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俚说中国儒学史（上）中下

简明俚说中国儒学史（上）  不遁之遁 2018-11-29 10:11:02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心骨即是佛道儒三家。前面讲过《简明俚说中国道教史》、《简明俚说中国佛教史》和《简明俚说世界佛教史》，今天我们集中谈谈儒家的发展史。
常言道：儒家做人，道家修仙，佛家成佛。所以儒道佛的境界貌似是层层递进的。从原始佛道儒三家的根本追求来看，确实不排斥这种观点。而自唐宋以后，佛道儒三家就已经逐渐取长补短，相互融合。直到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局，佛道儒思想也进一步与西方智慧兼容并蓄。所谓大道相通，太执着这些名相只会产生不必要的口诛笔伐，有违道之“不争”。
自古求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凤毛麟角，争来争去也不过是唇枪舌战而已。就算你的信仰再高尚，如果你不懂得尊重别人，一味地要求别人或贬斥其他思想，可以说连最基本的人格素养都达不到，又何谈修行呢？
个人有个人的因缘，我们该做的只能是管好自己。修“什么”并不重要，修得“好”才是硬道理。引用电影《一代宗师》的一句台词：不要跟我说你门派有多深奥，师父有多高明。功夫，就两个字，一“横”一“竖”，错了，倒下，对的，站着。”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大夫专权，为了维护不同阶级的利益，各家学说遂蜂拥而起，诸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等，史称“百家争鸣”。实际上，各家学说并没有谁对谁错，只不过都站在各自立场阐发自己的主张罢了。而且每个学派的建立，往往与其创始人所处的家庭背景有关。
儒家之所以要恢复周礼，因为孔子怎么说也算个没落“贵族”，有读书的权利，加上当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作为大夫家族的孔子自然有机会读书，也试图维护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孔子最伟大的地方是使贵族教育平民化，并将贵族的礼向民间普及，这种趋于“平等，博爱，中和”的理念是促使儒家成为中国主流思想的关键。
墨家之所以反对儒家，是因为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是平民出生。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子开辟了“有教无类”的理念，墨子可能也没机会读书。墨子身为手工业阶层，一天到晚跟平民打交道，看到的都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

所以就反对儒家的礼乐文艺，认为那些玩意儿太虚浮，没有实际意义，还大量消耗财富，吃饱穿暖才是硬道理。并且认为儒家的厚葬把钱给死人，简直糟蹋了。守丧期间男女不能同居，又抑制了人口的增长，降低了社会劳动力。因此，墨家才反对儒家。
站在一天到晚忙于生计的平民角度去考虑，墨子所言也不无道理。但站在贵族的角度来看，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穷苦人拼命地赚钱，想要发家致富。而富人却穷得只剩钱了，感觉物质也没啥意思，遂开始追求信仰，追求精神生活。所处的环境不同，便引发出不同的思想学说，这就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原因。可见，待在什么圈子也很重要，因为圈子会限制人的思维模式。
但总得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儒家学说历经磨难，果然是真金不怕火炼，逐渐脱颖而出，发展为“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的主流思想。儒家就好比每天要吃的饭菜，是人们必须要摄入的营养物质。而其他的诸子之学就如同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或药物，有也可，没有也不碍事，但生病的时候你还得吃药。就好比国家安定时一般都以儒家为主，一旦战乱兴起，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就占上风了。

所以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一向实行的都是外儒内法。儒家是明目张胆用来治国安邦的，法家严格来说是帝王之学，专用来将臣民玩弄于股掌之中，往往还得偷着操作，所谓阴谋不可外露嘛，这就是“内”的深层含义。而我们中国人一向崇尚真诚善良，正大光明的人，贬斥那些阴谋诡计，套路颇深之徒。所以稍带点“心计”意味的学说，比如纵横家，名家等，在中国古代都得不到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落后，因为古人将科技视为“奇技淫巧”。这也并不能说我们中国老祖宗比较“迂腐”，也可能是外国人太“狡猾”。假如都像我们中国人这么老实，将科技视为奇技淫巧，把火药用来做炮仗供庆贺使用，估计战争的残酷性会降低一点，至少生态环境不会像现在这般恶化。
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会说：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可见儒家思想还是比较抓“根本”的，理所当然就成了中国人的主流思想了。

