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
吴佩孚与白坚武的关系可用“半生知己”作比。云谲波诡的政治竞技场上,显宦与幕僚,枭雄与政客,本是相伴相生、如影随形的。白坚武作为声名显赫的“幕府人物”,是吴佩孚开府洛阳时期的重要幕僚,因与吴氏的风云际会,使他这个“配角”一度呼风唤雨,为各方政治力量瞩目。白坚武少负才名,素有抱负,以一介书生从政,本应对国家有所贡献。然而在民族危亡之时,勾结日寇,终致身败名裂,身后留下一部颇有史学价值的《知白堂日记》,也让后人窥见他复杂的心迹。
同创盛局
吴佩孚在直皖大战获胜后,率部进驻洛阳,出任直鲁豫巡阅副使,正式开府。自此虎踞中原,雄视天下四载,形成全国的军政重心。为“完成光大旧邦之伟业”, 吴佩孚招贤纳士,兼收并蓄,白坚武就是在此情势下投归吴佩孚的。
吴佩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恢复法统、保护劳工、主权独立四大政治主张,使他被舆论视为“较为开明的军人”。由白坚武主持的政务处,为巡阅使署最为紧要的办事机构,处理军务行政事项,集内政、外交为一体。白坚武竭尽全力为吴氏襄赞,筹划了一套恢复“大一统”的方略,参与重大军事政治活动,深得吴的倚重。
直奉战争直系获胜后,独揽中央大权两年有余,为直系全盛之局。北洋直系控制或依附直系的地盘已占半壁江山,前来洛阳与之联络的各省军政要员、南北名人不绝于途。被吴佩孚倚为心腹的白坚武,代吴接见各路诸侯、各方代表,成为一些借此谋实利、图幸进之人争相结交的对象。更有人称其主持的政务处为“小内阁”,说白坚武是吴的“第一谋士”,这固属夸大之词,不过,白坚武确为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
吴佩孚与张作霖、张宗昌、张学良等人合影
1922年的时局,国内政治力量犬牙交错,重新组合。南方国民党人酝酿改组,进步力量依旧属望孙中山;北方相当多的人则视吴佩孚为恢复“中华一统”的不二人选。也有不少人寄望于孙、吴联手统一国家。在“孙吴联盟”计划中,白坚武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还促成了吴佩孚与李大钊的多次会见。白坚武在直奉战后,为吴佩孚筹划“恢复法统”,借以“驱徐迎黎”,避免了直皖战后天津分赃会议的故伎重演。为实现和平统一,推倒了南方反对的总统徐世昌,恢复旧国会,其中都有白坚武的影子。南北统一目标虽未实现,却恢复了符合民初政治体制的“法统”,此举颇获社会舆论的称许。
曹吴倾倒
吴佩孚开府洛阳,盛极一时,然物极必反。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形成“三角联盟”,反直势力蓄势待发;于内,直系内部纷争,祸将起于萧墙。第二次直奉战前,白坚武跟随吴佩孚进京,迎击奉军。吴曾偕白坚武谒见大总统曹锟,亲口许诺,待平定东北,保荐白坚武组阁。直奉两军激战正酣之时,心怀异志的冯玉祥突然“倒戈”,致使直军惨败,白坚武的组阁之梦随之化为泡影。白坚武对此失败作过反思,在日记中有如下分析:十三年对奉之役,除冯玉祥战场倒戈,为军事失败之主因,尚有其他原因。一是直系分裂,将帅失睦,内部纷争,目光短浅。二是不谙远交近攻方略,晋、鲁两省在战争中倒向奉系,杜绝援兵之路,遂至大局不救。三是用人治军不明新陈代谢之旨,旧者暮气沉沉,新人无所接纳,致骄逸朽腐之气充塞。又加之军事战略战术上失误,致使功败垂成。
1924年11月,吴佩孚乘舰南遁,途中召集幕僚商讨今后步骤。吴最初提出勤王之议,以“拥护曹锟”为号召,而白坚武以为不可,力言曹锟因贿选声誉不佳,不足以资号召,乃议定成立“护宪军政府”,由白坚武草拟护宪军政府组织大纲十条。待吴佩孚经上海、南京、九江抵达汉口,发表“组织护宪军政府”通电时,未料遭到直系各省督军的一致反对,此议遂落空。吴为此痛心疾首。须知善于观风望气的直系各省督军都有自己的盘算,他们对战败且名声受损的吴佩孚已经不再言听计从了。白坚武又随吴佩孚进入河南,冀望挽狂澜于既倒。一度归附直系、对吴言听计从的陕西督军刘镇华也拉下脸来,以援吴为名,派憨玉琨师东出潼关,发出通牒,限令吴佩孚24小时内退出洛阳。吴无力与抗,于仓促间离洛。先奔走鸡公山,再寄身黄州江渚,重新出山的段祺瑞还是不肯罢休。前路茫茫的吴佩孚最后来到湘省,在赵恒惕控制的岳州暂避风头。白坚武一路跟随吴佩孚,度过了这段凶险的颠沛之旅。
