"承载"还是"不承载"呢？

谢述钧笑，说当然"存在"，也"承载"。承载什么呢？承载提供高品质服务的功能。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行政管理是属于服务业的，是第三产业。因为它服务社会呀！既然是产业，就有产品。我们产品是什么？就是服务。我们的服务对象，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是我们的顾客。面对顾客你应该怎么做？很简单，就是要以他的关注点作为我们的关注点。

我说，这可是一个重要的观念转变。以前，公民和社会组织是围着政府转的。政府要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政府不让他做什么，他就不能做什么。尤其是企业，他得整天琢磨政府怎么想。既要琢磨市场，又要琢磨政府，实在不容易。现在，政府要反过来替他们想了，这个转变了不得。

谢述钧说，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关键的一条就是观念要转变。我有一个看法，不一定正确，就是观念和理念有些不一样。观念是很多人形成的一个共识，理念则是个人的。我不强加于人，也不需要别人来认可，这个就是理念。政府是公共部门，他要转变的，就是观念，也可以说是"官念"。

我说，请问观念如何转化为行动？

谢述钧说，引进iso9001-2000标准。

我问，什么叫iso9001-2000标准？

谢述钧说，就是企业对产品质量的一种检测标准，也叫"九千标准"。我是搞工业出身的，深知产品的检测必须有一个标准，不管你的产品是什么，无论是某种东西还是某种服务。所以，我在质量监督局工作的时候，就想把这个标准用在政府管理上，从2003年11月份起，就在工商局搞起来——

为什么一定要搞这玩意？——

因为"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必须把规范问题解决好。服务是观念问题，规范是制度问题。只有制度才能保证服务质量的水准——

以前难道就没有相关制度吗？——

有是有，不规范。过去也有一些考核标准，但是主观的成分太多。比如一个办事员，他的工作好不好，凭什么打分呢？凭印象——

我同意规范要有标准，甚至同意规范就是指它的标准。但它也可以是一种比较通俗易懂的、使用中国名字的标准，为什么一定要iso9001-2000这样一个说起来都拗口的标准呢？——

因为它科学呀！所谓"科学"，就是一定的程序必然产生一定的结果，相同的程序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叫玄学，或者是宗教。宗教也有一套程序，但不保证相同的结果。你按照那一套修炼，最后未必成佛。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管理和检测，当然不能这样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套科学的检测标准和科学的操作方式，那样效果才会相同。服务标准相同，才能保证优质；考核标准相同，才能保证公平——

科学当然不错，但也要可操作才行。你们那个iso9001-2000标准，像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就看不懂。你们那一摞一摞的文件手册，我看了以后一个头有两个大。你自己有那么高的水平，你下面的工作人员都能弄明白吗？如果弄不明白，还可以执行吗？——

当然可执行。为什么行？因为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定出质量方针，然后把各项工作的职域切割开，相当于企业的若干个车间。切开以后，找到交叉点和交汇点，联成一个系统，各自为战，各司其职。也就是说，定出了职域，就定出了岗位；定出了岗位，就定出了职责；定出了职责，就定出了标准。处长、副处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清清楚楚。这就叫责任分解——

分解了又怎么样呢？——

每个人在自己的程序上只记很少东西，并不要求像专家一样通读iso9001-2000标准。我们是一个组织，组织的作用就是可以把个人能力无限放大。作为组织中的个人，你只要了解总体目标是什么，服务要求是什么，构成结果是什么，多读几次就记得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这个什么iso9001-2000标准虽然看起来神秘兮兮（反正我是一念就头疼），实际执行起来其实很简单？——

比以前简单得多。比如我是一个信访员，事情来了，领导没有批示，没有交代，以前就没法办理，现在就不成问题。又比如办营业执照，以前就是材料齐全，也还要复核，有时还要给领导看，现在不用了，岂不简单？——

为什么？——

因为职责分明。每个职务，每个岗位，在什么时间什么范围，该做什么事，能做什么事，全部规定得一清二楚，用不着事事都要领导签字——

那又怎么样？——

程序简化了，效率提高了。过去办证六七天，现在最多一个小时，当场办理的比例达到了80％－90％——

这当然好，但也有个问题。如果是其他"清水衙门"，搞这一套还可以理解，因为至少可以不像以前那么累。你们工商局过去可是一个权力机构，证件你想给谁就给谁，现在恐怕就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了吧？——

当然没有。不但不能想给谁就给谁，不想给谁就不给谁，而且不能想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我们做的流程改革，一是简化，二是规范化。所谓"规范化"，就是明确规定什么事情你必须做，必须在什么时间之内做完。不做，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没做完，别人就要投诉你，我们也要查验你——

规定得死死的？——

规定得死死的——

你们不是总说什么"政策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吗？——

我的观点是，作为一般工作人员，重要的是掌握原则性；作为领导干部，重要的是掌握灵活性。因为领导有个决策问题，那就应该灵活一点。如果领导也只讲原则，那就死了，改革进行不了啦！至于一般工作人员，必须按原则办事。他们也灵活，就没有规范了——

那你们的饭局岂不是少了很多？——

服务观念改变以后，就不觉得那饭吃得很享受。他会觉得那是件耻辱的事情。分内的事情做不好，还要人家请客，不丢人吗？——

那什么光荣？——

服务对象的满意是我们的标准，也是我们的光荣。如果行政机关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着想，那这个标准就建立起来了啊！——

权力没有了，你们还有权威吗？——

最具有权威性的是科学，科学的权威高于行政的权力。但是科学的东西需要社会的认同，而且这个认同最后会变成整体的行为。比如我们搞这个标准，好多人都问我：局长，请问你这个模式用在政府部门怎么行？我说，请问我们是什么局？工商局！工商局是管什么的？管企业的。如果你不懂企业的标准管理，不懂iso9001-2000，你怎么管人家？至少，我们懂了之后，就有利于对企业的指导，也很能理解企业。后来大家都承认了。把iso9001-2000标准一学，懂了那套管理模式，工商行政管理的权威性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这倒是我不曾想到的。科学的管理模式，科学的检测标准，不但没有降低政府行政部门的威望，反倒提高了它的权威。看来，我们确实应该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但是，谢述钧说的事，我认为还是有特殊性。他们是工商局。工商局管企业，自然不妨运用企业的质量检测标准，其他局又如何呢？

二细节决定成败

李兆林：欢迎我进公安局

2005年8月30日，成都市公安局会议室。

成都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李兆林是一个标准的山东大汉，身材魁伟，声音洪亮，阳刚气十足。他生在辽宁，长在四川，当过知识青年、保卫干部、交管局长，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经验丰富，熟悉情况，关心下级。他当交通管理局局长的时候立了个规矩，每天下班高峰期，机关干部要上街协助维持秩序；春节期间，在机关工作的民警要上岗值勤，让一年四季风吹日晒的交警能够回家过年。前一种做法解决了高峰期警力不足的问题，后一种做法体现了对一线干警的体贴关怀。而且，机关民警下基层，既能体验生活，又能密切联系，实在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和多赢的方案。

李兆林和我同庚，都是1947年生人。同龄人说话随便。李兆林刚表示完欢迎，我就开玩笑说，你们是欢迎，我可不想来。只因为你们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试点单位，不想来也得来。

李兆林问我，为什么不想来？

我说，我的观点，有两个地方，最好一生都不要去，一个是医院，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公安局。

大家都笑。

李兆林也笑。他说，你这个观点没有与时俱进。现在人们的理念发生改变了。过去是有病才上医院，现在是为了保健。我们每年都应该去体检，预防身体的疾病。医院的职能变了，上医院的人也变了，不是只有病人才去。

我说，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们确实可能有病没病都上医院，但不会有人有事没事都进公安局。进公安局干什么？也保健？

李兆林说，公安机关当然并不保健，但不等于没有服务职能。过去人们的理解非常狭隘，好像警察就是抓坏人的。实际上，警察最先的产生，还是服务于群众。比方说以前的更夫，就是巡警的原始状态。他的职能也就是提醒大家防火防盗这些。警察制度就是这样逐渐演变过来的。其实公安机关除了有刑事司法的职能，还有行政管理的职能。

我追问，刑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两大职能？

李兆林说，对。行政管理当中，又有相当大的一块是社会管理。所以，公安机关也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的。

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管理就是服务"？

李兆林说，管理不光是服务。如果管理就是服务，那就应该叫服务不该叫管理。管理其实是两大职能，一是把关，二是服务。把关就是管，服务就是理，合起来叫管理。就像法律和纪律，合起来叫法纪。法律和纪律有什么用？对守法守纪的人一点作用都没有，只有对不守法的人才要把关。那么，到我们公安机关办事的人，比如办户口办驾照，有多少不合法的？没有多少，大多数都合法。这样一看，我们整个职能都要转变，就主要是服务了。

我说，哦，原来你们并不是只抓坏人。不过我这个人比较胆小，看不得穿制服的人。你们这身制服，可能女孩子看着觉得挺帅，我看着却是发憷。你想，穿着制服干什么？不就是要制服别人么？

大家又笑。

李兆林也笑，说制服还是要穿的，看惯了就亲切了。不过有些地方，能改还是要改，主要是从理念上改进。比如我们成都市的车辆管理所，管理硬件和服务理念都是最好的，是公认的全国最好的车管所。车管所进去两个大厅，一个车辆管理大厅，一个驾驶员管理大厅。刚修好的时候，我去看，就把"管理"两个字全部去掉，换成"服务"，叫"服务大厅"。因为来这里上照、年检的车，99％以上是合法的，把关的事情并不多，主要的职能就是服务嘛！

我说，管理换成服务，等于换了制服，亲切多了。还有吗？

李兆林说，装修设计也充分地人性化，让人感觉一进去你就是主人。我们的工作服务台是开放式的，而且比较低。民警在里面坐着办公，群众在外面坐着办事，大家都坐一样的椅子，首先在形式上就给你平等的感觉。

我说，啊，平起平坐！这个平台好，这才叫平台！既然是"平台"，那就要"平"嘛！过去那种窗口实在不敢恭维。民警坐在里面，高高在上；群众站在外面，踮起脚尖才能把材料递进去。双方隔着玻璃说话，冷冰冰的，那感觉真像是进了当铺。不过人民群众更关心的，恐怕还是高效和廉洁。态度再好，事办不好，甚至贪赃枉法，那就不是"勤政爱民"，是"笑里藏刀"了。

李兆林说，这确实是个问题。谁都知道，车管所是全国最容易出事的地方。那里面油水大啊！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做到任何人都不能违纪，不敢违纪，不愿违纪。

我问，怎么不能？

李兆林说，全部实行计算机管理。比如年检，汽车刹车不灵，电脑马上就显示出来，谁都看得见，谁也改变不了，谁也做不了手脚。灯光调节不对，微机马上报警，大家都听见了，想勾兑也来不及。

我说，这倒是，机器它不舞弊，也不会舞弊。问题是你们管理的项目那么多，就一个漏洞都没有？

李兆林说，一个都没有。我说两个比较容易腐败的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考驾照，先要考交通规则。我们的办法，是实行无纸化考试，都在电脑上考。时间一到，电脑自动终止，而且马上就把分打出来，连监考官和阅卷人都没有，怎么作弊？又比如桩考。你倒车，红外线桩考仪检测，电脑记录，自动显示，考完给你一张成绩单，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你找谁勾兑？

我问，难道就没有由考官来考的吗？

李兆林说，有，但你必须要到计算机上去抽签。抽到哪个考官考你，哪个就考你。抽签结果当天有效，超过当天就得重新来选。另外现场还有协考员，监督考官。考试结果也通过电脑，当时就能显示出来，既公正，还快捷。选号牌也是电脑操作。你拿到单，到一个计算机那里一按，就会出来5个号码。尾数是4的大家不喜欢，预先已经去掉了。这样5个号里总有一个你喜欢的。然后你一按屏幕，就有了你选中的、喜欢的号，然后就拿这个去上牌。这样既提高效率，也保证公平，还防止腐败。

我又问，车检也这样？

李兆林说，也这样，但多了个服务内容，就是调校。比方说你开车来了，你灯光不对，刹车不行，这就要有人给你服务，帮你把车调校好，否则你过不了关。这项服务，过去我们都要收费的，这也很正常。

