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杰：西安高中历史溯源

朱文杰：西安高中历史溯源走马看遍大西北2020-02-18 13: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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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高中历史溯源

朱文杰

一

　　西安高中的历史首先要溯源于“崇化书院”。

　　这崇化书院，早先又是从建于卧龙寺巷的养正书院于清道光时改名而来的。1891年2月，陕西西安府知府文启下令，由咸宁、长安两县令焦云龙、胡升猷组织监督，将“崇化书院” 迁府考院东，即移建至西安东厅门。从此，西安高中就落户于此。

　　关于这次移建有“移建崇化书院碑”详细记载。此碑原立于西安高中校内东北角一座平房廊檐下，1988年拆除平房时，迁教学楼东侧。

　　碑文载：“崇化书院始建于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主持建立者清代举人叶世焯，原院址西接卧龙寺。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移建于考院旧址东，今西安高中现址。竣工之时为1891年3月。”这个时间被专家订为西安高中的历史开端。碑文由西安府知府文启撰文亲书碑文而立此碑。

　　据碑文载：当年崇化书院“人杰地灵”“作人、养士、成德、达材”，这应当是西安高中优良传统之滥觞。而今之西安高级中学还存有当年“崇化书院”的一副四字木匾。

　　1894年在洋务运动影响下，由萧开秦在书院旧址上创办游艺学塾。1902年陕西巡抚升允、藩台樊增祥改游艺学塾为陕西大学堂，亦称关中大学堂。所占仍为原西安府考院旧址。这所高等学堂，是当时陕西的最高学府。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陕西巡抚曹鸿勋根据关中大学堂科目门类不齐，学生程度不高，奏请改关中大学堂为陕西高等学堂（为大学预科，亦称补习高等学堂）。开办后藩台樊增祥兼任了较长时间监督。光绪三十二年（1909）周镛继任督监。宣统元年（1909）高等学堂才办正科。宣统三年（1911）清王朝灭亡，学堂终无正科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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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05年前后的陕西大学堂、陕西高等学堂时期，康寄遥、马步云、王梦简、郗朝俊等十一名学生被派往日本留学，其中多数人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成为辛亥革命在陕西的骨干人物。1912年从学校毕业的有杨明轩，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有抗战时陕军主帅、第四集团军司令的孙蔚如；再有被誉为“中条山铁柱子”的38军军长、抗日名将赵寿山，也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后赵寿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陕西省省长；孙蔚如建国后也任过陕西省副省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

　　另外，陕西高等学堂1906年1月，足立喜六先生曾受聘任学堂算学、理化教习，时间4年。足立喜六为日本静冈县人，生于1871年，卒于1949年。土木工程技术者、数学家。这位足立喜六先生还喜欢摄影，他拍下了不少西安的老照片，特别珍贵稀罕，给西安留下了影像记忆，让我特别敬重他。足立喜六先生于1933年出版了《西安史迹研究》一书。此书是其研究汉唐长安旧迹的一部专著。此书配有照片171张，插图38幅。对当代学者研究古代长安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我们每一个西安人都应该记住这位国际友人足立喜六先生。

　　二

　　辛亥革命时陕西高等学堂停办。原西安府“考院”地址被分为南北两部分。

　　南半部占的面积较大，这里民国元年（1912年）开办了“秦省第一中学”，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西北大学预科”，康寄遥任校长。民国四年（1915年）预科停办，改为“省法政专门学校”。

　　南半部朝南邻的街叫东厅门，明以前，此街在唐皇城东外侧，城河遗址因有六处积水处，得名六海坊。明朝陕西行都司署，俗称兵马指挥司，设于今西安高中院内，俗称军厅。清初改为清军同知署即清军厅，乾隆32年改称库厅，同治年改北大街另设军厅，此街遂改东厅门。因清代咸宁县在东，当时清军厅同知署和咸宁县初级审判、检察两厅设于此街，故得名东厅门。

　　王桐龄写于1924年的《长安之观察》文中有：“西北大学，校之北门在东大街，有基址六十余亩，房屋七百余间，系前清末年省立大学堂故址，旋降为高等学堂，民国成立，改设西北大学预科，旋改为法政专门学校，十二年（1923）九月复改设西北大学。大略分为二部：南半为西北大学，北半为陕西教育厅、教育会、水务局、林务处。” “房屋系中国大四合式，院落周围有回廊，既壮观瞻，又避风雨，其优点一也。院落宏敞，树木甚多，空气清新，颇足怡情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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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国立西北大学讲课 中国画 邓益民 绘