众所周知，儒家是由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所开创。实际上，孔子是集历代圣王智慧，学问之大成，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总结者，精炼了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历代圣王集体智慧之结晶。故有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说。
后世都言孔子为我们立了“人极”，被称为万世师表，也就是人格道德的楷模，这也就是孔子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原因。关于孔子的具体事迹，我将在《简明俚说孔子一生》中具体介绍，兹不赘述。
那么，儒家何以谓之“儒”呢？东汉儒学大师郑玄提出：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北宋经学家邢昺亦曰：言人博学先王之道以润其身者皆谓之儒。”由此可见，儒家乃是学习古圣先贤之道以修身。我们都知道“人需”为“儒”，也就是满足人的需要就是“儒”。而人的需要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儒家主要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因为儒家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教育把一个“自然”人转化为“理想”人。正如孟子所言：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儒”就是满足人之所以为“人”的这种需要。实际上古代所谓的“儒生”不仅仅是指儒家学派的人，也包括诸子百家的所有读书人，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学者”。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埋的大多不是真正的儒家学者，更多是一些方士。
自孔子整理先王典籍，删述六经以后，儒家就有了自己的理论依据：《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易经》作为一部占卜的书，不在“焚书”之列。《春秋》作为史书，藏于宫廷，因此这两部书得以保存。
而《乐经》里面有很多乐谱，难以记诵，所以《乐经》就失传了。其它经典有的是秦朝儒生口述，有的是从孔子家宅墙壁掏出，有的是从地下挖出，众说纷纭，总之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所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儒家从此逐渐演变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思想。

到了汉武帝时期，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即得天独厚，平步青云，上升为经学。在这之前，儒家五部经典只是五部书而已，经过汉朝大儒董仲舒的推崇，《诗》、《书》、《礼》、《易》、《春秋》五书，立马变为《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
“经”即是恒常不变的道理。汉武帝还专门设立五经博士，只有精通五经的人才能立为博士。从此以后，五经就成了天下读书人的必读书。随后，儒家经典不断地增加，《礼经》包括了《礼记》、《仪礼》、《周礼》。孔子的《春秋》又有了《左传》、《谷梁传》、《公羊传》三部注解。
从汉武帝到南宋第六个皇帝宋神宗，历代帝王一共钦定了十三部经典，分别是：《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十三经的大致内容我在《简明俚说经史子集全貌》里有过具体描述，可作参考。

儒家十三经一共有六十四万七千五百字左右，在今天看来可能仅指一本巨著的字数。而其文字义理之艰深古奥，一般人皓首穷经也难尽读。所以到了宋朝，读书人越来越懒了，这么多书看得人眼花缭乱，根本读不下去。
故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就从《礼记》里抽出两篇文章《大学》和《中庸》，再加上《论语》和《孟子》，合称为“四书”。到了元朝第四任皇帝元仁宗在位时期，科举考试就只考四书，总共短短五万六千六百多字，算是十三经的零头，真是乐坏了元朝以后的读书人。
到了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是逐步废除了读经教育。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也属于“科举考试”，只不过考的内容更现代化，西方化了而已。这本来是好事，所谓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嘛。但完全废除读经或许玩得有点过了，因为不读经，人可能就会“不正经”。

古人讲：三日不读经，面目狰狞。我们现在不止三日不读经了，已经是一百年不读经了。故当代人不是面目狰狞的问题，而已经是“面目全非”，死猪不怕开水烫了。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尼克松曾在《1999年：不战而胜》这本书里如是说：“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
此论绝非危言耸听，一国之标志并非经济，军事，政治之属，最关键在于文化。当我们中国人被全盘西化的那天，试问，我们还是中国人吗？拿破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锋利的东西莫过于宝剑和思想，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思想比宝剑更锋利。”
八年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内迁到云南昆明，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延续和保存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抗战胜利以后，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先生写了一篇《西南联合大学碑记》，以纪念在八年抗战中西南联大所作的伟大贡献。其中有一句话是：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也就是说诸如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这些国家皆是近两三百年才逐渐建立的新国，而希腊，罗马等已经是过去式了。只有我们中国从古到今，除了朝代的更替，制度的演变，但中国人依旧是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灭绝。
我们中国也曾遭到外敌的入侵和殖民，而结果却是：要么被我们赶走，要么被我们所化。东晋五胡乱华后皆自觉汉化；南宋虽被女真族打得南迁，后又被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治我们九十多年，也还是要读我们的“四书”；满清虽为女真族建立的国家，不也被我们完全汉化了吗？
古人讲：胡无百年之运。也即指凡是入侵中国的外邦异族，顶多一百年之内，要么被赶走，要么被汉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就不断被列强骚扰，然一百年后的新中国成立，通通被扫地出门。纵观历史脉络，无一例外。何以故？只要中国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灭亡。因此，如果真的爱这个国家，请爱这个国家的文化。