我同意很正常，有偿服务嘛！

李兆林说，但是我们现在改了。免费调，无偿服务，保证让你安全上路。

我说，那你们少收了多少修车费？

李兆林说，每年3000万吧！

我问，不心疼吗？

李兆林说，不心疼。表面上看，我们是少了一份收入，或者说，是多了一份开支。但是我们得到了民心，它的价值远远大于3000万。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量化，多长，多宽，多高，多大，多重，包括时间、空间，都可以量化。但人心不可量化，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没有办法量化，所以是最可贵的。如果我们都在"赢小利"上斤斤计较，忽视了人心民意，那就是因小失大。

我点头不语。我觉得他的话真是讲得大气磅礴。

李兆林接着说，所以我们很多可以合理收费的都不收。比如复印资料，就是免费。我再举个例子。车管所进门的右边有一个停车场，大概能停近千辆车。如果要收费，也是天经地义的。我们投资这么大，征了那么多地，收你2元、3元的也不算过分。一辆车收2元钱，一天6000~7000辆次，一年下来不就是好几百万了？而且收来的钱，可以作一般收费，甚至不进财政。就算我们不收，也可以承包给某个公司。但现在是免费。我们的态度是，但凡可收可不收的费用，一律不收！为什么呢？因为你到我这里来，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就要全方位、全功能地为你服务，而且要保证最好。那么一点小钱，收它干什么！

我拍案叫好。叫好，不仅因为他们的亲民，更因为他们的大气。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天下，就不要害怕打碎坛坛罐罐，就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也就不会在乎一元两元的小钱。这个气派我喜欢。

不过光是大气还不够。历来成大业者，无不大气而精细。大气，不是大大咧咧；精细，也不是斤斤计较。所谓"大气而精细"，实际上是"大而不粗"，既豁达大度，又注重细节。成都市公安局就是这样，他们的"规范化"是从最简单的细节抓起的。民警接到任何一个电话，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好，我是成都市公安局某某单位，有什么事请讲。新民警第一次培训，就从说这句话做起。李兆林说，这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代表了政府的形象。"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不是一句空话，它是由一个一个细节来实现的。细节决定成败。

其实，纵观成都市公安局所做的一切，哪一个不关乎细节？管理大厅的改名，服务平台的设计，车牌号去掉尾数是4的再输入电脑，年检时的免费调校，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他们为民服务的无微不至和良苦用心。李兆林告诉我，他们甚至专门请了五星级宾馆的老总来给全体民警上课，讲五星级的服务标准，还派民警穿便衣到宾馆去参观和上班，亲自体验。如果不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怎么可能想得这么细致，这么周到？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我问李兆林，前面你说过，管理并不就是服务，还有把关。你们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以后，还把关吗？

李兆林说，当然还有把关的职能，但要弄清楚三个问题：哪些关要把？怎么把？为什么要把？比如建停车场，我看就不该把关。停车场本来就紧缺，有人愿意建，有人愿意停，你管他干什么？备个案就行了。当然，我说的是院内停车场，不是路边的。路边是公共资源，不能随便乱停车，这个就要把关。至于停车费，由物价部门核准就是。甚至我觉得物价部门都不该去核，应该由市场调节，但必须明码实价。也就是说，应该由原来的审批改成事后和过程中的服务。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把关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李兆林说，也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我们公安机关来说，把关的标准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这件事对社会和他人有没有或者会不会造成危害。有危害的，坚决禁止；没危害的，绿灯放行。比如毒品，肯定不能让他运，也不能让他卖。如果不涉及法律，只是道德问题，那就不该去管。比如非婚生子女，就要给人家上户口。这里面虽然有过错，但有过错不是孩子，孩子是无辜的。再说了，你不给他上户口，你就是自己放弃管理。所以，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该管的一点都不能放，合法的就应该提供无条件，全方位，最快捷、最优质的服务。

好一个"无条件，全方位，最快捷、最优质的服务"。看来，公安局是想到了，也正在做。其他局呢？

三丢卒保车

蓝成璋：市政公用局一定要把不该做的都丢掉

2005年9月1日，成都市市政公用局局长办公室。

市政公用局局长蓝成璋慈眉善眼，和蔼可亲，有着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形象。这很适合他目前担任的这个角色。蓝成璋说，在政府的四大职能中，我们局是最能直接体现"公共服务"这个职能的。我们这个局，叫市政公用局。市政包括桥梁、道路、管网、各种市政设施；公用包括"三水"（雨水、污水、自来水）、"两电"（工业用电、民用电）、"一气"（天然气），还有公交车、出租车。总而言之，吃喝拉撒睡，婆婆妈妈。

我看着蓝成璋的满面笑容，心里想着他这"婆婆"怎么当。

蓝成璋说，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面向社会大众提供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局搞"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减少手续，二是提高质量。这两件事，第二件又比第一件重要。减少时间，减少环节，提高效率，这些都很重要，但更重要还是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比如我们管着自来水，水质好不好？能不能打开龙头就喝？这才是老百姓更关心的。

我问，那么怎样才能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蓝成璋说，首先要做到公平、正义，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

说到这里，电话铃响了，是一家颇有影响的外资企业打来的。对方说，有一个公交车站设在他们门口，给他们带来了不便，因此企业领导想来拜访一下蓝局长。蓝成璋说，拜访就不必了。每个城市都不能没有公交车站和公共厕所，可是谁也不愿意设在自己门口。这个事情真的不好办。当然，如果你们的情况确实特殊，这个公交车站确实影响了我们成都的经济发展，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不过，这也不是我蓝成璋一个人说了算的，得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解决。所以还是请你们先打个报告送来。这事秘书就能办，就不劳领导的大驾了。啥子？领导一定要来？用不着嘛！又不是卫星上天。

我在旁边听着，心想这位"弥勒佛"还是很有原则的，话说得也得体。如果是我，只怕就会说：你们这个不愿意，那个有意见，总不能把全市的公交车站和公共厕所都放到我们局门口吧？

蓝成璋坐回原位，问我：说到哪里了？

我说，公平正义。

蓝成璋说，要做到公平正义，就必须打破垄断。过去我们的自来水、天然气全是垄断的，是政府在经营。说不好听，就是政府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社会上的其他经济组织，怎么可能和政府在一个平台上竞争？竞争的平台如果不公平，那就不可能和谐。所以构建立和谐社会，必须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这话，也是耳熟能详的了，且看他怎么往下说。

蓝成璋说，所以我们就把政府直接管的公司分离出去。过去这些公司都是政企不分的，公司领导就是局领导，一个人又当局长又当董事长。现在不行了，要当董事长就不要当局长，甚至不要当公务员。比如兴蓉公司，它是"城建口"十大公司当中的一个。它的董事长原来是公务员，现在不是了。我们公用局有一个副局长，到燃气公司当董事长，就免去副局长职务。燃气公司以前是国家的，现在卖了49％，引进了外资，这样它就完全企业化了。自来水公司也分出去了，由公司自己去依法经营。当然，政府还控股，但不直接操作。这是个大进步。

我问，进步的结果怎么样呢？

蓝成璋说，结果是资金也活了，管理也先进了，政府也能腾出手来做点别的事了。或者说，做它该做的事情去了。以前我们局还有房地产公司、酒店。现在我们把房地产公司注销掉，酒店也卖了，就是我觉得应该干点正事。一个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不要自己去赚什么钱，开什么店，什么都搞，什么都管。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一定要把政府职能部门不该做的都丢掉，才能集中精力在你执政范围内做好该做的事情。

我说，对不起，你们市政公用局可是个"婆婆妈妈局"。你们管的，可都是很具体的、必须由企业来做的事情。过去直接管公司，管企业，当然有事可做，恐怕还忙不过来。现在不管了，又干什么？难道教我们吃喝拉撒睡不成？

蓝成璋说，你的吃喝拉撒睡当然不用我教，但吃喝拉撒睡作为行业，还是要有人来宏观管理。我们就是这些行业的宏观管理部门。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宏观调控、监督管理，以及提供完整的社会保障，把赚来的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保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知道，我们局分出去的这些公司，包括以后成立的相关公司，虽然政府有控股权，但全部是公司化经营。这样就会有一个矛盾，就是政府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得考虑社会效益，而企业却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既让企业赚钱，又让消费者满意，既很公平又有效率，就是我们要考虑的。

我说，能举个例子吗？

蓝成璋说，比如成都现在有150条公交线路，15000名公交职工。我们规定票价1元，有空调的2元，在运营上是有点问题的。作为企业来说，当然希望适当提高票价，但是我们不允许。虽然这是物价局管的事，也还是要听我们的意见。我们为什么不同意？因为这牵涉到千家万户，弄不好就会民怨沸腾，怨声载道。你想嘛，坐专车的，打的士的，开私家车的，总归是少数，对不对？绝大多数人还是要坐公交车的。

我说，当然，我自己到学校上课就坐公交车。

蓝成璋说，那么企业怎么办？政府就要给它协调，比如通过公交车广告牌这些来增加它的收入。再如政府要求老人坐公交车免票，那么政府就要弥补公交公司的损失。当然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因为政府还埋不了这个单。

我说，这算你们做的一件正经事。还有呢？

蓝成璋说，第二是要建立服务业的标准窗口。你看我们局楼下也有一个大厅。这个窗口不是政务大厅，而是服务中心。因为它的任务不是审批，审批的事情我们已经全部集中到市里面的政务中心去了。所以这个窗口的任务就是提供服务，比如交自来水费、安装天然气，等等。

我说，且慢，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已经政企分开了吗？交水电费，装天然气，这是公司的事，怎么还要到你们局里来？

蓝成璋说，不是到我们局来，是到服务中心来。服务中心的窗口不是我们的，是那些公司的。你要交自来水费，就到自来水公司的窗口；要安装天然气，就到天然气公司的窗口。反正你要做啥子，就找啥子公司，我们局是不管的。

我问，那你们做什么？

蓝成璋说，提供一个大的窗口、大的平台，一个集中办公的地方。

我说，我明白了，你们实际上是建了一个集贸市场，让各专业公司都到你们这里来摆摊子，租柜台。

蓝成璋点头。

我问，收租金吗？

蓝成璋说，象征性的。

我又问，市民办事都得到这个中心来吗？

蓝成璋说，不必。各专业公司另外都有自己的窗口，遍布全市，你可以就近找到自己的服务窗口。

我再问，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搞这个中心？

蓝成璋说，有两个作用。一是方便群众。因为各个公司只能设自己的窗口，不同公司的窗口设在不同的地方。这样，你交完自来水费，如果还要交天然气费，就要另找地方。在我这里就不必了，隔壁窗口就是。

我承认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呢？

蓝成璋说，就是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窗口。你想，这些窗口可是设在我眼皮底下的。出了问题，市民马上就可以投诉，我们马上就可以处理，所以这些窗口的服务肯定到位。这就为分散在全市的窗口树立了一个标杆。如果某个窗口服务不好，老百姓就会说，你看服务中心是咋个做的？

我说，这也算你们做的一件正经事。第三呢？

蓝成璋说，第三就是制定行业服务标准，而且要检查。比如我们成都的出租车已经做到了四个统一：颜色统一，车牌统一，服装统一，座套统一。座套上不打广告，每天一洗一换，和宾馆一样，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说，打住！你们又搞形象工程了！说得好听，让我们感觉宾至如归，实际上是为了上级检查评奖的时候，你们好加分，或者趁机乱收费吧？请问，你们搞出租车四个统一，钱从哪里来？

蓝成璋说，搞出租车统一颜色，政府埋单。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花费都让驾驶员去承担。出租车行业本来就不太稳定，再收费就不和谐了。

我追问，政府的钱又从哪里来？

蓝成璋说，从审批许可经营的费用里出。这个项目，我们局一共向财政交了14亿，出点钱搞颜色统一是不成问题的。

我问，座套统一的费用呢？

蓝成璋说，政府补助20％，出租车公司出40％，驾驶员出40％。一辆出租车，往往有两个以上的驾驶员。几个人分摊，就很少了，所以就没意见。

我说，就算没意见，也不等于他肯天天换洗。多麻烦呀！

蓝成璋说，不麻烦。我们成都8175辆出租车全部都是烧天然气的，汽车尾气治理得很好。这样，驾驶员每天都要加气。加气的时候，加气站就给你换座套，然后拿到工厂去洗，不用你自己张罗。