1924年1月驻陕军阀刘镇华将原陕西法政专门学校与李仪祉先生所办水利道路工程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在这一年7月，鲁迅先生曾被邀请在这里讲学，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时鲁迅住在教师宿舍北院，他住过的屋子30年代被学校建成鲁迅纪念馆。

　　和鲁迅一同被邀请来学校讲学的有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黼、陈定谟，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刘文海，《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等国内学界名流。

　　在这所名字改来换去的学校中，先后执教授课的有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五四”时期重要的作家之一的朱自清；有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林砺儒；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王凤仪等著名学者。再有教育家、政治家，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大公报》主编张纪鸾等爱国民主人士，均来学校讲学讲演及从事学术活动。

　　1927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于右任先生会同共产党人刘伯坚、刘含初、杨明轩、李子洲、刘志丹等，在原西北大学旧址基础上创办 “西安中山学院”，学院还占用了北半部部分地方。邀请邓希贤（邓小平）、魏野畴，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谢依夫林，及爱国民主人士惠有光、邓宝珊来学校讲学。

　　西安中山学院学员大都是陕甘两省各地中共党组织保送的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以陕北绥德第四师范、榆林中学和关中三原地区送来的学生最多，全院学生700多人。学院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实则由共产党掌控。主办人刘含初，既参与成立国民党省党部，任常务委员（与赵葆华、杨明轩共同主持工作），实际上他是中共党员。学院的组织、人事领导，全部由中共党员担任。院部下分四个学习运动班：妇女运动班、军事政治运动班、党组班、农民运动班，并附设有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后还成立了暑假教育人员训练大队（由各中学学生组成）。中山学院不分男女一律过军事生活，每天出操，进行军事训练，而主要是学习革命理论。当时“西安中山学院”为陕西省的革命工作培训了大批干部。

　　“五•四”运动后，这个最高学府领导着西安的学生爱国运动。记得1921年在一次反对日本侵华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失地的爱国示威大会上，学生们发表讲演，恸哭流涕，义愤填膺。法政学校学生谭再宽咬破手指，用血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字，群众的爱国热情极为高涨。

　　三

　　1928年冯玉祥部下石敬亭解散西安中山学院，成立“中山大学”，内设文预料和应用经济专科。

　　1929年4月《新西北》双月刊在中山大学创刊，由西安中山大学出版委员会编辑，系该校校刊。“创刊号”发刊词中称：“我们办这个杂志有两个目的：一、西北为中国民族发祥之地，文化开发最早，想把固有的文化，整理而阐扬之；二、西北科学幼稚，物质文明落后，想把欧美的科学知识，灌输于一般民众。譬如有一块肥沃的土地，再种上些美丽的佳果，将来定可得到很好的收获。该刊在创刊时，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还为其写了祝词：“大学为国家最高学府，其目的固在阐明学理，探新知，促进科学的发展。……西安中山大学成立未久，规模大备，今其师生特于讲习之余，发刊《新西北》杂志，将以阐扬西北固有文化，促进西北物质文明，用意之盛，至堪钦佩!”

　　再有，中山大学还办有一份《社会学》月刊，《陕西省志•报刊志》载：《社会学》月刊，系余天休主办，西安中山大学出版部发行，在西安于1930年1月出版第3卷第1号。由此推算，该刊创刊当在1927年。余天休在其《本杂志经过及其将来》一文中写道：“社会学在我国学术上所占之地位甚为幼稚，……休自民二以还，即追随国外先知研磨该学，民九返国，即讲学于燕都，民十创办社会学会，民十一创刊《社会学》杂志……本杂志曾出刊三年，刊登极有价值之中英文论文不下百余篇，每期分销1300余份，此亦一时之盛举也。今者本刊重新出世，仍本公开主义，提倡社会学术，讨论社会问题，凡对于社会学有关系之著作，一律欢迎。社会学在我国来日之发展，实无可限量。”

　　1930年1月出版的《社会学》第3卷第1号要目有：余天休《中国现代社会之根本问题》、陈兆畴《中国政治家的分类及其历史的背景》、郝照初《旧马尔萨斯主义》等。

　　这两份刊物《新西北》与《社会学》，可见西安中山大学学风之盛。

　　1931年杨虎城将军入陕后，将“中山大学”改为“陕西省立高级中学”。1934年，学校更名为“陕西省立西安高级中学校”，简称“西安高中”。从此，校名虽乃有变化，但“西安高中”之名用到了现在。

