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今天,我第一次喝到中文系的酒。 每次去北师大中文系找朋友蹭课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一个传说,说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楼里长住着中文系的男生,一年又一年春去秋来,走廊里总能听见酒瓶相击的声音。我早就忘了这个算不上故事的传说是从何而起的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是在一四年十二月之前听说的——直到那年入冬,我才弄清楚西北楼是哪一栋。之后的两年多,我又在不同的场合听说过它,在西北楼,在先生们的教室,在酒肉腥膻的铺子。可实际上,中文系早就不叫中文系了,它叫“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中文系,西北楼,酒。第一个冬天之前,我只在能在传闻中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最接近大学而不得的时刻起码有两次,一次是填报志愿的时候,另一次则是童年遐想时。大概每个人都曾经在小时候昏昏沉沉守着岁的除夕,在终于熬到大人们认为“适合”发压岁钱的那一刻时,含含糊糊地应许过他们“考上清华北大”的期望。而这一应许对我而言则更为具体一些——我从来都是不愿在和大人的争锋间认输的,哪怕他们只是随口调笑几声,我也要报以认认真真的回答——某年除夕,我问,清华和北大,哪个好些?大人们竟然一时语塞,继而陷入争论。最后不知是哪位亲戚说了声北大,我就接着问出了早已备好的第二个问题,“那北大哪个专业最好啊?”那年表姐刚考上大学,我曾目睹大人们在客厅里围坐一圈,吞云吐雾也吞吐他们对于“专业”的看法。我至今都记不清表姐在大学的具体专业,但那个年纪的我确凿地记下了这一点:大学有高下,入了学,专业也是有高下的。我老成稳妥地发问后,洋洋得意地等待着大人们再一次的慌神,不曾想这一回得到的答案却是出乎意料地干脆和肯定:“北大的中文系啊。”时过境迁,进了中学,年级倒数一百名的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洋洋得意,赌气似的扬言要去北大;一年之后,我第二次接近大学,出了分才知道北大无望,就随了当时身边人的建议,搞艺术去了,当然也只是搞搞三流大学的艺术。 在旁人问起自己为什么总是去北师大中文系玩耍或旁听时,我总要说起这个夹着自负、虚构和从心所欲的假象的故事。说起它,也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真的“喜欢”中文系,尽管交到中文系的朋友前,我对中文系一无所知。可以理解这一份“喜欢”足以左右我一切决定的人,是绝不会问这类问题的,而我的一无所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无所知——也无法让我向他们解释“中文系”本身吸引我的缘由。是的,求索“意义”成为必须时,我无法回答中文系的意义是什么,无法告诉任何人,中文系予人的“无意义”——它让我感受的唯一的意义——是多么美妙。 在北师中文系,所见最多的,是一种内向的矛盾螺旋。断代,理论与实践的绞缠,时空交错,边缘与情怀,人和万物。它们并不是两两对立的,而是多元地生长着,互相抵牾,又互为倚靠。着力点在语言和文学,可是语言与文学又何尝不是失控的自圆其说,模糊的记忆碎片。它们越来越涣散,只能溶进酒里。 我们都知道,没有中文系,我们依然可以好好生活。 但是在我的理解中,中文系“无意义”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从不要求人去“好好生活”。它取消了通常意义上对于“好好生活”的预设。它是反本质主义和反集体主义的。它不会试图去要求人“成为怎样的人”,它只是慈悲地允准人作为人的每一个可能。它是凝视的双眼而非双手,它是无所不为的无为和无疆。