我问，能覆盖吗？

蓝成璋说，全市有30多个加气站。

我又问，每天都要加气吗？

蓝成璋说，一天好几次。

我再问，如果驾驶员懒得换呢？

蓝成璋说，换完座套要盖章。我们既然提出了服务标准，那就肯定要监督实施，而且肯定要有办法监督实施。我们局作为行业的宏观管理部门，就是干这个的。最终的目的，则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看来是滴水不漏了。于是我问，你们还干些什么？

蓝成璋说，公共服务方面还有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秩序问题。这个秩序不是市场秩序，也只是不简单的交通秩序那些，而是一个城市的管理。我们要规划好城市，建设好城市，更要管好这个城市。吃喝拉撒睡，居住、出行、购物，都要管好，每个平方都要有人管理。建设是周期的，管理是长期的。

我说，好嘛，每个平方都要有人管理，你们政府机构岂不是更庞大了？

蓝成璋说，恰恰相反。只要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府的机构就一定是精简的，不会是臃肿的。管理，并不是非得要官本位嘛！

我说，话倒是不错，只怕一时半会做不到。你这个局长也还是会有人找，只不过不太好找就是。

"弥勒佛"笑容可掬，说好找，好找。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指着上面一个电话号码说，你打这个电话，准能将我蓝成璋"捉拿归案"。

我大笑，说现在我还是先到"案发现场"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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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败之地

一、人有病，天知否

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改善投资环境，重新规范政府

2005年9月28日，成都西藏饭店1188室。

转眼间快两个月了。秋后的成都不再阴雨绵绵，空气也开始变得清爽。阳光从云缝里懒洋洋地洒落下来，给了街市上的人们一个好心情。

我坐在电脑前发呆，不知该如何准确地把握成都的故事与经验。由于“职业病”的缘故，我总觉得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有一种内在的、深刻的逻辑关系。找到这些逻辑关系，并把它们表述出来，是研究者的任务。但是，任何真知都只能产生于实践，任何结论都只能产生于调研。因此，我们还得把成都做的这三件事情──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再来梳理一遍。

先说“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我们知道，在前面讲述的“成都故事”中，“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是做得最早的。我听邓全忠详细地谈过它的来龙去脉，也访问过许多人，很清楚这事可没有什么“事先设计”，完全是一步步被“逼”出来的。

事情的缘起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有人反映他们投资办企业实在太难，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可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其实，就算没人告状，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也是要搞的。因为当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要加快城市的发展。这必须研究发展的规律。于是，市政府就责成计划委员会牵头，对成都市从建国到2000年经济发展的轨迹进行系统分析，包括哪个时期发展得快哪个时期发展得慢，原因又是什么。得出的结论，是成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的增长。也就是说，成都经济是“投资拉动型”的。

于是事情就变得很清楚，那就是要发展成都经济，就必须吸引投资；而要吸引投资，又必须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投资管理方式有问题。我们的投资管理方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本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投不投资，投多少，怎么投，是企业的事。企业投资，企业经营，企业管理，企业受益，企业承担风险。投对了，企业发财；投错了，企业吃亏。这就叫“谁投资谁负责”，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管理方式却不是这样。投不投资，投多少，怎么投，要由政府说了算。如果出了问题，则由企业来承担。也就是说，政府决策，企业埋单。

这没道理，但有原因。原因就在于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企业花的是国家的钱。你花我的钱，我当然要管。谁来管呢？计划委员会。所以当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大得吓人。但是到了2000年，投资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来资金已经占有相当份额。人家花自己的钱，还要你来管他怎么花，就有点不讲理了。特别是外资企业，很不适应，觉得政府简直就是越俎代庖，徒然害得他们贻误商机。这就非改不可，尤其是投资体制要改革。当然，投资体制不等于投资环境。投资体制改革了，不等于投资环境就一定改善了。但体制是核心的东西。体制不改，环境的改善就是一句空话。

这就要分析投资体制到底有什么问题。当时的结论，认为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效率极其低下”，原因主要是管得太多。本来市场可以调节的，政府也要来管，自封“婆婆”，没事找事，计划经济变成了审批经济。你就是开个小餐馆，也要政府来审来批。手续既繁多，审查又严格，效率就可以想见。成都市计委作过调查，也请四川大学的姜晓萍教授帮助调查，结果是办一个项目需要500多天。这样的效率实在太糟糕。投资是要把握机遇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这样的办事效率，谁还敢来投资？

第二就是“非公平操作”。过去的投资体制，特点有“三不”：审批不公开，程序不透明，市场准入的标准不统一，权力掌握在个别部门甚至个别处室手中，非常容易出现因人而异、厚此薄彼的现象，可谓弊端丛生，腐败难免。比方说，关系好的办得快点，关系不好就慢，或者外资企业吃香，个体经济吃亏，投资者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这样就把市场上公平竞争的环境破坏了，甚至无法进入市场公平竞争，这对投资者是不公平的。

第三就是“既越位又缺位”。一方面忙不过来，另一方面又管不好，原因就在于管得不对。该管的事情比如规划、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环境生态没管好，这就是缺位；应该由市场、投资者自己管的，也要插手，这就叫越位。缺位的原因是越位，越位的原因是只要管事就有权。权力后面是利益，利益后面是交易，交易后面就是腐败，至少也是小金库。这样的缺位、越位，问题很严重。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归位。归到哪里去？归到政府和政府部门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上去。这就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那么，什么样的竞争环境是公平的呢？首先要有规则。而且，这个规则还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对每个竞争者都一视同仁的。大家都按规则做，竞争也就公平了。但是光有规则不行，肯定有人捣乱，有人犯规，有人闯红灯。这就要有人来维持秩序，来当交通警察和裁判员。这就是政府该做的事情，即制定规则和维持秩序。至于竞争的成败，则由市场来决定。

政府既然是制定规则和维持秩序的，那就不能直接介入竞争领域，不能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其实，就连制定规则和维持秩序都应该区分开来。制定规则的应该是人大，维持秩序的才是政府。但不管怎么说，你当了“交通警”，就不能再当“驾驶员”；你当了“裁判员”，就不能再当“运动员”。

然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我们在运用市场化的规则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却有很多参与竞争的公司是政府投资或控制的。这就有问题了。本来我们制定规则、维持秩序，是要为市场化配置资源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是你自己却直接或间接地介入竞争，就会造成严重的不公。比方说，一块土地或者一种特许经营权，人家是拍卖得到的，你自己的企业却直接就拿到了，这公平吗？实际上，只要是政府自己投资办企业，又自己配置资源，那就公平不了，肯定是你想怎么配置就怎么配置，资源在你手里么！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是政府的，那么问题还不大，反正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一个是“亲儿子”，一个是“拖油瓶”，一个是“流浪儿”，那结果几乎谁都知道。总之，政府直接介入竞争，是与民争利；间接介入竞争，是欺行霸市。

政府不但垄断资源，还垄断服务。比方说，当时政府要求，你要投资，要上项目，先要由专门的机构给你做可行性研究。如果结论是可行，计委才批准。这倒也罢了。然而当时能够做可行性研究的就一家。谁办的？计委。这就没道理了。本来，我的钱我投资，怎么花是我的事，亏和赚也是我的事。就算要做可行性研究，可行性论证，那也是我自己做，关你什么事啊！就算你是一片好心，怕我亏本，督促我做可行性研究，那也不能由你指定公司啊！你指定公司来做研究，如果它的结论和我的结论不同，我认为可行，它认为不可行，听谁的？政府回答说听他的。那好，如果到最后我亏了，它负责吗？政府说不负责。政府指定的公司不负责，政府自己也不负责，大家都不负责。这就好比我有一笔钱，要由你找个人来决定怎么花，花错了你们两个都不负责，我自己认倒霉，有这道理吗？

没道理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盖房子，必须防治白蚂蚁，必须做好消防。这是对的，政府应该管。不过按照国际惯例，这些服务机构应该由我来选择，政府只能管做得好不好，不能管由谁来做。但是不行。你要防治白蚂蚁吗？只能找建委下面的那个机构。你要做消防吗？只能到公安局下属的单位购买消防设备和器材。这叫什么？叫“强制性和垄断性地为投资主体服务”。它名为“服务”，实为“牟利”，而且是高额利润。那么，能强制吗？能。你不找我指定的这一家，我就不给你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下属单位收了费以后要向我上缴，用来解决机关部门工资之外的其他福利待遇。所以，这些所谓“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名曰“为社会服务”，实则“为上级部门服务”。它们依附于行政部门，实际就是依附于行政审批权力，坐享其成，牟取暴利，坐地分肥。

这是非常糟糕的。本来，中央有规定，政府行政部门不能收取费用。但是部门就说，我们没有收费啊！这是人家给企业服务，收的一点“合理费用”。这话只有鬼才相信。第一，你的收费标准比谁都高，还说一不二。这叫什么？这叫“霸王条款”。第二，你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就算有，也不准我们去找。这叫什么？这叫“垄断经营”。第三，你依仗手中的审批权，强迫我们接受你下属机构的所谓“服务”，从中收取好处，虽非“明抢”，也是“暗夺”。这叫什么？这叫“仗势欺人”。最后，你还要说没有违反中央规定，没有乱收费，大言不惭，心安理得。这叫什么？这叫“欺上瞒下”。所以，这种做法至少有三大弊端：第一，滋长了歪风邪气，进而培育了腐败环境；第二，加重了企业负担，破坏了投资环境；第三，压抑了其他服务机构，严重制约了中介服务市场的发育。看来，当时的政府，确实“病”得不轻。

这就要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的前提是找到病根，病根就在审批，或者说，审批的项目太多，审批的范围太广，审批的权限太大，审批权的运用太滥。这就要进行清理，弄清楚哪些东西是必须依法保留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这里面又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项目，二是程序。清理的原则，则是前面邓全忠所说的，区分政府性投资项目和非政府性投资项目。前者从严管理，后者依法放开。这个标准一确立，一大堆可审可不审的项目、可走可不走的程序便都从政府的“硬盘”里清了出去。然后再重新设计程序（流程再造），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不过，政府的“硬盘”里不但有“垃圾程序”和“垃圾文件”，还有“病毒”。这就是行政部门的下属企业和中介机构。不要小看这些“病毒”。它们不但破坏“程序”（经济秩序），而且可能导致“死机”（政府瘫痪），非清除不可。

这就肯定要引起反弹。减少审批项目和程序，已是“夺权”；砍掉政府行政部门下属企业和中介机构，就更是“夺利”。公开对抗是不敢的，讨价还价是会有的。邓全忠告诉我，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谈得很艰难。对方多半是纠缠于具体问题，说这个有什么实际情况，那儿又涉及啥子困难。实在扛不过，就搬出“尚方宝剑”，说哪个是国家要求的，哪个是审批要求的。不过李春城他们也有办法，说既然上面有规定，我们也不取消，那你能不能并联处理，两个部门同时给他办？比如办一件事情需要5天，你两个同时办，不也是5天？另外，如果不同的部门把的关是类似的，那么，我们政府来协调，委托一个部门帮你一起把职能履行了，不也能提高效率吗？

但这样一来，分散办公就不行了，层层审批层层签字也不行了。于是，就有了“政务中心”，就有了“首席代表制”，就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和改革，一个“规范化”和“服务型”的政府也就逐步地建立起来了。

我们可以额手称庆了吗？否！

二、吹皱一池春水

规范化的政府必定是服务型的，服务型的政府也必定是规范化的

争议一开始就存在，就连“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个提法也有争议。有必要叫这个名字吗？就没有别的说法吗？的确，“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是很拗口，但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表述。因为只有这样说，才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其性质和特征：一是规范，二是服务。这两个内容，意义都很重大，意味也很深长。

先说“规范化”。

从逻辑上讲，所谓“规范化政府”，是针对不规范或不那么规范的政府而言的。照理说，世界上不该有不规范的政府。但凡是政府，总会有所规范。就说计划经济时代吧，其实也有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也需要严守纪律、照章办事，并不能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就不叫“计划”了。孟子有云，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因此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连以“无法无天”相标榜的江湖，也有规矩和规则。民间尚且如此，何况政府？