欲知后事如何，请见下回分解。

简明俚说中国儒学史（中）  不遁之遁 2018-11-30 11:36:39

言归正传，孔子去世以后，由于孔门弟子对孔子学说各有发挥，儒家遂形成了不同的派别。《韩非子.显学》篇中讲：自孔子之死，儒分为八。”也就是孔子死了以后，儒家基本分为八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政氏之儒。
这八派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我们最熟悉的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孟氏之儒就是指孟子一派，孙氏之儒即指荀子一派（“荀”与“孙”古音相通）。
孟子和荀子学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提出“性善”，后者主张“性恶”。孟子的“性善论”最终成为儒家的主流思想，后世常以孔孟并提。而荀子的性恶论直接为法家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故后世评价荀子是“大醇而小疵”，甚至将其归为法家。

其实，对于人性到底是善是恶，孔子本人并没有给出固定答案，只是说了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实际上，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都没错，只是所指的“性”不同而已。
正如“善人道”的开创者王凤仪老先生所言：人的天性，也就是如如不动的自性，是纯善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性善。人的秉性，也就是欲望之性是向恶的，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性恶。而人的习性是后天学来的，可善可恶。”我想这种对人性的诠释算是比较圆融的了。

前面提到，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便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思想。从具体历史的发展来看，儒学主要兴盛于汉代、宋代和清代，所以昔人常有汉儒、宋儒、清儒之说。
而西汉的儒学主要探讨大一统的政治问题；东汉的儒学主要探讨儒家经典的学问问题；宋代儒学主要探讨“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这种人生境界不断提升超越的问题；清代前期的儒学主要探讨训诂考据的学问问题，清代后期的儒学主要探讨变法维新的政治问题。
汉儒中影响最大的是董仲舒，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用阴阳家（讲究阴阳五行，思想神秘）的学说改造儒家，提出了一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学说。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儒家学说符合了大一统的需要，被历代帝王所尊崇，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人心。

正因为董仲舒提出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在如今这个处处讲究“科学”的时代，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是很高。认为董仲舒提出的是一套“愚民”政策，让百姓都因为畏惧天命而乖乖臣服于帝王统治。
我们不可否认封建专制帝王确有利用儒家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手段，但试问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不这么做，还有更好的治国方略吗？不要总站在当代的角度站着说话不腰疼，古人也不是傻子，时代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倘若把我们某些人放在当时，可能还不如古人。
不管封建专制帝王如何为了某种利益改造儒家，都不可否认儒家思想确实具备历久弥新的独立价值，否则在经历五四WG之浩劫后，又何以能够东山再起？这就好比一把刀，放在坏人手里可能是杀人武器，放在医生手里却能救死扶伤。又好比H社会还讲义气，你能说讲义气的人都是H社会吗？

至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中国人历来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正如《易经》上所言：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神鬼合其吉凶。”孔子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实际上就是一种“天人合一”层次的体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一举一动都符合自然规律，符合本性，这就叫“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中就包含有“天人同构”和“天人感应”的思想。
所谓天人同构，就是天和人都是按同一结构构成的。比如天有日月，人有两只眼睛；天有春夏秋冬四季，人有四肢；天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有心肝脾肺肾五脏；天有十二个月，人有十二经络；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人体约有三百六十五个气穴；地球上百分之七十是水，人体百分之七十也是水。所以人要健康，个人这个小宇宙要和外部这个大宇宙达到和谐，否则就会生病，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养生理念，重在道法自然，不是迷信那么简单。

实际上天人感应也是因为个人这个“小宇宙”和外部的“大宇宙”会相互影响，古人称之为：相由心生，境由心转。美国著名医生、心理学家、“能量级别论”的开创者大卫·霍金斯博士在其研究中发现：很多人生病是因为没有爱。他每天接触到1000多个病人，大多数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心理不平衡，整个人被怨恨恼怒烦所淹没。
他说：“人的能量级别如果是在200以上就不容易生病，通常这些病人的能量级别皆低于200。不断指责、抱怨、沮丧等消极心理会大大降低自己的能量，能量级别低于200的人就容易得各种各样的病。”