　　“九•一八”事变后，西安高中与西安师范的进步学生代表，一直领导着西安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1931年寒假后西高学生反日救国会组织全市中学生，集会在南院门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门前请愿，要求抗日。翌年4月他们参加了驱逐省教育厅厅长李范一和驱戴季陶运动，发生了“四•二六”惨案。关于“驱戴运动”，具体是1932年3月，蒋介石派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来西安活动，贩卖“不抵抗主义”，宣扬“开发西北”滥调，企图欺骗学生，破坏反日运动。戴季陶到西安后，他向主持陕政的杨虎城提出，要对各校师生“训话”，被杨虎城婉言谢绝，但戴坚决表示了非讲不可。4月25日准备在民乐园礼堂向西安各中学学生讲演，于是，24日下午在省立高中召开各校活动积极分子会议，决定组织学生，届时相机发难。因此戴开讲不久，学生即倒掌不断，纷纷向台上递纸条，不断提出质问。后发展到高呼口号 “打倒狗委员戴季陶”“打倒卖国政府”“戴季陶滚回去”，并以砖头土块砸向主席台……。26日举行全市中学生大规模的驱戴反日大游行，这才引发了“四•二六”惨案，学生与弹压的军警发生流血冲突，50多名学生遭逮捕。

　　由于时任陕西省立高级中学校长黎睛岚阻止破坏“驱戴反日”运动，压制学生爱国热情。1933年学生又起来驱逐黎睛岚。黎被驱逐后，继任校长为李仪祉先生，学校附设水利班。但李任校长只是挂名，校务工作直接由教育主任唐得源负责。1934年李仪祉辞去校长，由唐得源接任。1935年唐赴美国留学，继任校长为李伯恂，教育主任为亢心栽。1938年因避日机轰炸，迁校陕南洋县，此时由王捷三先生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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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与1935年西安高中的学生们又积极参加抵制日货和反对日本侵略我华北的救亡运动，上街宣传，抵制日货，积极募捐；对华北抗日军队进行慰问。影响最大的活动是1936年上半年成立“民先队”组织。当时领导人有李连壁、曹冠群，即时成立了“西安高中学生救国会”，参加了“西安学联”，此组织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当天，全市各大中小学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请愿斗争。当时领头人有西安高中的李连壁，西安师范的蒲望文（苏一萍），西安一中马骖，东北大学的胡景和。数千名学生组成游行队伍到西北剿匪司令部、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门前集会请愿，大家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因政府各部门的敷衍和毫无诚意，被激怒的学生遂决定进军临潼，直接向住在华清池的蒋介石请愿。队伍到中正门，城门早已被军警关闭。群情激奋的学生决定出中山门，徒步向临潼进发。蒋介石到西安可不是单纯来休养的，他是专门督促张、杨剿共的。当时西北上空的内战气氛日益浓烈，可以说战云密布。此时的蒋介石闻讯后，立即下令派兵在东郊十里铺、浐河桥一带堵截，且扬言“格杀勿论”。学生队伍行至东郊苗圃（今苗圃路）附近时，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阻学生，他站在一个大冢上，饱含感情对学生说，“我张学良有国仇家恨，决不愿作亡国奴，我愿作学生们的总代表，向蒋委员长请愿，请大家相信我，三天之内用事实回答大家。”于是三天后爆发了“西安事变”。

　　关于张学良对学生这段讲话，还有不同版本。《民国西安词典》则记载的是：“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介石的走狗。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内，我用事实作答复。如果逾期欺骗大家，我张学良甘愿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

　　四

　　在陕西教育史上，西安高中声名显赫，以治学严谨而著名。由知名学者、教育家先后主持校务。

　　据“西高”校史载，校长中名人不少，有傅铜（1924年至1927年）、刘含初（1927年）、李仪祉（1932年）、王捷三（1938年）。以及亢心栽（1939年至1940年）等。虽然今天之西北大学和西安高级中学同出一脉，但严格说其中的傅铜应是西北大学的校长。