话虽如此，具体情况却并不乐观。我们的一些地方，法律是有的，规章是有的，政策是有的，纪律是有的，原则是有的，条条框框也不少，可就是“规而不范”。为什么呢？原因之一，恐怕就因为我们没有弄明白：规矩不是规范，纪律不是法律，照章办事也不等于依法办事。我们把这些概念混淆了。那么，依法办事和照章办事又有什么不同呢？表面上看，它们在办事的时候都需要有规定和依据，只不过这规定和依据，一为法，一为章。然而这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第一，照章办事的那个“章”，可以是法规，可以是政策，可以是红头文件，还可以是约定俗成。这可没有谱。第二，这些“章程”出自何方，也说不清。就说红头文件，它可能是中央的，也可能是地方的，还可能是本部门自己制定的。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自己执行，对不对，好不好，该不该，谁说得清？第三，这些“章程”有哪些内容，如何掌握，哪些该紧，哪些可松，只有执行者知道，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是不知道的。结果，执行者是否当真照章办事，大家也不知道。第四，这些“章程”既然政出多门，又没有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也就难免朝令夕改，各行其是。如果发生冲突，该听谁的，大约也只能由执行者“看着办”。这个“看着办”可又是说不清的事，于是只好勾兑。勾兑得好，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哪有规范可言？结果便只能是“规而不范”。所谓“规而不范”，不仅包括有法不依，还包括乱设关口，把不该管的都管起来。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就肯定管不好。结果，公民和企业为了和政府打交道，要付出许多不该付的成本（比如跑批文、跑项目、跑关系），政府自己却没有任何效益，岂非“劳民伤财”？

更严重的是，规范的东西不能建立，不规范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并大行其道。我们知道，计划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权力经济。在这种体制下，资源的配置和财富的分配，都要依靠国家权力来“计划”。权力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何况计划本身又并不规定执行和调整的具体操作。这就很难规范。事实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必有疏阔之处，而那些弹性的部分便正是权力寻租和权力赎买的空间。显然，所谓“照章办事”是靠不住的，必须主张“依法办事”。

那么，依法办事为什么就靠得住？它和照章办事又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就在于，依法办事的“法”只有一种，就是法律。法律只能由立法机关制定，行政部门不能立法，也就不会政出多门，不会自己挖坑自己埋。即便不同法律的条文发生了冲突，如何解释，如何执行，也不由执行者说了算，必须申请司法解释。更重要的是，法治的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中就包括信息的对等。因此，只要是依法行政，法律就必须公布，执法就必须公开，政策就必须讲明，执行就可以监督，你就不能搞暗箱操作，只能规规矩矩依法办事。可见只要当真是法治，那就肯定规范。规范，是法治的“天性”。

可惜这个传统咱们没有。为什么没有呢？说来话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与政府的性质有关。严格地说，中国古代没有政府，只有朝廷和衙门。朝廷的功能是统治，衙门的职能是管制。正如戏文里所唱的，官管官，官官管。官就是管，管就是官。官，就是管人管事管钱的，没有服务的任务。人民政府当然不是衙门，但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的功能仍很突出，人要管，事要管，钱就更要管。该管不该管的都要管，服务的功能就不大想得起来。

政府一旦是管制型的，就很难规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管制型的政府总是难免高人一等，唯我独尊。它甚至想不自高自大都不可能。道理也很简单。一个是管人的，一个是被管的，能平起平坐吗？所以，管制型的政府即便要规范，那也只会想到去规范别人，不会想到自己也需要规范。相反，如果政府是服务型的，那它就一定是规范化的，也一定是谦恭亲和的。这几乎用不着解释。你见过一个服务生趾高气扬吗？你见过一个服务生指手画脚吗？你见过一个服务生不按规范动作，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瞪着眼睛说“用不着告诉你为什么”吗？

由此可见，规范化的政府必定是服务型的，服务型的政府也必定是规范化的。这正是现代政府的特征。所谓“现代政府”，其实就是“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和非法治政府、现代政府和非现代政府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服务，后者管制，前者必须规范，后者只要规矩。规矩和规范是不同的。规矩是一个“非法治社会”的概念，更多地具有道德、礼仪和约定俗成的意味，其作用也主要是“软控制”而非“硬制约”。比如一个人“不讲规矩”，其实奈何他不得。但对于一个“管制型机构”来说，有规矩也就够了。所以中国古代的衙门是“有规矩，无规范”。

革命战争年代的政府则可以说是“有纪律，少规范”。纪律和规范也不一样。规范是法治概念，规矩是伦理概念，纪律则是组织概念。有组织就有纪律，有纪律才有组织，合起来就叫“有组织，有纪律”。这在革命战争年代十分必要，也非常正确。但是，革命党一旦转变为执政党，并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法治政府，就不能“只有纪律，少有规范”，或“只有规矩，没有规范”了。与此同时，“规范化政府”的问题一旦提到议事日程，这个政府也必定要由“管制型”转变为“服务型”。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逻辑的必然。

事实上，成都在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时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正是“转变观念”，并由“转变观念”而“转变职能”、“转变态度”、“转变方式”。这里面又包括四个内容，即“何为本位”、“该干什么”、“怎样去做”、“如何问责”。管制型政府的任务是行使权力管制社会，执行这个任务的则是官员，因此是“权力本位”和“官本位”。服务型政府则相反，是“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它的宗旨是为公民和社会服务，并由此承担着服务的任务和责任。服务得好，就是好政府；服务不好，就要追究责任。为了保证能够提供良好的服务并确实能够追究责任，就必须规范。也就是说，纳入法治的体系。

弄清了“何为本位”，也就明白了“该干什么”，这就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包括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有个企业家说，我们都是靠改革开放和国家政策富起来的，但是积累一点资金也不容易。我们在下面，并不知道宏观的情况，常常是看见别人赚钱也跟着投。如果一笔钱投进去，投到一半你才说不行了，我们损失大，国家损失也大。那么，什么多了，什么少了，你能不能及时告诉我一声？这就是政府该干的事情了。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比如规划局就该做规划，公安局就该管治安，发改委就该谋发展、搞改革，而不是一天到晚拿着一枚公章一支笔忙审批。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让守法者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有所为，就是让违法者处处感受到政府的存在。

这其实也就是“正名”。名正则言顺，剩下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首先，政府的角色必须重新定位，不能再是“官老爷”或“包工头”，而应该是“导航台”、“管理员”和“服务生”。其次，角色转变了，态度也会变，即由“居高临下”变成“笑脸相迎”，由“指手画脚”变成“出谋划策”，由“防范管制”变成“保驾护航”。第三，工作方式也得改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端坐在机关里，批条子，盖章子，读文件，打哈哈，迎来送往，等因奉此，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就要制定服务标准，规范服务流程，构建服务模式，才能保障服务品质。最后，还必须设立评估组织，确定评估方法，完善评估体系，并建立激励和约束的机制，以保证这个政府确实是规范化和服务型的。

毫无疑问，这样的政府，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也是党和人民希望建设的政府。难怪公民、企业和社会团体举双手赞成了。不少朋友都好心地建议，要我去访问一些农民、市民和企业家，请他们现身说法，这样就更有说服力。我说不必。因为我不可能遍访全市。找几个“代表人物”，人家会说那是“托儿”，不如没有。人是理性的动物，有些事情只能诉诸理性。只要理性地看待问题，其实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至于成都市是不是当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做了，大约也只能请怀疑者自己来“眼见为实”。我是暗访过的，发现情况确如其言，并无夸大不实。不足之处有没有？肯定有。不满之人有没有？也肯定有。但是，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个大方向是对的，成都的市民和企业在总体上也是欢迎、赞同和拥护的。过去，他们和政府打交道，心发憷，嘴发软，腿跑断，腰弯酸，现在则理直气壮地坐享其成，还可以品头论足说三道四，能不拍手叫好吗？

其实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政府自己。因为只有当这个政府是“规范化”和“服务型”的时候，它才最能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也才充分地是人民的政府。一个政府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效益？更何况，当这个政府在进行着观念的转变、职能的转换、结构的调整和方法的更新时，它实际上也就在“自我再造”。再造是能获得生机的。按照规范化和服务型的要求自我再造，就是人民政府增强活力永葆青春的“强本之方”。

三、让我们荡起双桨

法治的政府必定是民主的，民主的政府也必定是法治的

成都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是法治的，也是民主的。如果说“规范化”更多地具有法治意义（依法行政），那么，“服务型”就表现出一种民主精神（为民服务）。民主并不就是选举，就是投票，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它首先是“人民做主”。做主的既然是人民，服务的就肯定是政府。政府服务，是“人民做主”的逻辑结果。因此，一旦政府是民主的，它也就必须是服务型的。如果不是服务型的，那就不可能真正是民主的。

事实上，民主与法治有着不解之缘。历史上的政体，无非君主和民主。君主口含天宪，“朕即法律”，乾纲独断，一手遮天，哪里用得着“法制”，又怎么可能是“法治”？所以，一个君主制的国家，一旦开始立法、立宪，那就意味着向民主制度的转变；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法制健全，依法治国，就连君王也要服从法律（王在法下），那它就可能是名义上的君主制国家，实际上的民主制国家。相反，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公，违法乱纪，无法无天，不把法律放在眼里，那就不大可能有什么“民主”。就算有，也不充分。因此，法治的政府必定是民主的，民主的政府也必定是法治的。

无独有偶。成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恰恰从规范政府开始，这就是“开放三会”。所谓“开放三会”，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向群众和公众开放区（市）县的党委全委会、政府常务会和人大常委会。党委全委会向党员群众开放，政府常务会和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众开放。其中首先开放的，则是政府常务会。这是成都市新都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所做的第一件事。

这项改革的意义，一般都理解为“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这当然并不错。“开放三会”，确有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意义。但我以为，它和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规范。也就是说，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和“开放三会”，其实都在“规范政府”，只不过前者是“硬规范”，后者是“软规范”；前者是“用法律来规范”，后者是“用民主来规范”。

民主也能规范政府吗？能。只要这个政府是民主的，民主对于它就是规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更重要的规范。首先，人民政府本身就是民主的产物，它是在民主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建立的；其次，用来规范政府的法律也是民主的产物，它是在民主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设定的；第三，召开党委全委会、政府常务会和人大常委会，本身就意味着决策必须民主，不能只由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因此，民主在事实上已经规范着政府。

这就有问题了。既然民主已经在规范着政府，又有什么必要再做改革呢？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民主的规范如何落实的问题。我们知道，民主的规范是一种“软规范”。公民的意志即所谓“民意”，是隐藏在法律、法规和法定程序当中的，并不能让人一目了然地直接感觉到。这样一来，当区（市）县的党委委员、政府成员和人大常委关起门来召开党委全委会、政府常务会和人大常委会时，这些会议是否规范，是否能够体现民意，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其实是“自己规范自己”。借用一个伦理学的名词来说，就是“慎独”。“慎独”是不怎么靠得住的，比较靠得住的是有眼睛“盯着”。这就需要“开放”，让与会者直接感受到民主的监督。这时，民主的规范仍然是“软规范”，主要是在心理上造成一种“规范感”，但分量却不同。隐藏在法律、法规和法定程序当中的“软规范”是“间接规范”，不一定能够意识到；现在的“软规范”却是“直接规范”，不可能视而不见。

因此，适度开放三会，就有利于对政府的“民主规范”。值得注意的是“适度开放”这四个字。比方说，开放到哪一级，规模多大，能否电视直播，怎样才能既广纳民意，又保证效率，所有这些，都必须也只能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在这里，重要的是实践，空谈是没有用的。

其实，不但政府需要民主的规范，而且民主也需要法治的规范。民主是需要规范的。没有规范的民主，弄不好就是“暴民政治”。这正是许多人的忧虑所在。忧虑是有道理的，解决的办法则是依靠法治。因为民主可能失之狂热，法治却永远诉诸理性。事实上，民主总是和法治血肉相连。民主的问题，往往就是法治的问题；民主建设的进程，也同时就是法治建设的进程。没有法治保障的民主，不是失控流产，就是违背初衷。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新都区在试点改革时，始终把基层民主的建设纳入法治的轨道，这就让人欣慰。