根据现代心理分析学的统计，人类有80%以上的疾病均来源于心理因素。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生活方式十六字措施：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其中心理平衡可谓是重中之重，正如《大学》所言：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
当代很多人把持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完全否定人的内在修养作用，更别谈心性的觉悟。中西讲究：未病先治，调心为上，外治为主，食疗为辅，药疗为下。将人体自我调节放在第一位，其下才是打针吃药。因为全盘依赖外在，会逐渐降低自身免疫力，加大疾病的发生率，以至防不胜防。
有些人极为贬斥中医，毫不注重自身调节功能，把身体全部交给西药和手术，不过是拿自己不当回事罢了。西医有西医的先进技术，中医也有中医的精深哲理，二者相互借鉴不是更好吗？何必一棒打死，妄加诽谤。

另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提出：国家如果政治清明，一派祥和，老天就风调雨顺，海晏河清。倘若国家混乱不堪，民不聊生，老天也会降各种灾难来警醒和惩罚统治者。
这种说法也不能完全用迷信来衡量，古人讲天亦指“自然”。因为人心一旦坏了，环境也不会好到哪儿去，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在近代那种大批判的热潮下，人们曾不无得意地呼吁“人定胜天”这四个字，现在谁还敢如此狂妄？
人类倘若不懂得合理利用自然，滥砍滥伐，过度开发，杀气弥漫等，肯定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比如水土流沙、全球变暖、雾霾、硫酸雨等。可以说大多自然灾害，归根结底都跟人类过度的欲求有关。故而人类整体道德的沦丧，导致自然灾害的加重，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思想，不一定完全靠谱，至少老董当年绝不是信口开河的。

另外，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也具体出自董仲舒著的《春秋繁露》。其实三纲思想，最早见于法家著作《韩非子·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董仲舒融合了儒法两家，正式确立了有助于“大一统”的三纲五常思想。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而言，确实有一定积极作用。就其义理而言，只要别刻板的理解，也不是完全没有借鉴价值。
比如君为臣纲，用现在的话说，上级要做下级的表率，下级要服从上级。任何团队再怎么自由，总不能没有规矩吧。下级如果都不听命令，干脆解散算了。尤其是军队，更是要以铁一般的纪律铸成，所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当然，假如上级命令有不合理之处，下级是有权不服从的。但因为古代是封建专制，所以便演化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之谬论。要怪就怪封建王朝，跟儒家本质的理念没有丝毫关系。
孟子还提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显然，不可能傻了吧唧一个劲地服从，也得看你君主够不够格。只不过被专制形势所迫，往往身不由己。推翻它就完了，没必要把正宗的儒家也一并打倒。
再说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虽然现在提倡男女平等，但请扪心自问，大部分家庭难道不是男的做主吗？儿女听父母的话有错吗？当然，女人也可以变得很强大，但假如强势蛮横，不给男人面子，这个家能幸福吗？女人倘若对外声称自己在家是老大，丈夫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岂不告诉别人，自己找了个窝囊废老公吗？有什么好得瑟的。

儿女不一定要对父母言听计从，但最起码的尊敬该有吧，一个个跟小皇帝，小皇后一样，丝毫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牛气得要命，这样的家庭不乱才怪。家庭是社会的根源，照此发展，社会能安定吗？
所以三纲要看怎么理解，说白了，上级，丈夫，父母得给下级，妻子，儿女做表率。当然，后者也可以给前者做表率，只是就社会一般规则而言，前者威望较强点罢了。倘若平等到没大没小，肆意任性，估计得等到“某某主义社会”实现再说吧。就当前来看，“上行下效”依然是放于四海皆准的法则。但你也得把这个“纲”做到位，若不够格，就别怪人家“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了。
再说“仁义礼智信”五常，就更不能胡乱批判了。古人讲究仁义礼智信，今人就可以不仁、不义、无礼、是非不分、不讲信用了吗？只是要懂得通权达变罢了。

孔子所谓：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言：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孟子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易经》所谓：与时消息，与时偕行，与时俱进。皆言权变也，何有固守常规，不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之迂学哉。
所以，当今批判传统文化的人，请先把“封建专制的产物”和“国学的原汁原味”分清楚，万不可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出去。最好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再下结论，或许才能真正看清楚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
不过，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到西汉后期越演越烈，使原本朴素的儒家蒙上了更多神秘色彩，孔子被神化成了具有超人能力的神，儒家也变成了儒教，这就的确有点过分了。还好经过西汉末年的大儒刘歆、扬雄和东汉初年的大儒桓谭等儒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东汉以后的儒家逐渐与阴阳家分离，儒教也变回了儒家。

