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西南联大》：致敬几代学人的风骨和芳华

  文化十分 2018-11-29 10:01:05

近日，历史题材纪录片《西南联大》在央视纪录频道和腾讯视频播出后，凭借优良的品质，受到了观众的好评和业界专家的肯定。

一名热心网友还制作了一份书单，将片中引用的内容全都整理出来，结尾写着：献给永远的西南联大。这让导演徐蓓欣喜不已。

▲豆瓣网友留言部分截图

这部由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新影集团联合出品的五集纪录片将西南联大那段历史背后的故事和精神娓娓道来，以日记、文章、口述片段和人物访谈为载体，生动再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良知和担当，堪称一部兼具思想与艺术价值的诚意之作。

▲导演徐蓓

在一些人的固有思维中，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是一块难啃的骨头，由于历史内容的厚重和深刻，很容易落入枯燥乏味的窠臼，难以让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产生亲近感。
《西南联大》为什么火了？

11月16日，纪录片《西南联大》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总导演徐蓓坐在当中，低头“刷刷”记录着专家们的意见。偶尔抬起头望向发言者，亮晶晶的眼神一闪而过，若有所思。交流中，侃侃而谈的语气、神情和姿态，举重若轻。

会后，徐蓓接受了《文化十分》记者专访。她说，除了对大师的敬仰和向往之外，还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坚持——安静地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东西。

“我很想传达给当下迷茫的年轻人：一部片子当然解决不了问题，但我觉得感动一下也很好。”徐蓓说。

八十年前，在中国西南边城昆明，诞生了一所特殊的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合并而成，她就是西南联合大学。

她仅仅存在不到九年时间，但是她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光辉，已经逾越时间和疆域的界限，抒写了一个永不落幕的时代传奇——在艰苦的环境和战争年代，保持最尊贵的思想和精神。

在毕业的2522名学生中，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2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政宁、李政道）、171名两院院士、100多位人文大师……

纪录片《西南联大》揭开了西南联大厚重历史的一角。在民族危难的当头，联大学子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书写着青春与家国情怀。

兴奋忐忑，致敬时代

两年前的某个会议间隙，导演徐蓓在走廊上接到了中央新影集团的一个电话。

▲导演徐蓓

得知要为西南联大在云南建校的80周年拍一部纪录片，她顿时心跳加速：“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个选题是每个纪录片导演都梦寐以求的，徐蓓却没有在第一时间答应：“尽管我特别想做，但给我几天时间，我得掂量一下，自己是否有这个实力来驾驭。”

徐蓓的第一反应是激动，接下来却是惶恐。这段历史太辉煌了，所造就的人物也令后辈高山仰止。虽然此前徐蓓已经拍摄过记录抗战时期的纪录片《大后方》，但她依旧“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三天后，她答应了由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新影集团联合为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拍摄一部纪录片的邀约。

自毕业开始就从事纪录片拍摄的徐蓓已经在这个领域耕耘了二十多个年头，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她：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打动了自己，那么它一定会打动观众。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她特别尊重自己的感觉。

导演 徐蓓：
我当时一下子想到三个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他们所在的三所学校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由于历史的原因聚在一起。
尽管当时我对他们的了解有限，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关系是有趣的，也一定有故事，这个图景一下子打动了我，突然给了我灵感。

▲左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徐蓓打破了纪录片惯常的时间线叙述方式，试图用人物共生关系构建《西南联大》的逻辑架构：“那三天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人物，也做了一些功课。”

在翻阅了众多学术资料和造访了一些学者之后，徐蓓又获得了新的启发，美国学者易社强的文字不仅为观察西南联大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同时也让徐蓓找到了新的关系——大学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如何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学生？象牙塔中教授和那个年代的中国是什么关系？