就说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

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都是为了解决领导干部的民主任免问题。其中，全委票决是针对区（市）县下属局委办负责人的，涉及“条条上”的干部；公推直选则是针对乡镇领导干部的，涉及“块块上”的干部。这两套办法，我们在前面都已讲过，不再赘述，这里只讨论一下程序问题。我们知道，对于法治和法治建设来说，程序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程序上的公正远比实质上的正义重要。程序公正虽然并不能保障实质正义，但没有程序的公正，实质正义就最终会流于一句空话。因此，新都区实行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以后，是不是当真选出了好干部，或者由此产生的官员是不是就那么称心如意，既合党心，又合民意，当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他们的程序是不是符合民主和法治的精神。

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都有一系列的程序。所谓“全委票决”，准确地说就是区（市）县下属局委办负责人的产生办法。它的程序大体上是这样：当这些职位出缺时，上级组织部门应在全区（市）县范围内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发表公告，公开征集报名。如果报名人数达到4人或4人以上，就由区（市）县组织的考评小组进行资格审查和组织考评，从中选出3人，进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推荐和考察通过以后，即由党委全委会投票表决，差额选出可以直接任命或依法向人大推荐的人选。

再说“公推直选”。所谓“公推直选”，即公开推荐，直接选举。其程序简单地说，就是当乡镇党委书记职位出缺或者乡镇党委换届的时候，上级组织部门应在区（市）县范围内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发表公告，符合条件的参选人可以通过个人自荐、联名推荐和组织推荐三种方式报名；经过资格审查、实地调研和初步考察三个程序，进入公开推荐；公开推荐大会产生两名候选人，经过组织考察进入直接选举，在乡镇党员大会上由全体与会党员每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党委书记，报区（市）县委批准。不过必须讲清楚，公推直选仅限于产生乡镇党委书记，不包括副书记（纪委书记）、委员和正副乡镇长。新任乡镇党委书记当选后，如果适逢乡镇党委或政府换届，那么，他可以提出副书记（纪委书记）、委员和正副乡镇长的建议名单，由区（市）县委组织部进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区（市）县委同意后，副书记（纪委书记）和委员由乡镇党员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正副乡镇长则由乡镇党委向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依法推荐，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这里面显然有一系列环节。区（市）县下属局委办负责人产生办法的环节是：公开报名、资格审查、组织考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全委票决、直接任命或依法推荐。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领导班子产生办法的环节是：公开报名、资格审查、实地调研、初步考察、公开推荐、直接选举、上级批准、书记提名、班子换届。这些环节，我在前面的访谈中已经进行了追问，在后面的文章里还要提出存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们总体上是符合民主和法治的精神的，其设计也慎之又慎，煞费苦心，可以商榷之处则必有苦衷。因此，我主张对此持积极支持和审慎乐观态度。

实际上，这两套办法的环节虽多，程序也复杂，但紧要之处也就两点，即“公开报名”和“差额选举”。这两条规定的意义不言而喻，就是为了保证领导干部产生方式的公开、公正、公平，保证乡镇党员和党委委员的民主权利。因此，“新都方案”的精神是民主的。另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这些程序的环节都很多。产生局委办负责人也好，产生乡镇党委书记也好，环节都是七个。这就让人比较放心。我们知道，立法和选举不同于行政。行政过程中，环节越少，效率越高。立法和选举则相反，程序越多，效果越好。当然，这里说的多和少，都有一个“度”，少不能少到草率马虎，多不能多到议而不决。但程序复杂一点，环节多一点，是立法和选举的基本原则。因此，“新都方案”的精神是法治的。

民主和法治确立，科学也就在其中了。这里要说的是“民主测评”。民主测评要解决的，是对领导干部进行考核监督的问题。其方案简单地说，就是由一定数量的来自基层或者来自民间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非公务人员，组成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临时机构，在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公证下，按照一定的程序和项目，对区县、乡镇和村的领导班子定期独立进行考评。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程序和程序性问题，关键则在于是否科学。我们知道，所谓“民主测评”，是对一定级别领导干部工作业绩和领导作风的评价，而且这个评价还要当场统计，公开宣布。结果公布后，领导干部还要通过公开方式面对全体群众进行自我剖析，提出整改措施。所以，这个评价如果不公正，不公平，不真实，不基本准确，就会违背测评的初衷，也会造成损害，比如打击工作积极性、误导今后的发展方向等等，因此必须慎重，更必须科学。

所谓“科学”，又包括几个方面的要求。首先是要客观公正，其次是要切实可行，再次是要合情合理，最后还要确有权威。现在看来，新都区在设计方案和进行试点的时候，已经尽可能地考虑了这些问题。比如2005年的民主测评大会，就是由1299人组成的。这个人数，大体上适宜。因为人数太少、范围太窄、圈子太小，难以公正；人数太多又不易操作，千人规模是合适的。这就科学。

参加测评大会的这1299名“评委”，其实由三个方面的人士组成。其中一部分来自基层，即村和社区的支部书记、村委会和社区主任、部分生产合作社社长、机关干部代表；一部分来自民间，即企业界代表、市区和农村一般群众代表、无党派人士代表、知名人士代表；还有一部分可谓“半官方人士”，即党代会代表、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评委”来自基层和民间，是为了保证测评的民主性；邀请党代表、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则保证了测评的权威性。但不论他们是来自基层还是来自民间，或者是“半官方人士”，基本上都是“非公务人员”。即便有机关干部的代表，也不是领导干部。既有来自基层的代表，又有来自民间的代表，还有党代表、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这就具有了代表性。这正是为了保证测评的客观、真实和公正。这也科学。

其他环节就不一一细说了。比如“临时机构”，比如“监督公证”，比如“一定程序”、“独立打分”和“定期考评”，其意义都一目了然。可以商榷的是“测评项目”。测评项目是否科学，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讨论。这里要说的是，成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套办法，总体上都体现了科学与法治的精神。这真令人高兴。因为有了科学与法治，我们就有了确保民主进程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也就有了把民主的小船推向前方的双桨。

四、绿了芭蕉

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民主化的进程中来

不妨再来看看成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套办法。

不难看出，这四套办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基层政治生活中来。开放三会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议事”（参与决策），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选官”（选拔干部），民主测评则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评官”（考核干部）。这四件事，参与的人数都比改革前多。多，又有什么好处呢？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不容易腐败，其次则是比较科学。所谓“集思广益”，所谓“众目睽睽”，所谓“大庭广众”，即此之谓。无疑，多数人的看法不一定就正确，多数人的选择也不一定就准确，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但多数人看走眼总归比少数人看走眼的可能性小，这就相对让人放心。

实际上，所谓“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多数人的选择”。民主当然并不简单地等于“少数服从多数”，但没有“多数人的选择”，也就不会有民主。因此，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直选和民主测评，就是要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做到民主决策、民主任免和民主监督。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尝试。

就说民主测评。刚才说过，多数人选出来的干部并不一定就保险，就靠得住。就算当时选准了，后来也可能会变。即便是好干部，为人民群众做了好事，也要有人来评价和肯定。这就要考核，也要监督。这件事，以前是由组织部和纪检委来做的，今后也仍然要由他们来做。但组织部和纪检委的眼睛再亮，也有限。这就不妨在有条件的时候和地方，用适当的方式邀请人民群众或者他们的代表来帮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万人喝彩；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千夫所指。这样一来，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得到人民群众肯定的干部则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显然，这种考核方式和舆论力量，有可能在基层的政治生活中形成良好导向和良性循环。

何况新都区在改革试点时，还尝试着明确了党员群众的质询权和罢免权。党员有权对本乡镇党委进行询问。如果对方不答复，或者对答复结果不满意，可以质询。对那些有严重问题（比如思想素质差，违法乱纪；责任心不强，长期履职不到位；作风简单粗暴，严重伤害大多数群众利益；管理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党委书记，还可以提请罢免。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和程序，并不是动不动就可以询问、质询、罢免的。但不管怎么说，基层民主权利的运用已不限于“任”，还包括“免”了。也就是说，群众能够把乡镇党委书记“选上去”，也能够在换届时把他“选下去”，或者在任期内把他“罢免了”。这是一整套完整的民主程序。

当然，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直选和民主测评，是有区别的。开放三会的改革着眼点主要在“由内而外”，全委票决的改革着眼点主要在“由少而多”，公推直选和民主测评的改革着眼点主要在“由官而民”。也就是说，开放三会的改革方向，是由不公开决策变成公开决策；全委票决的改革方向，是由少数人“选官”变成多数人“选官”；公推直选和民主测评则是由“官选官”、“官评官”变成“民选官”、“民评官”。一则着眼于“内外”（公开不公开），一则着眼于“多寡”（少数与多数），一则着眼于“官民”（官方与民间、上级与基层），真可谓多层面多角度立体式的改革。

其实这三个方面是有关联的。实际上，只要坚持“多数人选择”的原则，就一定会“由少而多”，也一定会“由内而外”、“由官而民”。因为“官”总是少数，“圈内”和“上级”也总是少数；而“民”（群众、民间、基层、下级）一旦参与进来，不管进来多少，“门窗”便都不再关得住。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政治必定是公开和透明的政治。反过来也一样。只要政治生活真正是公开透明的，就一定面向大众，也一定面向基层。因此，民主政治建设必自基层始。

事实上，成都在进行基层的制度完善和政治建设时，所有的尝试，全部都在区县和区县以下展开和进行，其中有的涉及区县一级，有的仅限于乡镇和村。区县做的，乡镇一般都做，如民主测评；乡镇做的，有些事情区县就不做了，如公推直选。所以是“基层民主”。

基层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基层是基础。我们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从中央到地方有多个层级。在这样一个国家执政，不能不看重地方，注重基层。这就好比一座高楼大厦，越是高耸入云，就越是要打好地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必须着力夯实。

成都所做的一切，意义正在于此。比如公推直选，就用心良苦。公推直选是仅限于乡镇党委书记的。乡镇党委书记的产生方式，过去的常规做法是上级党委提名，代表大会选举。这种做法，既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体现了“党内民主”的原则，从理论上讲并无不妥之处，从实际上看也并非问题成堆。那又为什么要改革？依我看，恐怕就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两个原则。我们知道，所谓“公推直选”，是由两个环节构成的，即“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公开推荐并非不要上级党委的领导，只不过领导的方式由“指定”变成了“指导”。乡镇党委书记也和过去一样，仍然是选举产生，只不过由“间接选举”（代表大会选举）变成了“直接选举”（党员大会选举）。所以，这种改革，不是“改变”，而是“完善”，或者说，改善。

那么，这种“改善”又有什么意义呢？窃以为意义很是不小。比如“指定”变成“指导”，表面上看只不过一字之差，其实却是执政方式的高明转变。因为相对“指定”而言，“指导”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效益更大。我们知道，执政即掌握领导权。领导是干什么的？掌握方向，把握时机，制定政策，决定方针，并不需要事事都亲力亲为。至少，用不着连乡镇党委书记这样的干部，也要由上级指定。当然，乡镇党委书记也是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选拔确实应该慎之又慎。如果用人不当，虽非后患无穷，也是麻烦不少。然而惟其如此，才应该采取更为保险的办法，这就是让基层帮助上级、党员帮助党委来选。乡镇党委书记是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的，是所谓“亲民之官”。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就是说，群众对他们，很可能比上级党委更熟悉。让广大群众和熟悉的人帮助上级党委来选拔，来考核，是不是更靠得住些？如果更靠得住，岂不是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岂不是就意味着效益更大？至少，在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地方，干部还是党委在管，但管得更加轻松自如；书记还是党员在选，但选得更加放心踏实。群众放心，上级放手，岂非长袖善舞？放心而不放纵，放手而不放任，岂非游刃有余？

何况还有另一种无形效益，这就是提高了执政党的威望。何以言之？因为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表明执政党对群众有信任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就敢公开推荐，有信任就敢直接选举。当然，这种方式，只能仅限于乡镇党委书记的产生，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合适，原因以后再说。但必须指出，区县和区县以上党委书记的产生，虽不宜像乡镇党委书记那样直接选举，却仍然可以借鉴公推直选的某些做法，尤其可以而且应该发扬其中的民主精神。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观念。做法可以各异，精神却是一致的。这就叫“事不同而理同”。