西汉儒学之所以会发展成儒教，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盛行“今文经学”。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很多经典散失，汉初重新搜集来的经典有两种。一种是秦朝儒生凭记忆口述，用汉朝流行的隶书记载下来，因为文字是新式的，故把这类经典称作“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因是多个儒生凭记忆诵出，难免有字句不统一的地方。再加上每个儒生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诠释经文，谁都不知道经文的原意到底如何，自然在不断地穿凿附会中，越来越“神话”了，儒教随之诞生。
汉初搜集的第二类经典，据说是从孔子家宅或其它地方挖出，是原汁原味的秦篆体写成的经典，故称作“古文经学”。由于古文经学的大篆体在汉朝懂行的不多，故主要藏于皇家图书馆，并没有得到重视。
直到西汉末年，《战国策》作者刘向的儿子刘歆，首次建议朝廷将古文经学列入学官，给予合法地位。遂遭到今文经学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他们给刘歆扣上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

虽然刘歆的建议未被采纳，但“今古文之争”随之开始蔓延。直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迅速崛起，并压倒今文经学。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如贾逵、马融、郑玄、许慎等人。
东汉以后，今古文经学之争随着学术风气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此起彼伏，逐渐发展成义理（今文经学）与考据（古文经学）两大派。义理派着重于对经典义理的引申和阐发，以适应修身齐家治国，不太执着于繁琐的考据，如宋明理学；而考据派非常讲究实事求是，非得咬文嚼字，把经典的来源，字词的古今含义等搞得一清二楚，如清朝朴学。前者注重修为，后者注重学问，一般都会相互弥补。
因东汉的古文经学发达，故此时的儒学主要以研究学问为主，普遍研究儒经的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等问题。文字音韵即是研究文字的结构，读音，训诂就是考证字词古今的不同含义等，考据即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就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工具书，对后世儒学的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汉儒学成就最高的是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郑玄是东汉大儒马融的弟子，天资聪慧，八九岁就精通算术，十二三岁就能讲述五经，同时郑玄也喜好“术数”，对占卜预测也有一定研究。郑玄一生潜心治学，集东汉儒家学问研究之大成，遍注儒经，后世研究儒家经典多以“郑注”为参考。

欲知后事如何，请见下回分解。

简明俚说中国儒学史（下）  不遁之遁 2018-12-01 08:22:41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天下分裂，动荡不堪，社会几乎没有了善恶标准，人们对儒家“一本正经”的思想失去了信心，开始变得“不正经”了，遂孕育出“风流潇洒，放诞不羁”的玄学。竹林里七个“疯子”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被称为“竹林七贤”。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常在竹林里聚众畅饮纵歌，好不自在。
有一次，刘伶赤身裸体地在自家房间吊儿郎当地吟诗，突然一个朋友进来了。简直不忍直视：“什么情况？怎么还裸奔起来了？羞不羞啊？”刘伶十分洒脱地回答：“天地是我的衣服，房屋是我的内裤，你钻到我内裤里来了，还好意思说我。”

包括曹操的儿子曹丕也是个“玄学家”，有一次好朋友王粲死了，他去悼念。本来是要哭丧的，曹丕的思维就是超乎常人，他对众人说到：“我知道，王粲兄平日最爱学驴叫，就让我们集体学一次驴叫，送他入土为安吧！”后来只听得漫山遍野的驴叫声。
实际上，魏晋玄学是对老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是中国风流人格的体现，学得好了那叫真性情，大智慧；学得不好的就叫放荡，下流。建议还是要有自知之明，切勿盲目模仿。如果想了解魏晋玄学的“风流韵事”，推荐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的著作《世说新语》。

正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盛，儒学沉寂，三四百年间几乎没有出现很有影响力的大儒。到了隋朝统一，又需要儒学的支撑，于是就应运出了一位有名的大儒王通。王通效法孔子在山西的黄河、汾河之间大规模聚徒讲学，弟子有千人之众。据说唐初有名的大臣魏征、房玄龄等都是他的弟子，时人皆称他为王孔子，可惜天妒英才，王通仅活了三十三岁。
王通去世后，弟子们称他为文中子，并把他的思想言论整理起来编成《中说》十篇。所以大家要注意，《中说》是文中子说的意思，不是论述中庸思想的。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末年的大儒杨雄仿照《论语》作《法言》，是儒学史上第一个模拟孔子语言著书的人，而王通则是儒学史上第一个效仿孔子大规模聚徒讲学的人。