　　亢心栽和杨虎城将军关系非浅。1930年亢心栽被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选派赴美国留学。1934年初回国，先在杨部担任秘书，后在陕西省教育厅任督学兼编辑，1936年任西安高中教务主任。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逼杨虎城出国考察，亢心栽不畏惧当时险恶环境，慨然出任杨虎城将军秘书，于1937年5月随杨出国。“卢沟桥事变”后，他急切想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是年11月底与杨将军一起返回，共赴国难。抵香港，杨被蒋介石囚禁，亢心栽得王捷三信任，仍回西高任教务主任。王捷三升任教育厅厅长，委他为西安高级中学校长。

　　《民国西安词典•人物》载有西高校长侯良弼，“民国二十九年（1940）8月至三十八年（1949）6月任陕西省立西安高级中学校长。战争年代频繁迁校，仍艰难维持教学活动。任西高校长9年里，国共两党在教师和学生中活动较多，斗争激烈，使用严格手段约束教师和学生，反对三青团在西高建立组织，反对国民党在西高发展学生党员，也力图将共产党拒之门外，以免学生过早介入党派之争而耽误学业。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安排学生照常上课，使当局精心策划的西安第二次“反苏游行”流产。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与侯培仓、段绍岩、关中哲被时人誉为“关中四大才子”。三十八年（1949）6月28日西安市军管会接管西高后被免职。一度赴香港，旋返回西安参加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镇反”运动时，被以“大学阀”、反革命罪名判处死刑。而侯良弼先生这段经历西高校史并末详细记载。原因应该是回避侯良弼先生被政府错误镇压这一史实。但我们可以从《民国西安词典》的记载中看到，侯良弼先生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和教育家，应该彻底予以平反。

　　一百多年来，西安高级中学一代一代的教师，也不乏名重一时的名流大腕，可以说名师云集。

　　例如李瘦枝先生，“西安事变”爆发时的1936年12月，李先生任西安高级中学训育主任。他家住西高对面，经常在校与学生接触。并讲授历史课，兼任“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委员。率领学生参加纪念“一二•九”周年请愿游行，反对内战，要求抗日，迎来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事变和平解决后，经西救会主要负责人杨明轩、原教育厅长李寿亭倡议成立“抗盟”，李瘦枝是主要成员。后任过三原中学、兴国中学校长，掩护了不少“抗盟”同志。如朱茂青、赵曼青、武伯纶、李一青、袁若愚等。《民国西安词典•人物》载：“1951年2月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为陕西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长。”

　　罗常培先生，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

　　武伯纶先生，陕西文博事业的拓荒者、西北历史博物馆馆长。

　　袁允中先生，秦腔剧作家，其创作改编的《五典坡》、《刘婵金》、《状元媒》久演不衰，成为三意社的保留剧目。

　　郑竹逸先生，四十年代西安世界语活动的核心人物。先后任陕西省一中、二中校长，陕西省京剧院书记，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值得一说的是著名作家柳青，于1934年夏，考入西安高中，在校期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写散文、诗歌，翻译外国短篇小说，不断在报刊上发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燃及西安，他积极参与游行示威，宣传抗日，呼吁“停止内战”。当时，柳青是西安高中学生会负责人，担负学校高中学生刊物《救亡线》的编辑。

　　西安高中还有一份《播种者》刊物，1937年1月25日创刊。陕西省立西安高中、西京市中等学校教职员救国联合会编辑。该刊是抗日救亡的刊物，以抗日救国作为当前西北知识分子的责任，以肃清汉奸，坚定群众抗日救国统一意志为宗旨。

　　我西安市二十七中初中同学杨劲汉给我说：他的父亲陈步澜1941在西安高中当过军事教官。陈步澜老先生黄埔军校武汉战干团毕业，抗日战争时参加过武汉、长沙保守战；在西安高中期间因经常接触西高进步学生，被中统特务机关拘留，后查不出具体事实才被放回。

　　五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1936年6月初，在西安高中就举办过一次防空展览会。此关乎生死之事，引得参观人把东厅门一带挤得水泄不通，影响巨大。展览分五个展室。第一展室陈列的有气球、气艇、炸弹等。原来朝空中放气球是为了防空，而且是最基本的方法，把气球放在高空，可以有效阻止敌机的飞行，还可以在气球上拴上铁丝，通上电，敌机撞上肯定会爆炸，把敌机毁掉。放气球这种防空办法，在西安防备日寇空袭时使用过。炸弹则是介绍炸弹的威力破坏性，轰炸后的惨状的照片，让老百姓重视，提高警惕性，以及介绍如何防范躲避。还有炸弹的类形，如重膀炸弹、燃烧弹、毒气弹等。其他展室还有防空情报标志、防空用具的信号枪、望远镜、报警器及信号灯识别，再就是介绍各种飞机性能与特别用途，分辨日本轰炸机和侦察机等。夜间灯火管制，如何快速听警报，听指挥躲进防空洞、避难室。最后是防毒救护常识，防毒面具介绍，以及湿毛巾捂鼻口等简易办法。