后来，她通过“象牙之塔与战乱中国”、“学术、教育与战争”、“师生与抗战”、“联大与云南”几组关系的梳理来展现和解读这所具有永恒魅力和精神力量的大学。

她花了很多时间用来思考和揣摩身处这段历史中的人物，甚至最初给团队定了很极端的一条“原则”：不是在昆明、在西南联大生活和体验过的人，一律不予采访。

▲美国国家档案馆图片——位于昆明西北郊外的西南联大校园

徐蓓和摄制组用了两年时间，在中国、美国、英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收集到众多珍贵的影像、书信和日记。他们访问了18位西南联大的学子，通过他们的记忆重现了当年的校园生活，其中最年轻的已经年满89岁。

冷眼观史，温情叙事

“1889年，光绪皇帝治下的中国，没有大事发生。”

画面中月光下的石狮子，安然矗立、寂然无声。而后，它的头顶上，漫天的繁星缓慢流动、渐次闪烁。

这是纪录片《西南联大》第一集《八音合奏》中一个仅有25秒的段落。这也是整部纪录片中，为数不多的“纯解说”。

徐蓓用的这句解说词来自《万历十五年》，直观地展现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思想：从看似平淡的历史背景中抽丝剥茧，最终在因果逻辑的推理中，还原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貌。

导演 徐蓓：当时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想说，这一年没有天灾或者人祸，从国家的层面来讲是特别平静的一年，但其实件件都是大事。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这一年中像星空一样，形成了一个群星谱系图。在很多年之后，他们将会一同闪耀在中国的上空。

在徐蓓看来，这种“放宽视野、高瞻远瞩去考察历史”的思维，对于纪录片《西南联大》的创作而言，正是最合适的角度。

徐蓓坦言做《西南联大》这样的纪录片很难，因为东西太多了、历史太厚重了、里边的人太优秀了，很容易就会被“overwhelmed”，被它套进去了：“那种对着历史激动得不得了、恨不得‘跳进去’‘大声呼喊’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面对着这样一段“热血沸腾”的历史，徐蓓却要求自己做到足够冷静客观。身为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的她，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学、人类学训练后，养成了一种“冷眼”看历史的理性态度：“不神化，不虚美”，我们要让观众看到的是“真实的人”。

但徐蓓并不是一个“冷情”的人，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对历史原貌的尊重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关照。

导演 徐蓓：纪录片导演张鲁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于历史，也许每一个人感知的层面不一样，但我相信总会有所感。

纪录片播映之后接受采访时，她还沉浸在遗憾的情绪里，因为片中的受访者郑晏女士在播出之前去世了，没能看到成片。

大师云集，时代风骨

西南联大的八年，是中国三所顶尖高校在艰难中前行的八年，是广大师生与抗日战争紧密相连的八年，也是云南这片沃土发生巨大变化的八年。

但徐蓓从一开始就否决了依照“八年”的时间线索顺叙的思路。

抛开对于历史事件孰先孰后的纠结，转而聚焦于历史洪流中的“共生关系”，这是徐蓓为《西南联大》定下的结构脉络。

但徐蓓的想法不仅于此。她不仅要这些共生关系都指向西南联大最核心的精神，还要让这些精神从那些历史见证者、那些大师的文字里“讲”出来。

导演 徐蓓：这段历史这么迷人，这么多人为它高山仰止，我们为什么不用当年的这些大师留下来的文字呢？
我们不但要用，而且这些文字应该成为我们叙述的主要依托。当我们通过那个年代的人写就的文字去讲述的时候，我们就营造出了一个特别真切的历史氛围。
而这个是今天的、隔着八十年的我们，无论如何无法做到的。

在徐蓓的果敢和坚持之下，纪录片《西南联大》的“撰稿”具备了顶级的卡司阵容：蒋梦麟、钱穆、梅贻琦、吴宓、郑天挺、闻一多、沈从文、汪曾祺、金岳霖、费孝通……

▲1946年5月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合影

这些闻之便令人心生敬意的名字，都是这部作品共同的创作者。他们的文字通过画外音娓娓道来，配以诗意的插画和悠扬的旋律，让那些充满饥饿、穷困、离乱的记忆温暖起来。

导演 徐蓓：我想我们所创作的西南联大一定要有气质，像当年的人们一样，是温文尔雅的，是干净的、温柔的、柔和的力量。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很多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但他们身上有一种文明的教养。