唐代佛学兴盛。儒学虽然还是处于正统地位，并且唐初还有著名儒臣孔颍达奉唐太宗之命校正儒经，统一了自汉代以来八百年间五经的文本与注解。但是在文化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是远不如佛学，也没出现一流的大儒。不过在佛学大兴的同时，也有人出面竭力倡导儒学，贬斥佛老，这个人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大儒韩愈。
韩愈因向唐宪宗上《谏迎佛骨表》，反对唐宪宗六次大规模迎请释迦牟尼佛骨。朝廷不高兴了，唐宪宗一气之下把韩愈贬官到了广东潮州。有些“佛弟子”可能会觉得韩愈活该，敢反对佛教，这下遭报应了吧。
实际上，韩愈不是反对真正的佛教，而是反对形式上的佛教。唐宪宗不惜花费巨资六次大规模迎请佛骨，这就好比不顾一家老小的生存把钱全花在供养佛像上，我想这也决不是佛菩萨想看到的。学佛重在修心和利益众生，而不是做表面功夫。

韩愈最大的贡献就是发起了古文运动，由于魏晋的骈文一度兴盛，跟写对联似的，明明几个字可以说明的问题，非得讲究对仗工整，难免显得有点刻意堆砌辞藻，缺乏真情实感。韩愈即是反对这种虚浮的骈文，提倡朴实的汉赋。
韩愈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原道》，第一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也就是说儒家的圣贤之道是代代相传的，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直传下来，然后传到韩愈这里。韩愈的道统说实际上是在摸索出儒家自己的“道”来反对佛家思想。韩愈的学生李翱继续韩愈的事业，著了三篇《复性书》，用《中庸》的性命之说来反对佛老的性命之说，为宋代的道学奠定了基础。

宋代以后的儒学大盛，这个时候的儒学批判又融合了佛道两家思想，创立了“道学”（也叫理学）。道学的主题就是探讨人怎样通过自身道德修养来达到精神境界的提升与超越。道学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唐五代以来社会的混乱与道德的沦丧，而这一原因又归咎于魏晋唐朝以来的儒学不昌所引起，道学正是在挽救世道人心的呼声中踊跃而出。
道学的先驱是北宋初期的大儒周敦颐（著名的《爱莲说》作者，也写过影响深远的《太极图说》）和北宋中期的邵雍（有名的易学高手，也就是《了凡四训》中孔先生所提到的邵康节，著有《皇极经世》《梅花易数》等“算命”奇书）。道学的创立者是北宋中期的大儒程颢（哥哥）、程颐（弟弟）、张载（脍炙人口的“四立”提出者），以上五位被誉为“北宋五子”。

道学当中又分为理学、心学、气学三派。理学的创始人是北宋的二程夫子程颐，集大成者是南宋的朱熹。心学的创始人是北宋的大程夫子程颢（虽然有点勉强），发扬者是南宋与朱熹同时的大儒陆九渊（提出著名的“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思想），集大成者是明朝大儒王阳明。气学的创始人是北宋的张载，集大成者是明末的大儒王夫之。
理学、气学、心学三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理到底存在于事物之外，还是存在于事物之内，或者存在于人心中的看法不同。理学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外，气学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心学则认为理就存在于人心中。
用西方哲学的观点来讲，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即理也），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穷理尽性），气学则相当于唯物主义（气为万物的本原）。当然，我这个分法只是为了使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此三大学派的区别，并不一定确切。宋明理学甚至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分界线，只是每位思想家所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宋明时期的儒家史称“宋明理学”，可见在这个时期“理学”是最风靡的。此时期，最有名的两个超级大咖，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理学家朱熹和心学家王阳明。由于朱熹比王阳明早了两三百年，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考试都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这也就是理学比较兴盛的主要原因。
还是我前面提到的，无论是哪门哪派的学说，其实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层次而建立的。我认为只要是属于“真善美”的学说，都无可褒贬，都值得尊重。我们在求法的过程中也应该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是什么根性，再选择契机的法门去修持，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或自是非他。
关于朱熹这个人，我要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下。元朝以后的科举考试，都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因此，当代很多学者从朱熹对四书的注解中挑出很多毛病，甚至有著名学者专门写《朱熹错了》这类文章批判朱熹。并不是因为我也姓朱，所以要给朱熹打抱不平，我仅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不可否定朱熹对四书的注解可能有些偏颇。但试问，谁敢说自己对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经典注解得完全正确呢？我想只有孔子本人和孔门弟子吧。实际上，每个人的言论，如果你想要找毛病都可以找得出来。包括我这篇文章，你可以说全是胡说八道也不过分。佛家有句话叫“开口就是错”，老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
思想这东西，一旦用语言表达出来，多少会偏离原意。且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如果太咬文嚼字，吹毛求疵，哪有看得顺眼的人或事。或许，我们更应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另外，关于很多人对朱熹的恶意诽谤，我将在《不要再造口业了，看看朱熹是怎样被抹黑的》那篇文章中具体正名，可供参考。关于王阳明的具体情况，我将在《简明俚说王阳明的生平与思想》中详解，敬请关注。

