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杂谭：叶圣陶的语文观

语文杂谭：叶圣陶的语文观  语文迷 2018-09-16 17:02:22


叶圣陶开拓我国语文教育革新之路，在实践上可以说就是从革新教材入手的。
我国自本世纪初兴办新式学堂、实行分科教学开始，在最初的年代里，其他科目都借鉴欧美、日本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编制本科目的新式教材，惟独语文一科还是沿袭传统老例，先是袭用旧式选本，后来部分地采用新制选本，不管旧的还是新的，都不过是选些古今文章给学生诵读而已。至于为什么要选读这些文章，编者昏昏，教者当然也茫茫。叶圣陶探求语文教育的革新之路，就正是从剖析语文教材的性质和作用，进而尝试编制各种教材开始的。据现有资料，在1949年以前的20多年时间里，叶氏署名编制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主要有：
叶圣陶对于语文教科书的一些理论观点就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和教材编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这些观点的发展演变的轨迹，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这一系列实践成果之中。
一是“凭借”说。叶氏认为，语文教科书是学生获取语文知识、训练语文能力、养成运用语文的良好习惯的一种“凭借”。他说：“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教本。”（《略谈国文学习》）这个论断至少说明两点：第一，语文教本是学生获取语文知识的凭借。语文知识包括字、词、句、段、章、音、语、修、逻、文各项。在语文科中，向学生传授这些知识，主要不是靠系统的讲义（不排斥在教材中编进少量知识性短文），而是靠对于精选出来的古今文章的研读。叶氏说：“国文教本中排列着一篇篇的文章，使学生试去理解，理解不了的，由教师给与帮助（教师不教学生先自设法理解，而只是一篇篇讲给学生听，这并非最妥当的帮助）；从这里，学生得到了阅读的知识。更使学生试去揣摩他们，意念要怎样地结构和表达，才正确而精密，揣摩不出的，由教师给予帮助；从这里，学生得到了写作的知识。”（《略谈学习语文》）把语文教本当作“凭借”来获取读写知识，其效果与单纯地读阅读学、写作学讲义不同，它能使学生不仅仅在理论上懂得，而且会从阅读大量名篇佳作的过程中获得具体真切的感受。这样得来的知识有血有肉，也比较容易扎根。第二，语文教本还是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和习惯的凭借。例如读书读文章的能力和习惯的养成，离不开读书读文章的具体实践。一本教科书放在面前，教师指点学生朗读该怎样读法，默读该怎样读法，速读又该怎样读法；学生按照教师的指点去朗读、默读或速读。一篇选文这样训练，十篇百篇都这样有指导地训练，学生读书读文章的能力和习惯由此逐步养成。写作也同样如此。叶氏说：“譬如讲文章须有中心思想。学生听了，知道文章须有中心思想，但是他说：‘我作文就是抓不住中心思想。’如果教好阅读课，引导学生逐课逐课地体会，作者怎样用心思，怎样有条有理地表达出中心思想，他们就仿佛跟作者一块儿想过考虑过，到他们自己作文的时候，所谓熟门熟路，也比较容易抓住中心思想了。”（《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教本也就成了写作的历练的“凭借”。至于听和说，当然也要靠平时的锻炼，靠课外随时留意；但每学期一本语文教本，师生要共同研读，共同讨论，这种在课堂上的口头表达和交流，无疑也是听和说的最好的历练。
总之，叶氏认为，无论是读和写，还是听和说，真正要养成能力，“一要得其道”，就是懂规律，明诀窍；“二要经常的历练”，不能浅尝辄止，练一回两回了事。而“争取得其道不能够空口说白话”，必须有个凭借，“有了凭借，历练才有着落”，语文教本正是这样的“凭借”（《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序》）。
二是“例子”说。语文教科书是什么?叶氏的又一个答案是：语文教本无非是“例子”。他在《谈语文教材》一文中说：“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在1949年草拟《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的时候，他又说：“教材的性质同于样品，熟悉了样品，也就可以理解同类的货色。”
说语文教本是“凭借”，是从它的传递功能和训练功能说的，知识凭教材而传递，能力凭教材而养成；说语文教本是“例子”，是从它的示范功能说的，意思就是语文教本中的选文是各式文章的样品，是“举一隅”的“一隅”，由这些例子可以推及其他同类的文章。因此，“凭借”说和“例子”说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叶氏的“例子”说表明：第一，例子就是样品，它必须有代表性。所谓代表性，至少涉及这样一些方面：从应付生活的需要看，教本中的选文既要有“文学”的，还要有“非文学”的，凡属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应用频率比较高的普通文章，在教本中都应该举其佼佼者作为样品，供学生研读；从文章的格调看，教本中的选文应该兼顾各体各派，目的在使学生接触各体各派的文章，广闻博识，而不致眼光偏狭；从写作技术看，教本中的选文也应该篇篇都有这种或那种技术足以供学生观摩借鉴。第二，例子既是样品，还必须讲究示范性，即内容和形式都堪为学生学习的楷模。这就是说，从学生实际受益着眼，要求“例子”不但都能成为“范例”；而且都能成为“适例”，不深不浅，恰到好处。