我说的这种无形效益也是有例可证的。最近，有一家规模很大、很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选择在新都区投资，原因是新都区乡镇的干群关系特别好。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对乡镇干部敬而远之，新都区的农民却帮党委书记说话。为什么呢？就因为书记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是“我们的书记”。其实，这正是民主的精髓所在。什么是“民主”？“民主”是针对“君主”而言的。君主制的本质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民主制的本质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我们是人民共和国，我们也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的。但我们又是一个君主制历史漫长，民主制经验不足的国家，基层民众对于民主仍不乏陌生感。因此，有必要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主权在民，政权民授”的民主精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在当家做主。只有当他们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时，他们才会对民主充满信心，才会和执政党、和政府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所以，多一些“我们的书记”、“我们的镇长”，既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又有利于民主的进程，岂非利国利民？

显然，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不是“为改革而改革”。同样，它也不是“换汤不换药”。表面上看，它不过是执政党基层领导干部产生方式的小小变动，只能算是“稍微动了一下”（微调）。但是，这“稍微一动”却产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由“官选官”变成了“民选官”。官选和民选究竟有多大区别？是不是所有的“官”都非得民选不可？这自然可以讨论。但是第一，民主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其中必有“民选”环节。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积极稳妥地进行，中国的民主进程也只能有序前进，但必须有人迈出第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迈出这一小步，和一步都不迈，其差别不可以道里计。所以，这小小的变动便有大大的价值，即“万里长征第一步”。其他做法的意义，也如此。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真的非改不可吗？

不可否认，人类都是有惰性的。一件事情，一种制度，如果不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几乎没有人愿意改变。改变，或者说变革、改革，是有成本的，也是有代价和风险的，因此要慎重。但慎重不等于盲目乐观，也不等于按兵不动。长治久安须从长计议，从长计议须未雨绸缪。有些事情，如果认准了是要做要改的，那么，长痛不如短痛，晚做不如早做。如果一定要等到“非改不可”的时候再来改，只怕是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损失更惨重。

政治文明的建设，民主制度的健全，就是一件认准了要做的事情。这是世界的潮流，人民的愿望，也是执政党的选择。因此，就应该在有条件的时候和地方一点一滴地做起。问题不在于做多少，而在于做不做。做，就有希望，也就会有成效。即便做错了，也能吸取教训，总比一个石头都不摸的好。

何况民主化正如城乡一体化，是目标也是过程。这个过程很可能“路漫漫其修远兮”，必须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很需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事实上，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任务很多，其中就包括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建立。如何建立？怎样提高？空谈是没有用的，争论就更没有用。唯一有用的办法，就是让每一个国民都亲身参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从而让民主意识深入人心。民主是要训练的，也是要实践的。它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民的事。没有全体民众的积极参与，民主化就是一句空话。同样，只有当民主意识渗透到每个国民的骨血之中时，这个国家才可能是充分民主的，也才可能是真正稳定的。这就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民主化的过程中来，这是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固本之计”。成都之所作所为，正是体现了这两个“尽可能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非做不可”。

实际上，只要大家都像成都这样不嫌跬步，不弃涓流，从点点滴滴做起，国民的政治素质就会提高，社会的民主意识就会增强，执政党的地位就会巩固，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双效益。

五、一剑下青城

没有农民的幸福，人民的幸福就是一句空话

成都的故事是齐头并进的。就在“再造生机”和“夯实基础”的同时，他们也在“突出重围”。或者说，在依靠科学来解决难题。这里说的“科学”，就是“科学发展观”；这里说的“难题”，则是“三农问题”。

农村、农民、农业，号称“三农”。“三农”成为“问题”，由来已久，人言人畏，堪称“老大难”。办法也不是没有想过，效果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多半治标不治本，剪不断理还乱。因此这一回，成都市委、市政府便希望能够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他们还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这个方式，我戏称为“一剑下青城”。

什么剑？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一把“剑”吗？这把“剑”能破解历史难题，将“三农”顽症的病因一一解除，见血封喉，斩草除根吗？这就要研究“剑器”，要研究“剑法”，更要研究“对手”。也就是说，要弄清“三农”为什么成为“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有名的那三句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么，农村为什么穷，农民为什么苦，农业为什么危险？说到底，就是因为城乡关系割裂，城乡二元对立。我们知道，城市和农村，是人类生存的两种社区，也是人类发展的两大空间。如果这两个发展空间形成良性互动，两种生存社区成为自由选择，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幸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的城市和农村被人为地硬性分隔和对立起来。城乡有如天壤，工农形同路人，机会不均，起点不一，待遇不等，收入不齐，资金、技术、现代文明流向农村难于蜀道，农民要变成市民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人，无法往高处走；水，不能往低处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越发展，农村就越穷，农民就越苦，农业就越成问题。

然而城市是不能不发展的。城市是现代化的载体，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现在全世界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更在65％以上。我们国家呢？却连40％都不到，而且还是标准不高的城市化。就连成都这样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率在2001年也只有％。这又如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因此不难预料，今后近20年间将是中国快速实现城市化的时期。这实在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如果城乡二元结构不变，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对于原本就贫穷落后的农村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按照习惯的做法，许多地方几乎一定会凭借城市管理农村的权力，用平调侵占农村资源的办法来加快城市建设，最终造成农村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乱。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事实上，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已经出现。比方说，低偿征地，农民入不敷出；大拆大建，贫民流离失所；一城两制，导致社会矛盾；贫富悬殊，引发诸多问题。当然，这不能怪罪于城市化，它们也不是城市化本身的过错，然而却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不好，后患无穷。

于是我们就走到了十字街头。一方面，城市不能不发展；另一方面，城市越是发展，“三农”就越成为问题。这就两难。何去何从，颇费思量。

成都思考的结论，是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不能不发展，也不能乱发展。比方说，无序开发，重复建设，破坏生态，透支资源，把农村、农民、农业当做城市化的包袱甚至盘剥对象。总而言之，杀贫济富，杀鸡取卵，得不偿失，寅吃卯粮。这样一种所谓“发展”，就算达到了城市化的某些指标，又于国于民何利？

显然，这里有一个“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呢？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为什么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呢？因为只有发展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中就包括广大农村和广大农民。因此，但凡牺牲农村、抛弃农民、破坏农业的“发展”，必定是“乱发展”，因为它与发展的初衷相悖，与发展的道理不符。

城市化也一样。

正如有各种各样的“发展理念”，也有各种各样的“城市化主张”。有人就认为城市化是城市的事，和农村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也只是从农村攫取更多的利益，开采更多的资源。这种主张，正是没有弄清楚那个“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呢？难道是为了城市更繁荣，农村更落后，市民更富裕，农民更贫穷吗？否！我们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恰恰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共同繁荣”的目标，是为了城市和农村同发展，共繁荣。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农村、农民、农业抛下不管，甚至恶意榨取呢？岂有此理么！

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要不要城市化”，而在“什么样的城市化”。选项其实也只有两种。一种是把城市化仅仅看做城市自己的事情，置广大农村于不顾，甚至置广大农村于死地。另一种是把城市化看做城市和农村共同的事情，而且是破解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同步发展共享文明的天赐良机。前者无妨称之为“非一体化的城市化”，后者则是“一体化的城市化”。成都选择的是后者，因此它主张“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这个表述是经过了反复推敲的。他们起先也曾提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但很快修正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这里的重要改动，是将“城市化”改为“城乡一体化”。我没有向他们讨教过这个问题。但据我猜测，这样修改，是因为“城市化”有兼顾农村（一体化）和不顾农村（非一体化）两种可能，而“城乡一体化”则旗帜鲜明地表示，必须把城市和农村看做一个整体，利用城市化的机遇同时实现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

然而仍然引起了争议。

争议之一，是认为只有进入城市化的最高阶段，才可能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个阶段，东部沿海地区都没达到，成都这样一个西部城市怎么能做？争议之二，是认为如果要搞城乡一体化，你那么多农村怎么办？农村丘区和山区穷得叮当响，怎么能搞？争议之三，则认为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农村都变成“水泥森林”，高楼林立，烟尘四起，暗无天日。因此，提出争议的人表示反对。

这可能是有点望文生义或者咬文嚼字了。城乡一体，并不等于“城乡一律”，或“城乡一统”、“城乡一样”。城市和农村仍然是有差别、有个性的。但差别不等于歧视，个性不等于排斥，更不等于必须一个繁荣发达，一个贫穷落后。事实上，城乡一体化首先是把城市和农村看做一个应该也可以共同发展的整体。既然是“看做”，就不会都变成“水泥森林”；既然是“整体”，就一定是“多样统一”。如果说有什么“一样”，那也只能是机会的均等、人格的平等和待遇的对等。

其实，即便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农村也仍然是农村，农业也仍然是农业，农民也仍然是农民，但已“脱胎换骨”，即“现代化”。实际上，城乡一体化的要义，既在于“一体”，更在于“化”。化，是过程，也是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共同繁荣；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发展。也就是说，正因为农村山区穷得叮当响，才要搞城乡一体化。如果城乡早就一样富裕了，搞它做什么？进入城市化最高阶段再来搞也是不行的。既然是“化”，那就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还很漫长。如果一定要等那个时候才来“化”，你来得及吗？如果城市和农村不能从一开始就共同发展，到时候你还“化”得了吗？

更何况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都说“三农”问题是顽症。既然是顽症，那么你要破解，就总要有借助力量才行。城市化就是一种很好的借助力量。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当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金，城市化率在30%~70%时，就是城市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做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我们知道，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工业化，是服务业。就中国国情而言，这两股力量将在较长时期内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城市化。其结果是什么呢？是城镇就业规模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多，城乡之间的关联度加强。抓住机遇，顺应规律，统筹城乡，不正是时候吗？

不过，城市化毕竟是一把双刃剑。一些专家、学者包括官员对城市化、工业化有偏见，就因为我们曾经“剑走偏锋”。可见，仅仅研究“剑器”还不够，还要研究“剑法”。也就是说，怎样推进城乡一体化。

成都的“剑法”，他们自己概括为“六句话”、“三大工程”和“三个集中”，有媒体称之为“三三见六”。这里面的文章就多了，只能勾勒一个轮廓。首先，城乡一体化需要一个空间载体。当前情况下最合适的载体除中心城区外，就是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因此应该以它们为重点。既然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那就要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做好规划，把广大农村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的范畴，以便统领全局，依法行政。这就叫“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但是，如果只有理想蓝图，没有发展动力，城乡一体化就会沦为一句空话，因此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要发展产业，就要配置资源。要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就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并为此建立相应的机制。这是城乡一体化的枢机所在，因此要“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机制是关键，政策是保证。因此必须创新体制，完善政策，这就叫“以政策配套为保障”。最后，城乡一体化的实质，是提高城市文明的普及率，在现代化的意义上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这是目的，也是目标，于是有了最后一句话：“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

最后这句话其实意味深长。没有这句话，就无以区别“一体化的城市化”和“非一体化的城市化”，也无以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正如前面所强调的，发展也好，城市化也好，城乡一体化也好，破解“三农”难题也好，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人民的幸福，是要由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公民的幸福来体现的。公民既包括市民，更包括农民。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没有农民的幸福，人民的幸福同样是一句空话。

于是又有了“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和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很明显，这三大工程全部都是针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个集中”也一样。所谓“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其基本思路，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通过集约经营和转变身份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惟其如此，才要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才要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才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才要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才要以政策配套为保障。

如此看来，这一套“剑法”可谓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既有“防身术”，又有“突破口”。开个玩笑，无妨借用成都境内青城山，戏名之曰“青城诀”。

六、疑问与忧虑

有缺陷的前进仍然是前进，再完美的停滞也是后退

成都靠着“六句话”、“三大工程”和“三个集中”这套“剑法”，一路舞将过去，虽非所向披靡，也是初见成效。不过实话实说，我可是自始至终也没弄明白他们的“剑”是怎么“舞”的。毕竟，我不是“武林中人”，只能鹦鹉学舌般将那“青城诀”念了一遍。除此之外，就是“眼花缭乱”。

不过有一点总算是弄明白了，那就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有两大难题，一是“人往哪里去”，二是“钱从哪儿来”。我们知道，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直接的动因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三农”成为问题，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症结则是地少人多，因此必须“精简农民”。这才有了“三个集中”，包括“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也叫“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以后，由于是规模经营，农民就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或者说，“富余”出来了。这就有了第一个问题：“人往哪里去？”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农民就是“解放”。解决得不好，弄出许多“务农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那就是“富余”，甚至是“多余”。这就违背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初衷。