　　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西安高中迁校陕南洋县，为避日机轰炸。西安东厅门西安高级中学校园，成了天水行营驻地。天水行营全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当年全国两大行营，北是天水行营，南设桂林行营，统一督导南北战场作战。天水行营统辖冀、察、豫、鲁、晋、绥、陕、甘、宁、青等十三省区。于1939年1月10日成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出任行营主任。2月1日天水行营正式办公。天水行营办公厅、机要处、总务处随程潜驻在西安高级中学校内，其他各处人员分散住别的街区。

　　但鲜为人知的是西安行营刚刚成立不到三个月，便在1939年3月7日受到日本鬼子疯狂空袭，猛烈轰炸，整个行营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联想到1936年6月初，就在西安高中就举办过一次防空展览。但偏偏端端，这里竟真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空袭了，造成抗战时一次最大的灾难。

　　当时高级中学校内所修的东、西、北三个防空洞口都被炸垮，躲进防空洞里的一百多名官兵被封在洞里，敌寇所投炸弹似为窒息毒气弹，故地下室全部百余名瞬间即窒息昏迷。其中64人死难，43人受伤，行营精英损失惨重。其中死难者中，有“中将李国良、少将副参谋长张谞行、少将参谋处长赵翔之”等。上将主任程潜也被埋到防空洞内，当时休克，不省人事，经抢救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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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行营殉难将士墓碑 程潜 题

　　这次敌机空袭，日军应该是提前侦查到天水行营具体地址，并派多批次飞机精确轰炸，才造成如此重大伤亡。当敌机飞到西安上空时，发现有汉奸在行营附近发射信号弹，敌机对正目标投下几枚炸弹，一个炸弹落在右边院子里的洞口中。让人愤慨的是中国的汉奸呀！为什么如此之多、之恶、之无耻？！

　　这般极度严重之事件，时至2014年才从我的文友西安市文联同事王民权的《抗战期间天水行营被炸事件钩沉》文中得知。作为一个关心文史的专业作家，这让我深感惭愧、震惊。遂想到：如此国仇大恨，血海深仇，应该在东厅门西安高级中学内天水行营旧址，竖之于碑，刻之于石，让每一个西安人都永远铭记在心。

　　六

　　1949年9月学校更名为陕甘宁边区西安高级中学，并将当时兴国中学、中正中学部分学生并入。1958年改为“西安市二十中学”。1986年10月恢复 “西安高级中学”校名。校址位于陕西西安东厅门街85号。2013年，学校搬迁至凤城八路西安高级中学新校区。

　　作为百年名校的西安高级中学，精英会聚，人才辈出，据学校官网上介绍的知名校友除过前文提到的，尚有抗日名将，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抗日名将包森，还是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原形。我们这一代人谁不知道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李向阳呀！更想不到的是英雄的真身包森，还是从我们西安高中走出去的。

　　有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贞，儿子杨拯民、女儿杨拯英。原西安市市长刘庚；中科院院士高鸿、侯洵；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天伟；气象专家雷雨顺、古微生物学家邓宝、数学家王戍堂、海洋学家刘振中、著名医学专家尚天裕。以及世界航模冠军梁跃；电影导演、中国影协第九届副主席黄建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胡蝶等。还有西安市第一医院眼科主治医师，任过西安市中医院眼科主任的庞启训。

　　再就是，著名书法家卫俊秀，中国当代深荷硕望的学者型书法大家，也在市二十中当过教师，后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卫俊秀(1909-2002)，字子英，笔名景讯、若鲁，山西省襄汾县景村人。被公认为鲁迅、庄子研究专家。有《傅山论书法》、《卫俊秀书法集》等行世。卫先生家住西安土地庙什字的草场巷，以草书见长，“其作品气韵高古，笔势磅礴，或如瀑布飞渡，一泻千里，或如珠落玉盘，温婉俊逸。放处不凝滞，收处不佻靡，密处势荡气摩，疏处空灵可人”。有评论家称其成功地解决了草书的碑化问题，称其与于右任、王蘧常、林散之为二十世纪草书四大家。卫俊秀先生命途多舛，历经劫难，1955年以“胡风分子”罪名被拘留，1958年春以“历史反革命”罪名，被判劳动教养三年，到铜川崔家沟劳改煤矿下井当矿工，1979年年逾七十岁时才获平反。了解其身世，深感一个文化人之命苦如此，世之不平，真让人憋屈郁闷加愤慨。