徐蓓摈弃了历史叙述片常用的“搬演”方式，而是采用带有水墨画风格的插画场景，完成对情节的铺陈。画面和音乐的艺术效果，是徐蓓刻意追求的艺术表达。

导演 徐蓓：我不能让演员来“真实再现”。演员可以再现先生们的动作，但谁能再现先生们的气节和精神呢？谁能够将梅贻琦先生“演”出来呢？没有人。今天的人一个也没有。

在她看来，西南联大是一代人青春的赞美诗，是充满创造力的年轻的声音。“音乐要足够内敛深情，但又要足够年轻。”徐蓓在工作群里向团队提出音乐创作的要求，制作总监郭刚的女朋友随即推荐了范宗沛，并发来一首《杨柳》。

徐蓓点开一听就被打动了：“他的音乐很年轻，让我想起了自己二三十岁那种情感。又收得很好，不张扬。跟我们想要传达的气质是吻合的。”

范宗沛为《西南联大》创作的主题曲，在片中反复出现，大小提琴合奏的欢快旋律，即有青春的朝气，又不乏款款深情，颇有些“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味道。

如观众所见，清新干净，简洁明快的画面，是徐蓓用她近乎苛刻的要求一帧一帧“卡”出来的；回响耳畔，萦绕不绝的的音乐，也是徐蓓本着精益求精的标准向范宗沛一首一首“求”来的。

而她所做的这一切，都只为让她的创作能够与大师文字里的美好匹配、与西南联大的气质匹配。

联大记忆，永驻吾心

纪录片《西南联大》中，徐蓓和她的团队共采访了49位西南联大学子、当事人和专家学者。片中的联大学子已近百岁高龄，但回忆起联大岁月时仍难掩激动之情。

导演 徐蓓：我们在美国采访翻译家巫宁坤的时候，巫先生已经97岁高龄，他的夫人也已八十多岁了。夫人告诉我们说，巫宁坤最近几年来经常晚上在梦里大声地喊“大西门外”。我说为什么喊大西门外？原来，大西门外是联大新校舍所在地，他们外文系就在大西门外的铁皮屋里上课。

97岁的巫宁坤，在采访过程中有很多记忆模糊的地方，会反复讲一些车轱辘话。但只要谈到关于联大的内容，却思路清晰、表述准确。

其实不光是巫宁坤，很多受访的联大学子回忆联大岁月，都流露出欢快的神情：90岁的联大外文系学生张道一直言教室里的桌椅“比我中学差多了”；97岁的联大政治系学生李忠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先盛半碗、再盛一碗”的抢饭绝招；96岁的联大机械系学生王希季笑说自己曾被臭虫咬得睡不着觉。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老先生们面对镜头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学号，几乎个个都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导演 徐蓓：我们对学号有过设计，每个人都要问的。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记得非常清楚。从杨振宁、王希季、许渊冲，到美国的刘缘子，刘缘子甚至还记得巫宁坤的学号。

▲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这样的震撼和感动，徐蓓在创作《西南联大》的两年中经历了太多次。在她眼中，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亲身感受的美，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最幸福的事情。

导演 徐蓓：我很赞同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以美育代宗教”。在做这部片子的过程中，我一直感受到思想的美、才华的美、情怀的美、勇气的美，这些美是有感染力的。我很希望当年西南联大的那些东西，能够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一种温暖，感到一种力量。

▲1932年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左起：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梅贻琦、杨公兆、张子高）

翻开西南联大师生名录，几乎可以看到半部中国近现代史。

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闻一多、陈寅恪、钱穆、吴宓、朱自清、费孝通、叶公超、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陈省身、许渊冲、任继愈、冯钟豫、朱光亚、梅祖彦、熊秉明……这些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为人熟知的大家，都出自西南联大。

生亦豁达，死亦无畏

8年多的时间里，西南联大培养了8000多名学生，但其实只有2500余人顺利毕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因为战乱、贫困、离散等种种原因，使得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学子并未能够最终顺利完成学业。