于是就有了“农民向城镇集中”，有了“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有了“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及“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和“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这些都是为了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人往哪里去？不能留在农村，只能“向城镇集中”。集中以后，要有出路，要有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因此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产业要发展，又有两个条件，一是成本要降低，这就要“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二是竞争要公平，这就要“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不过，农民向城镇集中也好，工业向园区集中也好，都必须做好规划，所以要“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做这些事都要钱，没有钱那是万万不能的。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钱从哪儿来？”这事我请教过许多人，包括曾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任大邑县委书记的蔡亦如。蔡亦如帮我算过一笔具体的小账。他说双流县文新花园成本是每平方米700元，农民只出500元，政府补贴200元。农民的钱从拆迁安置和青苗补偿的费用里来，问题不大。开发商也有10%的利润，属于微利，但是不打广告，没有风险，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都低。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农民买得起，政府给得起，开发商也有利可图。当然，一个县政府，拿个几千万还是心痛。农民也可以请建筑公司自己建，拿多少钱出来都是自己说了算，但规划和监管是统一的。不过蔡亦如也承认，反正不管什么模式都要钱。“钱从哪儿来”始终是个问题。

成都市委、市政府认为，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主要还得靠市场。一方面是财政扶持，另一方面要形成市场化的机制，也就是在经济上必须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要有一个融资平台，能够把资金筹进来，运转好，又不给今后留过重的负担，这就要点本事。具体地说，就是要“经营城市”。当然，城市本身是不可经营的，但城市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经营。比如打造一个公司，通过银行来筹集资金，进行市场化运作，利用成都的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以及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和提升，把土地用起来，按照规划来实施。将来土地升值了，卖出去，除了还贷甚至还可以再赚一点。只要形成这个机制，就可以良性循环。他们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我这人没有经济头脑，算不过账来。这套办法是否可行，坦率地说弄不清楚，还是留给懂行的人讨论吧！

其实，“钱”的事很不简单。不但有“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还有“钱往哪里去”的问题。所谓“钱往哪里去”，一是用来干什么，是投资，还是挥霍，或者是进了私人的腰包？二是即便投资，也有一个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这就又产生了两个问题，即“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这两个问题在基层又尤其重要。如果说高层（省、市）、中层（区、县）主要考虑“钱从哪儿来”和“钱往哪里去”，那么，基层（乡、镇、村）就必须重点考虑“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因为在这两个方面特别容易出问题。青羊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杨林兴给我讲过这件事。他说以前村上都是会计、出纳一肩挑，这就不大说得清楚。现在的办法是“村级财务街道代管制”。也就是说，村里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包括上级的拨款，都由街道代管，说白一点就是街道充当会计，村委会只是出纳，这就从制度上防止了腐败，也解决了“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的问题。

杨林兴是在谈城乡一体化的时候说起这件事的。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发现城乡一体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或者“三农”的问题，其中也有政治的问题。比如青羊区的“村级财务街道代管制”，原本是要解决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钱怎么用”和“钱怎么管”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设计出一个可以防止腐败的制度，这可真是妙不可言。

实际上经济和政治总是难解难分，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成都方式”的三个方面和三个环节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又有什么需要关注的问题呢？

问题比较复杂的是“公推直选”。

我们知道，公推直选包括两个环节，即“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其中最重要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直接选举”。其实，这是一个不完整的表述，完整的表述应该是“直接差额选举”。显然，这里面又有两个环节，即“直接”与“差额”。这也是这项改革的紧要之处。“差额”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项改革中，如果“选举而不差额”（等额选举），哪怕是“直接选举”，也失去了改革的意义，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且还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公开推荐大会”（我主张简称为“公推会”，或命名为“推荐委员会”，简称“推委会”）变成了实际上的选举机构。这就既违背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违背了“党内民主”的原则。要知道，这个“公推会”，既非上级党委，又有党外人士参与，岂能越俎代庖实质上指定书记？因此，“公推会”（公开推荐大会）绝不能变成一个事实上的权力机关，即不能只产生一个正式候选人。这样一来，乡镇党委书记的选举就只能差额，不能等额了。所以“差额”无问题。

有问题的是“直接选举”。我们知道，民主有两种方式，即“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直接民主只适宜于“小国寡民”的地区，大国就只能实行间接民主，这是屡试不爽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我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我国在总体上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制度，但不排除在乡镇这样的范围内试行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在于能够让基层民众实实在在地参与到民主建设的进程中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是在“当家做主”，从而获得一种“主人翁的感觉”，也增加了一份责任感。另外，基层直接民主是“熟悉的人选择熟悉的人”、“熟悉的人监督熟悉的人”，这就有可能比让不熟悉的人来选择和监督好。显然，这里的关键是范围的大小。比如村，就没有必要间接选举；区县和区县以上，就不能直接选举；乡镇，则不妨两制并存。

新都区的做法就是“两制并存”，即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正副乡镇长间接选举（乡镇党委向人大主席团依法推荐，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书记（纪委书记）和委员或者间接选举（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直接选举（党员大会选举）。他们这样设计可能有两种原因，或者是想比较一下两种选举办法的优劣，或者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如此。

直接选举在法理上有问题，在实际中也有麻烦。熟悉的人选熟悉的人，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就是熟悉情况，弊端则很多，比如抹不开情面、搞宗族关系、拉帮结派、公报私仇，等等。不要过分夸大“熟人选熟人”的意义，也不要过分夸大“民选官”的意义。官选和民选究竟有多大区别？是不是所有的“官”都非得民选不可？对后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成都的改革也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民选”，区（市）县下属局委办负责人就是“官选”，只不过参加选择的人变多了，从常委会变成了全委会。被选择的人也变多了，由等额变成了差额。这就既合理，又合法，还有效。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肯定。

实际上，“官选官”未必就不好，“民选官”也未必就好。应该承认，目前基层党员尤其是农村党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他们未必就比区（市）县党委和组织部看得准，也未必就比“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人”（我主张简称为“公推人”，或命名为“推委会委员”，简称“推委”）看得准。但是有选举权的是他们。这就完全有“选人不准”、“用人不当”的可能。

所以，问题并不完全在于“谁选谁”，更在于“怎么选”。成都市在进行这项改革时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为乡镇党委书记和领导班子的产生设计了一整套程序，其中环节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可谓千方百计，慎之又慎。然而智者千虑，难免一失。比方说，《试行办法》规定，参选者报名的方式有三种：个人自荐、联名推荐和组织推荐。这在法理上没有问题，现实中也有意义，那就是如果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的人选不当或不理想，还可以通过组织推荐的办法来弥补。但这样一来就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上级党委和组织部必须把握好分寸。如果把握不当，就会挫伤基层党员和群众参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甚至导致改革试验实质性流产。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这就两难。

其实任何方案都是双刃剑，有其利必有其弊。比如新任乡镇党委书记当选后，如果适逢乡镇党委或政府换届，就可以提出副书记（纪委书记）、委员和正副乡镇长的建议名单，由区（市）县委组织部进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然后依法或依照党章选举产生。这在民间，被戏称为“组阁权”，准确的说法是“提名权”、“推荐权”或“建议权”。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容易保证乡镇领导班子的安定团结，保证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带领群众谋发展、奔小康；弊端则是有可能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把乡镇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小独立王国”。

总之，在成都市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意义最大的是公推直选，问题最复杂的也是公推直选，不可不小心谨慎。但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改革中的问题。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只能坚持，不能退缩。要知道，有缺陷的前进仍然是前进，再完美的停滞也是倒退。

除了上述疑问外，也还有一些忧虑。比方说，尽管成都市委、市政府一再强调，城乡一体化要全面推进，但不遍地开花，条件不成熟就先不要动。但会不会有人把它当做另一种“政绩工程”，不顾实际，强行推进？在推进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人为了所谓的“统一规划”，或者为了尽快“出成果，见成效”，打着“三个集中”的旗号将原本相对富裕的农民也强行拆迁，或者打着解决农民福利问题的旗号大量借贷中饱私囊？同样，会不会有人把“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也当做另一种“政绩工程”，在没有必要或没有条件的地方劳民伤财地大盖“政务中心”或者“服务中心”？还有，由于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国民素质还有待提高，会不会出现“贿选”或“变相贿选”现象？这都是值得警惕的。这些问题不注意，他们的改革就很难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成都会注意到吗？

我希望听到肯定的回答。

七、成都方式

道路确定之后，方式就是成败的关键

2005年10月1日，成都市委，李春城的办公室。

在国庆节这天见到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一点赶巧了的意思。但这并不是刻意的安排，只不过我正好准备要离开成都，李春城又刚好这天有空，于是约我一起过节。

在互道节日问候以后，我们开始漫谈。

作为主人，李春城首先表示欢迎和歉意。他说，你来成都两个多月了，我们也没有尽到地主之谊，一切靠你自力更生，不知道都有些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谢谢春城书记！困难倒没什么，有的话也可以自己克服。成都是个好地方，花团锦簇，香飘四野，美不胜收。可惜我一头扎进你们做的那些事情，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果不是接到今天的邀请，还真不知道过节了。

李春城说，看来中天先生对我们的工作还有点兴趣。

我说，不是有点兴趣，而是很有兴趣。这些年你们做的事，我越琢磨就越是觉得有意思。这些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孤立的，实际上却有关联，而且蕴含着普遍规律和普适价值，这就是科学、民主与法治。因此我打算把你们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出来，并且命名为“成都方式”。

李春城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说，想法也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这里面有一个过程。记得去年春天，在龙泉驿桃花故里，你对我说，你们已经正式全面开始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当时我其实是并不在意的。

李春城问，为什么？

我说，我又不是“三农问题”专家，管不了那么多。

李春城又问，现在怎么就有兴趣了呢？

我说，也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发现你们并不是只做了这一件事。除了城乡一体化，还有基层民主建设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第二，就是发现你们这三件事颇受人民群众好评。你们搞“城乡一体化”，农民拥护，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你们搞“基层民主建设”，群众赞成，说“现在书记是我们的了”。你们搞“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市民和企业表扬，说“现在政府是我们的了”。三个“是我们的了”，这就有了第三个原因，就是我还发现这三件事其实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这就很有些意思了。所以我就一头扎了进去，想弄个究竟。

李春城笑问，弄清楚了吗？

我说，有些眉目吧！

李春城说，愿闻其详。

我说，还是先把你们这三件事简单梳理一遍。你们这三件事，我都看做“故事”，叫“成都故事”。这三个“故事”，我也都有命名，一个叫“突出重围”，一个叫“夯实基础”，还有一个叫“再造生机”。

李春城笑问，这都是什么事？

我说，“突出重围”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什么叫“重围”？就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三农”问题就是。现在不是有“社会经济发展不够协调，城乡发展不够协调，区域发展不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够协调，收入差距拉大”的说法吗？这四个“不够协调”，一个“差距拉大”，几乎全都与“三农”有关，城乡差别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你们的办法，则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利用城市快速发展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把农村和城市看做一个可以也应该共同繁荣的整体，捆绑起来发展，用城市化来带动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富裕化和农村的文明化，岂非“突出重围”？

李春城说，这算一个。第二呢？

我说，第二个故事是“夯实基础”。什么基础？执政基础。怎样夯实？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基层”，二是“民主”。民主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稳定的，只有民主的政权才是稳固的。基层又为什么重要？因为基层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政权的稳固必自基层始，基础的夯实必由民主生。你们搞基层民主建设，算不算“夯实基础”？

李春城说，这也算一个。第三呢？

我说，第三个故事是“再造生机”。谁的生机？政府的生机。为什么要再造？因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法治，就是“由法律来规范”，而非“由权力来支配”。所以，市场欢迎法律的严格规范，拒绝权力的越位干预，更不用说非法干预。同时，政府的职能也变得很明确，一是制定规则，二是维持秩序，三是提供服务。不过这样一来，原先的许多办法、做法和想法就行不通了，得“再造”才行。实际上，据我所知，你们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再造手术”，包括清理审批项目、规范服务流程、建立政务中心、实行质量检测，切实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交出去，把政府的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结果是企业活了，社会活了，政府也活了，是不是“再造生机”？