　　还有一位，陕西象棋界泰斗级人物，长期担任西安市象棋协会主席的刘道平先生，是西安市二十中的语文老师。刘先生自幼聪慧，天资超凡，他13岁出道，就参加了西安市青年会主办的成人象棋赛。他品学兼优，1948年以西安市文科第１名成绩考入西北大学，简直就是从神童一步步迈上学霸级。中国象棋棋坛上有“象坛四皓”之说，即南陈、北贾、东屠、西刘，其中的“西刘”就是刘道平先生。1983年4月，国家体委成立中国象棋推广小组，由刘道平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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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二为刘道平先生

　　刘道平先生西北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但1957年反右时因他贴过一张署名“西北大学中文系八年级学生”的大字报，虽然没有涉及什么“右派言论”，但署名中“八年级学生”调侃自己当教师仍是学生，此话竟惹恼了领导，这可能平时因为刘道平恃才傲物，看不贯的事就会发牢骚、说怪话，有点“刺儿头”的性格，让领导和一些极左之人不满，最后被逐出西大，来到西安市二十中学混饭碗，当了语文老师。庆幸的是他与右派分子擦肩，没惹上大祸。

　　二十中学生一回忆起刘先生，都要说他如何一人对垒多人下蒙目棋，惊叹中加敬佩。我的朋友二十中高六六届学生刘永昌回忆说：刘老师是西安市象棋协会主席，记得他在学校会议室与多人蒙目大战，就是一绝。一次刘老师与象棋大师马长安，两人挂牌蒙目大战，直杀得昏天黑地，惊心动魄，让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的围观男女同学，一个个大开眼界。尤其是刘老师与马长安对弈时，两位诙谐幽默之人，互相调侃斗嘴、贬损砸呱，互不饶人，且妙语连珠，比说相声听咧还解馋，让我们喜不自禁，见识如此闻所无闻之精彩场面。最终当然还是刘老师赢了。这成了二十中校园经久不息话题。

　　刘永昌还说，刘道平老师棋下得好，课也讲得好。我们最爱上老师讲解古汉语的课，老师才华横溢，真正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的大才子啊！刘老师一贯衣冠整洁，永远裤线挺立，他身材修长，风度翩翩，永远抬头挺胸，儒雅而气宇轩昂。他待人和气、和蔼可亲，和同学们亲密无间。是最受学生尊重的老师之一。

　　“文革”中，刘老师也被批判，遭遇劫难。他住学校的单身宿舍，也被红卫兵给抄了。同学们私下说，那是因为有造反派、红卫兵早就盯上刘道平老师手里那一副价值不菲的玉石象棋了！到1968年我们已经上山下乡当知青后，回母校再见到刘老师，还问起老师那副玉石象棋，问后来落实政策追回来没有？老师凄然说：那还能回来。我们感觉刘老师真爱象棋呀，说得真悲哀。

　　而令人欣慰的是曾任西安市象棋协会副主席的张丰先生说，最后在西安市教育局领导同志帮助下找回了玉石象棋，使之完璧归“刘”啦！

　　七

　　而和我有交往，熟悉的毕业于西安市二十中（西安高级中学）的朋友也不少，任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巡视员、新闻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李天增。一次他受邀参加二十中一个会议，他发言时就强调，自己不但是二十中的学生，还是家属和家长。因为他1963年从西安市二十中毕业，考上陕西师范大学；他的夫人刘怡和他是师大同班同桌的同学，刘怡老师大学毕业后成了西安市教师，在西高干到退休，他又成了家属，而他家拆迁过渡时，还在学校临时分配的房屋住过，我曾去过几次；而且李天增的弟弟李天福也是二十中高中老三届毕业，退休前担任西安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再后来他的女儿李娜也上了二十中，他又成了学生家长。如今李娜担任《文化艺术报》副社长。可以说他与西安高级中学（西安市二十中）的缘分特别之深厚。