每一个人都在无疆界的国土上,练习有意识地自我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并非字面意义上的逃离主流、蓄意充当异见者,而是将“人”抽出人群,成为永不沦为抽象的“一份子”之一的独立个体。即便党同伐异,也当能在以“自我”为准绳、分清“同”与“异”后,在与朋辈的合奏中听得见自己的声音。只有这样的合奏,能让我感到动人。 四年前的今夜,我第一次喝到中文系的酒。在那之前,我总是非常刻意地想要否认自己热爱中文系——即便如前文所说,这是我自己选的——正如我们不知从何时起,极力撇清自己与“文艺青年”一词之间的瓜葛。可我渐渐发觉,我们拂袖而去,并非因为“文艺青年”本身,而是因为越来越多根本算不上文艺青年的青中壮年开始以之自况,且在免费滤镜、偶像作家、流行出版物、当代城市民谣的助拳下势力越发壮大。他们对于“文艺青年”一词的滥用,反而赶走了文艺青年,这是非常古怪的。中文系的状况是相似但不尽相同的:其一,由于门槛的降低,与“中文系”这一标签相勾连的关键词越发奇怪,而人们总是更容易接受简单粗暴的断句,而我对“中文系”的抗拒也印证了我潜意识中的逃避意识;其二,我们终于度过了,或许真的曾经发生过的,中文系的黄金时代。 我并不完全信任八十年代真的如人文学科众口一词那般闪闪发光,毋论向往。课堂上和各类集会上,我们总是不难听到各位历经八十年代或挟八十年代余威的先生们就世道发出的扼腕叹息,辅以对当下青年出于对比生出的不屑。假定的确存在这个我未曾经历的黄金时代,这种逝去何尝不是好事。是门槛的降低冲弯了旧精英们虚无的脖子,沉湎于怀旧中的先生们迟早沦为大型招魂仪式的祭品。无论是中文系、艺术系还是其他学科,都绝不该走上任何一座台阶陡峭的神坛。因为迫降而哀叹和逃避,暗含着复辟式的渴望,才是真正的愚蠢。青年,青年,没有理由在自己的二十岁被二十年前青年过的人们牵引进他们的黄金时代。我们的黄金时代刚刚到来呀。 何况这些话,都是最会煽情与避重就轻地中文系往届学生掌握话语权说出口的呢?中文系嘛,往往没喝就上了头。 四年前的今夜,我第一次喝到中文系的酒。出北门往西的东北馆子,大厅里乌泱泱坐了近百号人,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外还有几个像我这样长期混迹在他们中间的无业游民。后来我们和陌生人交谈,就着话头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们都知道过了今夜,有些人或许再也不会共话,有些人则会手足相抵,熬过更多个冬天。在那个我们互相拥有的夜晚,我们躺在自己的酒杯里,只作为自己,暖了一屋子的肚肠。后来我们又唱起歌了。 也是四年前的某个冬夜,我接到电话,和好友奔去一间小馆子,扶出几位醉得行将不醒人事的朋友,一位朋友在我耳边昵呢喃喃地说了一路的话。在差校门几步的地方,她突然停住脚步,拍着我的肩膀,异常严肃地喊我的名字,说要我记住,我刚毕业,之后的日子是我的诗酒年华。中文系的人喝了酒,说出口的话和其他醉鬼一样真诚,但总归是比其他人的有趣一些——比如书面语在醉话中的使用比例。这几年里,我可能喝过一百场酒,即便是去中文系蹭课的那两年,也该有一二十次,在学校内外各个奇异的角落,顺着醉意滑入睡眠。根据常识,酒精会放大人的意识,因而酒醉时,人会变得粗粝恣肆;也是因此,总有人借酒佯装狷狂。但四年前的今夜,我第一次喝到中文系的酒时,我只感到安详。每个人都是那样地张狂,快乐溅到了每个人的手上,反而把所有人都变小了,变成了中文系这坛酒里甘冽又自赏的分子。 我的第一口酒,该是五岁喝的。北方夏天的正午,烈日当空,砸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全是太阳的回声,爸爸光着膀子启开一瓶燕京,倒进面前的杯子里。我正对着摇头晃脑的电扇,盯着他杯子里茂盛的泡沫。爸爸努努嘴,做出吸气的样子,让我嘬一口试试。就像多数情况下,我们容易将国内众多口味相近的工业啤酒视为啤酒的全部,我喝过的每一口酒——不同经纬度上年年岁岁泛着泡沫的酒浆,都能将我拽回夏天。四年前的今夜,我第一次喝到中文系的酒。唱起歌,嘴里含着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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