三是“目标”说。在30年代，叶氏就曾指出：“我们以为杂乱地把文章选给学生读，不论目的何在，是从来国文科教学的大毛病。文章是读不完的，与其漫然的瞎读，究不如定了目标来读。”（《关于〈国文百八课〉》）语文教学的无目标，归根到底是由于语文教材的无目标。当时叶氏与夏丏尊合编《国文百八课》，其编辑指导思想就在于“定目标”，按“目标”选文，按“目标”编文。
叶氏的“目标”说，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从语文科的性质和任务出发，语文教本的目标应重在语文形式的探究。叶氏说：“依我们的信念，国文科和别的学科性质不同，除了文法、修辞等部分以外，是拿不出独立固定的材料来的，凡是在白纸上写着黑字的东西，当作文章来阅读、来玩索的时候，什么都是国文科的工作，否则不是。一篇《项羽本纪》是历史科的材料，要当作文章去求理解，去学习章句间的法则的时候，才算是国文科的工作。……因此，我们主张把学习国文的目标侧重在形式的讨究。”（《关于〈国文百八课〉》）第二，从语文科必须强调能力训练的特点出发，语文教本的目标应讲究科学的序列。就理解而言，先理解了这个然后才能理解那个，其间有联系，有规律；就运用而言，会运用这个然后才会运用那个，其间也有联系，有规律。按照叶氏的观点，应当通过调查研究，通过教学试验，弄清楚训练的项目和步骤；然后根据这些或那些项目、这样或那样的步骤来编选语文教材，这样才能编出“目标”明确、“序列”合理的教材来。
叶氏的“目标”说，使“凭借”说和“例子”说更有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四是“扩展”说。语文教本为了在规定的课时内供学生研读，其容量不可能太大；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让学生欣赏到各体各派的文章，选文又不可能太长。而有限的容量和驳杂的单篇短章，却对真正养成运用语文工具的熟练技能不利。针对这一矛盾，叶氏提出了“略读”“带读”“参读”等扩展语文教本范围的观点。叶氏说：“要养成一种习惯，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单凭一部国文教本，是够不上说反复的历练的。所以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略谈国文学习》）又说：“精读文章，只能把它认作例子与出发点；既已熟习了例子，占定了出发点，就得推广开来，阅读略读书籍，参读相关文章。”（《精读指导举隅·前言》）
因为从广义上说，一切在白纸上写着黑字的东西，当用来探究它的语文形式的时候，都可以被看作是语文教材；在课内使用的本子，只是语文教材中被当作样品看待的书面材料，可以叫做语文教本或语文教科书。因此，叶氏说：“阅读要养成习惯才有实用，所以课外阅读的鼓励和指导必须配合着教材随时进行。换句话说，课外书也该认作一项教材。”（《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案》三）只有把课外的书籍和文章，也看作是语文教材，才能有意识地由课内延伸到课外，使课内的精读和课外的略读、带读、参读等等联成一气，为学生养成运用语文工具的能力和习惯提供广阔的天地。
“扩展”说，不单指由课内教本扩展到课外读物，而且指由单篇短章扩展到整本的书。在40年代初，叶氏就在《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中指出：“现在国文教材似乎该用整本的书，而不该用单篇短章。……退一步说，也该把整本的书作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到1949年，他又把上述观点修正和发展成为这样一句话写进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案》：“中学语文教材除单篇的文字而外，兼采书本的一章一节，高中阶段兼采现代语的整本的书。”在叶氏看来，用整本书作为教材，有利于养成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因为单篇短章固然便于精细研读，但在实际生活中需要这样精细研读的情况并不多，更多的则是根据专业特点去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讲究的是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去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又因为单篇短章规模较小，学生只读这些单篇短章，眼光往往受到局限，遇到篇幅较长、规模较大的书籍，就不容易驾驭，不容易做到提玄钩要，取其精华。何况在通常情况下，整本的书同单篇短章相比，知识的容量总要大些，思路的拓展总要复杂些，这对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是非常有利的。因此，由课内的单篇短章扩展到整本书的阅读，这完全符合语文教学切实培养学生运用语文工具的能力和习惯这个总的目标，是叶氏语文教材观的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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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