　　二十中院子东边墙和菊花园李天增家的院子紧连着，他听父亲说：日本人轰炸天水行营时，李家也受损失，南厦房被炸塌，一直空着，后挖了一个渗井。

　　西安市二十中学对门，有一家名叫天生园食品厂，5、60年代天生园生产绿豆糕很有名。天生园食品厂地方小，就借用二十中教学楼三楼顶平台上晒煮好的绿豆，铺几溜凉席，煮好绿豆用麻袋扛上楼，摊开晾晒在席上。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前后，李天增正在二十中上高中，他发现，有些饥饿难耐的学生就上楼顶，你抓一把，我抓一把偷着吃。

　　我1965年上中专西安市财会学校时的校长多印真，80年代末当了西安市二十中的副校长，我曾去探望过多印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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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甘肃省作协原驻会副主席李禾，曾就读于西安高级中学。他是陕西渭南人，1934年出生在西安，中国作协会员、甘肃《飞天》杂志副编审。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人生的开篇》《危险年龄》及中短篇小说集《触摸前面的世界》等。

　　李禾还是研究风颠和尚的专家，出版有《风颠和尚》一书。西安西南城角的火药局巷与四知村之间有座达摩庵，传说风颠和尚修炼之地，最后圆寂于此，于是，达摩庵被称为风颠洞。而我就住在四知村，从小就觉得风颠和尚很神奇，后来也开始研究风颠和尚在西安的传说故事。在研究中才知道李禾是这方面的专家。

　　风颠和尚还被称为“渗金佛祖”很是神奇。传说当人们在西安的火药局巷风颠洞为风颠和尚镀金身时，金粉全渗入皮肉。康熙皇帝听到后惊奇地称风颠和尚为渗金佛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佛学大辞典》“风颠”一条载：“清康熙间陕西人，名超常，号风颠。俗姓李，名福。”西安碑林博物馆里还藏有根据风颠和尚所绘的达摩像，刻的《达摩东渡图》和《达摩面壁图》两方石碑。

　　八

　　我还认识不少从西安市二十中毕业，和我同属一代人的老三届学生。第一个就是我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的同学李昶怡，他西安市二十中高68届学生，神奇的是他和我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李昶怡1968年插队宝鸡县颜家河公社。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西秦文学》主编。著有长篇小说《龙案》，散文集《魂归》，中篇小说《天劫》等，是陕西一位实力派作家。他的姐姐李佩芝也是陕西的一位著名的女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常务理事。她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担任过太白文艺出版社作品室主任、副编审，两届陕西省政协委员。出版有《别是滋味》《今晚入梦》《失落的仙邸》《南方.北方》《家的感觉》等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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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周小真、李昶怡、吴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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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昌在插队的农村赶牛犁地

　　可惜的是李佩芝和李昶怡姐弟俩都英年早逝。我在我的长篇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英年早逝的记录”一章中写到了李昶怡。

　　再就是我认识市二十中高671班学生，西安电视台专题部负责人李满堂，在院西安老三届知青活动中来往较多，他插队时的老照片被我收入《情系黄土地～陕西知青老照片》一书。

　　市二十中高66届学生周敬贫（介令，老丐知青）。我创作出版的《记忆老西安》第一卷上册“双仁府”一文写过他的传奇家世。他还以笔名老丐知青，为我的这本书写了篇评论文章《静看花枯荣 淡视云卷舒》。

　　西安市二十中高66届学生刘永昌，他和李昶怡同是二十中的学生，插队宝鸡县颜家河同一个公社。刘永昌后来在西安西郊的西安航空学院，任电气工程系主任兼书记，干的很是不错，他写了近百万字知青插队生活的回忆文章，他还是西安老三届知青活动的热心参与者和组织者。

　　永昌和我在西安的老三届知青活动中有过多次十分紧密的合作，我们2008年11月1日在西安兴庆宫公园沉香亭畔，为在此举办的纪念陕西省“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活动，在组委会安排下，承担了两件事，第一是联手编辑了《情系黄土地～陕西知青老照片》一书，我任主编，刘永昌任副主编，我们合作写了本书的前言。这本作为内部资料的册子，却被国家图书馆作为文献而收藏。第二是由刘永昌主持，我协助编辑了110块展板的“黄土地的儿女－陕西知青大型图片展览”，并成功展出。另外，我们在2018年“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时，又共同主编了《陕西知青档案丛书•老照片卷》，只可惜这套丛书其它卷都顺利出版，而老照片卷却因故没出成。再有，我写长篇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时，也得到了永昌老友的倾力相助，让我感动。例如他给我推荐市二十中毕业的周小真，下面特引用我写的“英年早逝的记录”中的一段。