李春城莞尔一笑，不置可否。

我接着说，所以，我对你们这三件事，也各有一个说法。

李春城问，什么说法？

我说，“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原因之一就是过去的许多办法治标不治本，你们则试图标本兼治。因此我把你们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称为超越城乡二元结构障碍的“治本之策”。

李春城问，第二呢？

我说，民主不是少数人的事，它是全体国民的事。只有当基层民众都积极介入其中时，这个民主才可能是真实的，这个政权也才可能是稳固的。这就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民主化的进程中来。这可以说是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固本之计”。

李春城又问，第三？

我说，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就应该说是给人民政府注入新鲜活力和运作动力的“强本之方”了。

李春城沉吟道，治本之策，固本之计，强本之方，中天先生过奖了。

我说，倒也没想刻意拔高，更不是说你们就做得尽善尽美，只不过想把话说透彻一点，增加一点力度罢了。因为在我看来，你们这三件事，其实是带根本性的，而且有关联。三个故事，三个说法，三个关键词。

李春城问，哪三个关键词？

我说，科学、民主、法治。城乡一体化对应着科学，基层民主建设对应着民主，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对应着法治。当然，这种对应也不是绝对的，三件事情中也都有这三种精神。比方说，城乡一体化就意味着科学统筹、民主实施、依法规划，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包含着民主决策、依法选举、科学测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则体现着依法行政、科学规范、民主监督。总之是科学、民主、法治。这是全人类追求的普适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嘛！

李春城歪着头看我，没说什么。

我原本就没打算他表什么态，便接着说，当然，我不能肯定你们当初就是这么想的，但结果却是如此。实际上，管理国家的事，只要做得对，就一定会体现出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因为这是普适价值么！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么！那么，不管在什么地方，它们都会体现出来。所以，我还想把你们的实践，你们的经验，再概括为一个说法。

李春城问，什么说法？

我说，成都方式。

李春城问，为什么是“方式”呢？

我说，因为别的表述都不合适。我是不喜欢什么“共识”或者“模式”的。

李春城问，为什么？

我说，看看历史就知道，世界上哪有什么成功的“共识”？“莫斯科共识”破产了，“华盛顿共识”也破产了。不是这些“共识”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由于“一国有一国之国情，一国有一国之道路”，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可以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地区、一切民族的“共识”。再说了，你自封为“共识”，人家认账吗？人家投票了、签字了吗？

李春城笑问，为什么不能是“模式”呢？这个词不是常用吗？

我说，“模式”这个词，也是有问题的。所谓“模式”，即模型与范式。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定型”，模型嘛！也意味着“就范”，范式嘛！还难免意味着一成不变、故步自封、依样葫芦。当然啦，发明和使用这个词的人，也许并没有这层意思，但它给人这种感觉。因此我既反对“共识”，也不赞同“模式”。

李春城再问，“方式”就好吗？

我说，“方式”不是“共识”，它只是一家之言。“方式”也不是“模式”，它只是探索之路。事实上，我们可以不要“共识”，却不能没有“认识”；可以不要“模式”，却不能没有“方式”。因为虽云“一国有一国之国情，一国有一国之道路”，但这条路怎么走，怎样走才既符合本国国情，又方便快捷，还可以持续发展，就取决于“方式”了。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你瞄准了方向，也选对了道路，但是不会走，也要出问题。因此，道路确定之后，方式就是成败的关键。方式对了，事半功倍；方式错了，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欲速而不达。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路决定方向，方式决定成败。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顿了一下，我又接着说，而且，方式是具有操作性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在落实中央和上级精神时，恐怕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操作。也就是说，你们要考虑的，不是“做什么”，而是“怎样做”。这就要有“方式”。你们的成功经验，也正在于找到了“方式”。当然，这不是说，只有你们才找到了方式；也不是说，你们孤立地创造了方式；更不是说，你们的方式就无可挑剔。其实所谓“成都方式”，其中“成都”二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重要的是“方式”。而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当初你们想到过要创造一种“方式”没有？

八、一路平安

要把工作当做事业去追求，当做学问去研究

李春城在我的茶杯里加了一点水，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李春城说，其实“成都方式”是你提出来的，我们只不过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做下来，一直做到了今天。我们在一个地方工作，差不多每天都有具体问题要解决，但不能只限于具体事务，一定要思考一些在我们这个地方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几项工作，之所以几年来一直在抓，而且还要长期地认真抓下去，就因为实践证明它们带有全局性，也说明当初我们从这几个问题着手是对的。至于说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站在更理性的层面去概括和总结，坦率地讲我们做得还不够。你这个概括对我们是个很好的提醒，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做好这些工作。

我说，春城书记过谦了！我总觉得，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比较系统的想法的，否则不可能有那么系统的成果。“成都方式”是我提出来的，“成都故事”却是你们在广袤大地上脚踏实地“写”出来的。没有“成都故事”，就没有“成都方式”。总不会是我“自作多情”吧？

李春城说，要说一点想法都没有，也不真实。我们是做实际工作的，就像鸭子在水里面。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水凉了，鸭子也知道。我们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让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主张真正能够在老百姓当中得到认同，关键是怎么干的问题，也就是你总结的“方式”吧！回想一下，我们不过是对实际问题作了思考，想清楚就干了，干对了就坚持了下来。这也是责任所在啊！

我说，你们做的这三件事，不管哪一件，总归是改革。改革就会有障碍。那么你觉得难吗？

李春城说，这要话说两头。首先，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说只要是我们想清楚了又下决心要办的事，再难都有可能把它办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做的这些事，确实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利益格局和方式方法的深刻变革。要真正干好，不是难，是很难。不过到目前为止，成都的实践还是初步见到了成效。原因嘛，我想有三个。

我问，哪三个？

李春城说，首先得益于我们有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大家的思想观念和承受能力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干部群众是拥护改革，希望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的。

我说，嗯，这算一个：人心思治。

李春城说，第二就是大的环境，非常之好。比方说更新施政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比方说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抓好城乡统筹；比方说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等等，党中央和省委都做出了很多布置和要求，这就在大的方面形成了一种浓厚的社会氛围。这个氛围很重要。有了这个氛围，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来解决了。

我说，这也算一个：领导支持。但是事情还是得你们做？

李春城说，事情该我们做啊！虽然很难，但好在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我不止一次说过，成都的干部队伍素质和哪个城市相比都不差，这几年来的实践让我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说，这算第三个：队伍得力。我也发现，成都的干部很有意思，就是他能够根据上面的部署，结合他那个地方的实际，想出可行的甚至很聪明的解决办法。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可贵的。因为任何决策要想落到实处，还是得靠基层干部。你得让他出工又出力，到职又到位，用功又用心啊！因此我很关心，为什么他们能有这么一个精神？为什么精神状态这么好，工作热情这么高，凝聚力这么强，还那么爱琢磨问题？

李春城说，问得好，这是根本！我们的决策要真正变成干部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这是要考手艺的。说起来千条万条，其实只有一条，就是“求真务实”。这话虽然说着简单，但要做到十分不易。要有点儿境界，有点儿肚量，还有点韧劲儿。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靠说，主要靠做。要实实在在地让基层干部知道不这样干不行。这样干，领导认同，群众拥护，有意义，他们就会把工作当做事业去追求，当做学问去研究，干劲十足。

我说，这点我是注意到了，他们是既有积极性，又有成就感。用你常说的话来讲，就是“很在状态”。我也觉得在不在状态很重要。一个人如果“在状态”，不但工作做得好，就连身体都会好。但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当时怎么会想到用这个概念？

李春城笑着说，这是体育概念。我是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我知道在状态和不在状态的区别。比方说赛球，如果不在状态，怎么打怎么别扭，莫名其妙就输了。如果在状态，怎么打怎么行。除去技术因素，主要是精神原因。我们曾经列举过干部不在状态的几种表现，但要保证他们“在状态”，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理想，以及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精神。

我说，一个人做事应该在状态，这个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在状态”去干什么。一个小偷也可以“在状态”，偷什么都顺手；也可能“不对劲”，怎么偷都偷不着。所以，你干一件好事，越在状态就越好；干一件坏事，越在状态就越糟。那么，你如何保证干部既在状态，又在做利国利民的好事呢？

李春城说，说到底就是要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再加上你前面说的三条：科学、民主、法治。我们成都这些事能够做到现在，大家觉得还不错，就得益于这三条。比如推进城乡一体化，我们鼓励大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但是有些规矩是非常严格的，你不能破。比如你必须按规划来，超出规划不但在纪律上不允许，你还违法。包括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都要始终贯穿民主决策、科学规划、依法行政的理念，保证决策是正确的，制度是健全的，工作是落实的。

我问，有问题吗？

李春城说，应该说问题还很多。比如城乡一体化，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热火朝天地推进。但是要解决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问题，要解决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安置的问题，就必须要把统筹发展这篇文章做好。这里面难题就多了，有点像国有企业改革，就是“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现在我们破了题，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是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我们的机构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远没有到位；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也远未到位，还有许多地方要改，包括已经改了的部门；我们的干部过去搞审批，现在做调研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具体权力小了，工作难度大了，还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另外，由于干部群众的民主素质还处在一个培养提高的过程当中，因此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有很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比如我们在村支部书记选举中就发现选举不规范的问题，拉票的人跑到群众当中去，说我给你5元钱或一包烟，你投我一票；或者个别乡镇党委书记的素质与工作要求不相适应，但是党员选了他，你就只好让他干下去，等等。诸如此类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还比较多，但这是正常的。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都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因为这些事情你必须做。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成都的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

我说，你们有过接受批评和质疑的思想准备吗？这些事情，你们做了，我也准备说，说出去以后肯定是议论纷纷，不会是一片叫好。

李春城说，实际上我们希望听到批评意见，甚至是骂声。因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既关系重大，又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还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即便是这个“第一步”，也还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不断完善的地方。以我个人的经验，其实有些反对的意见可能还很有借鉴意义，甚至比支持的意见帮助还大呢！

我说，我现在就有问题。我的问题可能刁一点，就是农民究竟有没有拒绝“城乡一体化”的权利和自由？当然你们现在的做法我知道，是先建后拆，把新家给农民盖好，请他去看，满意就搬。那么会不会有农民说好房子我就是不住，我就爱住不好的。你跟他解释，说不向城镇集中，城市文明就没办法普及到你那里。他说我就不要城市化，我就不要文明，我就喜欢野蛮。这是有可能的。

李春城笑着说，你这个问题既“刁”又“钻”。其实，这些问题不但农民有，市民也有。

于是他开始回答这个问题，讲他们的一些具体解决办法。然而我却走了神，不在状态了。因为我忽然意识到，这也许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的问题，是只能在实践中解决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如何改造世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田野草莽中的实践，常常是比高头讲章和官样文章更有价值，也更能让人回味的东西。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成都，请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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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致歉与鸣谢

一

两个多月夜以继日，已是疲惫不堪，我决定就此中止这项工作。无疑，这会留下许多遗憾，比如调查研究不深入，走马观花，蜻蜓点水，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但是没有办法。我还有别的任务，只能匆匆告别成都，把这份急就章交给读者去品头论足。这是我要向读者朋友致歉的。

必须强调，“成都方式”是成都市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创造，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的成绩和功劳，本书也无意宣传任何个人。但由于时间所限，我无法一一走访19个区（市）县，无法和更多的人访谈。许多重要的推动者，比如刘佩智、徐季桢、孙平、李建、杜开宗、晏开明，都未能见到。这是非常遗憾的，也是要向他们致歉的。

致歉的同时还要致谢。首先我要感谢长期关注中国发展问题并出版过相关学术著作的陈健先生，他对这个研究计划给予了经费支持。其次我要感谢成都西藏饭店的热情服务和部分费用的减免。最后我要感谢成都官方的支持配合，感谢程一峰君协助整理访谈记录，以及许多朋友提出的宝贵意见。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是为记。

易中天

2005年10月4日，成都

二

本书初稿完成后，并没有出版，原因是总想能够再修改完善。但这时我已经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邀请，准备录制《品三国》了。这一录就是将近两年，不但没了时间，也没了精力。现在看来，重写和修改都不再有可能，只能豁了出去。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大家原谅！另外，为了保证真实，这次交付出版，只做了个别技术性处理，正文仍保留原貌。包括一些受访者的工作和职务发生了变化，也不做更改，特此说明。

又记。

易中天

2007年9月6日，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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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楼主一席话，省我十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