1925年10月,吴佩孚在旧部拥戴下,于汉口查家墩成立“十四省讨贼联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吴氏再起之初,声势似犹胜于昔,拥吴势力远及长江、黄河流域。吴再委派白坚武任政务处处长,但白坚武却被吴的其他幕僚孤立。1926年初,白坚武左臂生疮,病势甚重,历两月余痊愈,未几又遭丧父之痛。他在日记中感叹:“连年家运之否已极,去岁丧母,今年丧父,自身亦患病几死,呜呼痛矣!”家事如此,国事亦哀。吴佩孚所要讨的“贼”原本为直系大敌张作霖,却随着张作霖与冯玉祥交恶与国奉战争的爆发,“贼人”变成了对吴佩孚有“倒戈之仇”的冯玉祥。白坚武自知与其他幕僚也势同水火。1927年初,白以吴佩孚代表身份,赴南京孙传芳处联络,无奈孙传芳坐山观虎,让白坚武不得要领。北伐军挥师北上,南京岌岌可危,白坚武北返天津,再未回吴佩孚幕中。
分道扬镳
1927年夏,吴佩孚由豫南避入蜀境,曾密召白坚武来川襄助,白态度暧昧。从白坚武日记可知,这期间,星散京津的吴佩孚旧部与他联络频繁,或为吴通讯息,或筹款项。1927年底,国民政府通缉吴佩孚,白认为动不如静,遂不做入川之想。此后寓居天津的白坚武,办起了一家经营干鲜的货栈,冀以缓解生活的拮据。他虽在津门“言商”,并未忘情政治,作为失败出局的人物,雄心抱负依旧,始终关注政坛的风云变幻。他奔走各方,大凡在朝政要、失意军人、商贾术士,乃至江湖草莽,无不在其延揽交游之列。他还在好友吴蔼辰的介绍下,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少佐参谋三野友吉扯上了关系。
白坚武对直系失败,有过多方面的分析。就外交而言,他认为直系依赖英美而交恶日本是招致失败的原因。他还做过一个比喻:英美是国际绅士派,日本是流氓,打起仗来需要帮助时,绅士们只会袖手旁观,而流氓却会拔刀相助。故竭力联络日本在华实力派人物,企图借助日本的力量和支持,使吴佩孚重返政坛。尽管他对吴施政多有不满,但自命是吴氏的孤忠之臣,对其道德人格真心倾服。在吴来北平寓居前,他在日记中写道:“余闻吴蓬莱在曹仲珊部下当团长时,为同列及官长排挤侮辱无所不至,然彼惟俯首顺应忍耐,此人类所不能忍受环境,不为所摧残压迫以去,故其后遭逢时会,建伟业立大名,为历史上不朽人物。”白坚武把政治前途寄托于吴氏的出山,除了他仇视南京国民政府之外,主要还是借吴佩孚的再起,实现政治理想,建立个人的功名事业。
白坚武是一个极为自许的人,政客气息与文士本色纠结,使他的观念与行为常常处在矛盾之中,思想转变频繁不定。他自视有王佐之才,天降大任于斯人,故眼高于顶。他翘首以待吴佩孚到来,主持华北大局。吴到北平当日,白坚武到车站迎接。白坚武当天日记载:“余询所以自处态度,蓬莱所答认为不妥者彻底陈述,互相诘难,最后勉强尽其辞。精神修养人固不可及,而思想智识仍无甚进步,颇以为憾也。”两人话不投机,白坚武大失所望,返回天津。
吴佩孚抵达北平之初,的确跃跃欲试了一阵子,想干一番事业,在“攘外必先安内”口号高唱如云时,吴佩孚提出“和内攘外”的主张,以在野之身谴责列强尤其是日本政府。在华北危急存亡之际,白坚武决定再试身手。此时他正醉心于成立“华北国”,认为吴佩孚是实现该计划关键,所以要说服吴佩孚“联日”,拥吴出来主持华北的大局,以期实现中日两国的“共荣”“亲善”。吴所想要的“抗日”虽然不成,起码也要“制日”,对白坚武的“宏图”不屑一顾。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吴白政治交情几近“割席断义”。
白坚武曾批评吴佩孚误入“魔道”,殊不知自己正走向“邪道”。他想利用日本人反被人所利用,口称救国却实为祸国;他懵懂不知却自以为得计,成为日本人手上的一枚棋子,最终于1937年被冯玉祥以叛国罪枪决。(杨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