　　一天，他的同班好友，一起串联、一起插队的老搭档吴建胜和刘永昌到我的办公室，一起回忆昶怡，都不胜惋惜，感叹英才遭妒忌，命运太不公。刘永昌和吴建胜又讲了和李昶怡同班同插队的另一位老三届——英年早逝的科技之星周小真。

　　周小真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是自然科学领域里老三届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于1995年8月12日因患肝癌而逝世。周小真逝世引起很大震动，《西安晚报》发表专文《过早陨落的科技之星》。周小真在我国建筑结构、抗震防灾等科技领域苦心钻研，取得丰硕成果。由他主持创建的结构实验室，连续多年被国家教委、冶金部评为先进实验室，他自己也多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周小真三次到日本留学，曾十六次获国际国内大奖。他用自己节约下的二三十万元为学校购买教学设备……周小真在建筑防震学上有一套高超的学识，而在自己身体的“防震”保护上却是不设防，成年累月的超负荷付出，终于病倒住了院。

　　周小真和李昶怡都是从颜家河插队走出来的，各自在他们的岗位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他们同学情深。当身患肝癌、生命垂危中的小真得知远在宝鸡的昶怡也患了脑瘤病倒时，马上让家人送了400元去看望，时间不过两个月，周小真就不幸辞世了，而两年后昶怡也撒手人寰。他们那种纯真崇高、守望相助的人间真情叫人凄楚而感动。当我读到李昶怡为周小真写的报告文学《魂系西秦岭》时，不由为这两位超常付出、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的老三届人悲痛哀伤。

　　刘永昌和吴建胜还领着我去探望过周小真的夫人文佩芳。他还给我介绍了他们二十中同学，一起去宝鸡插队，为了救人而壮烈牺牲的陈建安。他写了一篇《大山的怀念》，深切怀念“老三届”知青英雄陈建安。文章收入到《情系黄土地～陕西知青老照片》一书中。

　　“西安市二十中学高67届学生，1968年10月底下乡宝鸡县颜家河公社林光六队，知青组长。1970年9月2日，在农业学大寨“斩龙头”工地上，在比平时暴涨几丈的渭河秋水中运木头时，他被激流漩涡卷向河岸时，回头瞬间，发现与自己一起运木头的农民兄弟仍在河中挣扎，他便毫不犹豫返身跳入激流中，将人与木料推向岸边。正在此时一排巨浪迎头拍来，把陈建安直接卷入激流中，一下冲得不见踪影，岸上的农民兄弟，看到这一幕，无不放声痛哭；男女知青顺河疾跑，呼唤着陈建安。但激流飞泄，再也不见自己的同学……。一周后，才在下游100多里外，宝成铁路线大铁桥下发现了遗体。

　　为了救人和公共财产，陈建安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年他才22岁呀！随后，吴建胜同学写了一首歌《建安活在我们心上》，流泪唱给英年早逝的陈建安，同学们的哭声撼动了沉寂的大山。”

　　而和陈建安同在宝鸡县颜家河公社林光大队六小队插队的任永佶同学，1971年9月14日被招工进宝鸡市公安机关坪头派出所。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为了抄近路追上逃犯，他不顾水深浪急，不顾自己不会游泳，奋不顾身地跳入渭河滔滔激浪中，也被大水冲走而牺牲，成为了一位革命烈士。这是在陈建安同学英勇牺牲仅仅一年两个月零一天的时候呀！让人们悲痛欲绝。

　　西安市二十中老三届这一代学子，可以说人才济济，他们中间还有：曾经担任过西北建筑设计院院长的樊宏康，668班；西安市警校校长杨瑞璋，667班；红旗手表厂厂长陆耕，661班；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和外事委员会主任张启钧，671班；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董健桥，683班；长安大学工程机械学院院长、教授冯忠绪，668班；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郭欣根，668班；陕西建筑材料设计院院长雷宪科，668班等。

　　写这篇有关西安高级中学历史溯源及变迁的文章，我是在文史资料的基础上，抱着非虚构，以亲历、亲闻、亲见的原则来写的，但我深知，真实的历史，其实很难真实地写出来。所以这篇挂一漏万的文章，如果能基本反映出真实，我就心满意足了。

　　2019年4月12日初稿
　　2020年2月11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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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陶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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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 《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记忆老西安·第一卷》（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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