▲师生从北平徒步至昆明西南联大途中小憩

▲埋锅造饭

这段至今想起都无比惊险和慌乱的情景，在联大学子、作家汪曾祺先生的笔下，却被达观地称为“跑警报”。

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费孝通在魁阁

著名社会学家、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费孝通在《疏散》一文中写道，“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身处逆境，颠沛流离，却仍以豁达之心相对，并坚信正义必胜，这大约是那一代西南联大学子的精神境界。

▲1941年联大校舍被炸

八年中，无数珍贵的资料书籍在战火中被焚毁，那些战时为求“保全”而一路运到云南的，也因路途遥远丢失得七零八落。

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刚刚完成现代哲学著作《知识论》的写作，但却在一次来势汹汹的“跑警报”过程中，将装满手稿的公文包遗失在郊外的山头。数年心血写就的70万字，在那个喧嚣的黄昏化为乌有。后来，金岳霖在《谈谈我的书》一文中，对这段丢失文稿的经历，流露出淡淡的惋惜之情。

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

但金岳霖对此从未抱怨。之后他又花费了数十年时间，才再次将《知识论》写完。

同为联大教授的钱穆，为躲避空袭，蜗居在昆明郊区寺院的禅房里写出了《国史大纲》。而穿梭在云南田间地头的费孝通，则用他的双脚丈量出了最真实的乡土中国。

▲西南联大参军学生

1941年10月，西南联大外文系三十多名同学，一同参加了战地服务团译训班，之后他们加入了美军援华军队和中缅印战区远征军，为部队提供重要情报信息的翻译工作。

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翻译情报的情形：有一次我翻译的情报说，日本军舰一艘到达海防，登陆士兵有多少人、日本飞机有多少架，进驻河内机场……

▲1942年西南联大飞行员受训

得到这个重要情报之后，第二天飞虎队派出的战斗机在昆明上空与日机鏖战，大获全胜。

我只听见飞机爬高的呜呜声，机枪射击的啪啪声，只看见一架架画着一轮红日的日本飞机，尾巴冒出一团团的黑烟，被击落在西山滇池上空。

许渊冲的同班同学、一同参加战地服务团译训班的外文系学生黄维，后来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第六军。但不幸的是，部队在缅北溃败，在撤退的途中，黄维和马匹在澜沧江边被急流卷走，无处可寻。

在他的追悼会上，黄维的老师吴宓先生回忆起这个文采斐然的学生，痛哭失声，并亲撰挽联：“大勇见真仁，历劫两间存正气。亲贤兼爱众，同堂三载醉春风。”

就像电影《无问西东》中王力宏饰演的联大学生沈光耀，出身诗书世家，却因心系救国加入空军，最终驾驶战机撞击日军军舰，英勇殉国。

但那或许是他，和以他为代表的无数联大学子“想好了”的人生。

在昔日西南联大旧址、今日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矗立着一座西南联大纪念碑。今时今日，清华、北大、南开的校园里，也各自矗立着一座复制的纪念碑，作为对这段历史的永恒的纪念。

纪念碑正面是西南联大教授、哲学家冯友兰为西南联大这段岁月撰写的碑文，而纪念碑背面则镌刻着832个联大学子的姓名，每个名字都对应着一个投身抗战的年轻而炙热的生命。

长达十四年的抗战历程中，西南联大一共有八百多名学子入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参加军队的师生共有一千一百多人，当之无愧地成为抗战期间从军人数最多的大学。

西南联大外文系学子、诗人缪弘曾写下一首名为《血的灌溉》的诗文，作为对参与战斗的联大学子的勉励。

没有足够的粮食，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你们的血已经浇遍了大地，也该让我们的血，来注入你们的身体，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不幸的是，诗人缪弘于1945年8月4日收复丹竹机场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不足19岁。这首热血沸腾的诗，终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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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借由西南联大短暂却辉煌的历史，串联勾陈起一段无法抹去的岁月。

徐蓓说：“我很希望当年西南联大的那些东西，能够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一种温暖，感到一种力量。”

有人曾说，世间大学何其多，但西南联大却只有一个。

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映照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身影和那个时代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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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想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