自王阳明以后，心学较为风靡。由于心学受到禅宗明心见性的影响，不注重学问研究，其流弊则是空疏无物，“口头禅”居多，明末尤甚。而且理学的流弊也有空谈义理、不注重训诂的毛病。为了纠正这种偏颇之风，故而清朝同东汉差不多重视学问研究的“朴学”又兴起了。
清代“朴学”的兴起，和清朝可怕的“文字狱”也有关系。文字狱就是指从文人著作中发现对朝廷不满的言辞而加以治罪的狱案。实际上，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字狱，只是清朝比较显眼。
比如，乾隆年间进士胡中藻著有《坚磨生诗》，其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乾隆爷望文生义，觉得把“清”放在“浊”的后面简直是对清朝的侮辱，胡中藻遂被腰斩。有个叫徐骏的人，一天在窗前看书，一阵清风吹来，书被风吹开了，遂有感而发，写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下可不得了，被误解为“清风”就是指清朝，徐骏也因此被杀。

虽然这种事情看起来确实荒诞，苛刻，但并不是说清朝的统治就比较残暴。实际上清朝的皇帝和历朝历代对比起来已经算是最清明得了，“清朝”这个国号可谓是名副其实。文字狱也不过是发生在文人学士中的个别现象，所以清朝的文人因前车之鉴，思索再三，还是别随便发表言论，研究一下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考证等该不会有问题吧，故而重视学问研究的“朴学”应运而生。
清朝前期的儒学比较重视学问的研究，出现了明清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对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的精深研究成为清代前期儒学的开启者，其代表作为《日知录》。顾炎武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一直成为爱国主义的标志性口号。
黄宗羲对传统社会弊病的批判和对于新社会制度的设想，影响了清末众多试图变法改革的“勇士”。成为清代后期儒学的开启者，代表作有《明夷待访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
王夫之是道学中气学的集大成者，其学问的广度、深度、足以和朱熹并驾齐驱。王夫之著作宏富，晚年因居湖南衡阳石船山，人称“船山先生”，故其著作通称为《船山遗书》。

清代前期的儒学鼎盛于乾隆，嘉庆年间，因此又称为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又分为吴（江苏）、皖（安徽）两派。吴派得到皇帝的支持，皖派得到学术界的推崇。吴派的特点好博崇古，并且只讲考据，不讲义理，代表人物是江苏的大儒惠栋、江声。皖派的特点是通过考据来阐述义理，二者兼重，代表人物为安徽的大儒戴震、段玉裁、王念孙。

清末还出现了朴学的集大成者章太炎，其行为放荡不羁，真是“敢恨敢爱敢骂”的典型代表，时人皆称其为“章疯子”。曾经大闹袁世凯的总统府，连踢带踹地将总统府的器物尽数毁损。被袁世凯软禁期间，每天以各种方式骂袁世凯。由于其粉丝较多，袁大头当时正在谋划复辟，正是收买人心之际，所以就没敢把章疯子怎么样。袁复辟失败，含恨入土以后，章疯子便被解禁了。
章太炎中年颇好佛学，在受袁世凯软禁期间。还自称被东岳大帝召为阴间判官，每晚有两个小鬼抬轿来接他上班，早晨鸡一叫就把他送回去。此事一度成为佛教界常常引用的“真实公案”。章太炎临终前还放出一句豪言：朴学从此绝矣！其狂态可见一斑。

其实民国大有狂人在，各领风骚数十年。因为民国时期，正是旧思想与新思想大碰撞的时期，很多中国人的思想开始趋于解放，人们的价值观相对混乱，再加之晚清的风雨飘摇，军阀之间的混战。无论是文人学者、各路军阀，社会名流、还是山野草民，一个比一个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就曾这样评价道：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时代。大家各走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
章太炎的弟子黄侃、鲁迅等也都颇得老师真传，没有最狂，只有更狂。尤其是黄侃，狂得让人匪夷所思。黄侃是因为在日本居住时，一天半夜起床站在楼上对着楼下撒尿，尿液刚好溅在楼下正挑灯夜读的章太炎身上。俩人先是一顿互骂，然后开始要单挑，结果不打不相识。后黄侃倾佩章太炎的学问，折节做了弟子。
黄侃骂人的功夫那是相当了得，不打草稿，勿问缘由，只要看不顺眼，随口就来，胡适和钱玄同就是被骂得最惨的。黄侃曾经在北大教书的时候，多次当着同学面侮辱钱玄同，当时钱玄同也在对面教室上课，黄侃打开门骂，钱玄同满不在乎，只是闭门谢骂。
黄侃骂钱玄同主要是因为学术分歧，黄侃坚持文言文，钱玄同提倡白话文。骂胡适又多出了个理由，由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傅斯年竟然转投胡适门下。据说黄侃在北大每次讲课前，开头都要大骂胡适一顿，才能安心讲课。

有一次黄侃谈到胡适的白话文时说：“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给他，若用文言文，“妻死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文言文贵两倍，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显而易见。”
黄侃生性风流，一生结婚九次，报刊甚至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一说。或许是“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五十岁那年，因饮酒过度，导致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黄侃曾声称“五十岁前不著书”，可惜“天妒英才”，恰恰此时将他接走了。
国学大师熊十力也是狂得出了名的，有一次因为跟作家废名争执一个佛学话题，说着说着俩人就互相掐起脖子，打得热火朝天。另有一次，跟梁漱溟二话不合，也是抡起拳头就上，梁漱溟知道他脾气，表示隐忍。
熊十力本名“继智”，“十力”是佛家术语，专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熊十力觉得这名子酷毙了，便以“十力菩萨”自居。曾经毫不客气地声称：“善了个哉的！要论讲晚周诸子，还得说我熊某，其余都是胡咧咧瞎扯淡！”

我举的这几位人物都是被誉为“国学大师”的人，其他圈子就更可想而知了。另外国学界还有像辜鸿铭、牟宗三等人也是狂态倍出，但这些狂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超级有才。所以，要想学人家狂，你得有资格，否则就真成“神经病”了。当然，即便有“资格”，最好还是低调点，没必要为了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刻意颠覆主流价值观。到头来，大都没有什么好处。
清代后期洋人侵凌，国家内忧外患，传统旧思想开始遭到质疑与批判，西学之风逐步吹遍中国大地。儒学研究的问题主要在救亡图存，托古改制，以及证明儒学对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自身文化之缺陷，在洋枪洋炮的打击下，起先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洋务运动就是其中的代表。但此时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心未泯。

戊戌变法以后，清政府自身也认识到不改革是不行了。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并派专人去西方以及日本考察立宪。但慈禧太后依旧扭扭捏捏地提出预备立宪，此时人心还是向着旧思想。
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国人开始倾向于西方文化，崇洋媚外之风益盛，终于在1919年5月4号爆发了“打倒孔家店”的疯狂举动。新派人士因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简单的将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学与封建落后思想等同，一概打倒。
鉴于此偏激行为，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第一批“新儒家”开创者勇敢地站出来为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名，反对全盘西化。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贺鳞等。
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一方面努力证明儒学对于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一方面试图吸收融合西学，完成儒学的现代化，以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其中梁漱溟先生被誉为“中国的脊梁”。冯友兰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在其最后的十年间精心整理编写出“发海潮音，作狮子吼”的宏伟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你值得拥有一本。

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港台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从八十年代到现在，著名的新儒家代表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余英时等。
实际上，汉代儒学吸收了阴阳家理论，建立了天人感应学说和宋代儒学融合佛道两家思想，建立了道学，都是为了适应历史发展的新需要，皆是与时俱进，与时偕行。所以对于古代的很多思想，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待，而不能一味地复古或批古。

如今，新中国空前强盛，傲视群邦。救亡图存已不再是时代的主题。挽救已断层百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拯救我民族之命脉才是当务之急。故X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民族自信心。

国学复兴的根本就是作为中华民族主体价值核心的儒学之复兴。而处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现代化的时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也应该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当把西方智慧中国化，古代智慧现代化，方是明智之举。

我知道答案 本帖寻求最佳答案回答被采纳后将获得系统奖励10 天空金币 , 目前已有0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