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无定谱：宋代词中“以乐传辞”、“依字行腔”的创作...

词无定谱：宋代词中“以乐传辞”、“依字行腔”的创作与唱词发展原创 无聊到巅峰 2019-11-27 18:14:48
前言

明、清之后的词人填词，莫不以词谱为定准。但这个时候的“谱子”跟两宋的“谱子”是绝然不同的两种形式。明清后词人的词谱，是基于词选本而出现的产物。《词学筌蹄》自序中说：“《草堂》旧所编以事为主，诸调散入事下。此编以调为主，诸事并入调下，且逐调为之谱。圆者平声，方者侧声，使学者按谱填词，自道其意中事，则此其筌蹄也。”这意味着明清以后的词谱，是在编撰前人词作的基础上，通过总结诸家填同一词牌下的句法、平仄而得出来的“格式谱”。

两宋时期的谱子显然并非如此，“格式谱”不能用来唱词，但宋代词是可以唱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宋代词是为什么没有唱谱流传下来呢？词为什么又要严守四声呢？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便不得不了解宋词的创作与唱词的发展，即“以乐传辞”与“依字行腔”。

“以乐传辞”与“宋词无定谱”的矛盾

“以乐传辞”，顾名思义，便是先有“音乐旋律”，然后根据旋律的节奏变化来制作歌词。这种创作方式是自汉乐府便已有之。元稹《乐府古题·序》中曾记载有乐府的歌法形式：“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读长短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但“以乐传辞”显然是会有固定且通用的旋律，并且是应该要有唱谱流传下来的------然则，宋词并没有唱谱流传下来，看起来好像是文献记载与乐谱记录的一大矛盾，在文献中是很明确的记载有“以乐传辞”的创作形式。宋代赵德麒在《候鲭录》中便称：

荆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词而后有声，故曰“歌永言，声依永”。如今先撰腔子而后填曲，却是“永依声”也

又叶梦得《避暑诗话》也记载柳永“以乐传辞”的创作方式：

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

文献多有类似的记载，但为什么唱谱没有流传下来呢？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便是声乐的度量衡并未统一。

古代唱谱虽然今日不能见，但我们并不能说一定不存在。因为唱谱的传序在古代是有一些难以消弭的困难，其中最关键的两点，就是乐器与记谱方式的不统一。早在宋神宗时期，杨杰也因为唱词是以“人声为准”而想“请节烦音”，南宋姜夔《大乐议》也曾有定度量衡一议，其云：

今大乐外有所谓下宫调，下宫调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双韵、十四弦以意裁声，不合正律，繁数悲哀，弃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鹧鸪，曰胡卢琴、渤海琴，沉滞抑郁。腔调含糊，失之太浊。

古代是非常重视雅乐的，因为这关乎到教化礼仪。但宋词中的声乐却并非是雅乐，而是俗乐--------那么，在雅乐都因度量衡而出现问题，俗乐这种只为“遣兴娱宾”的产物又如何会有统一且先进的制谱方式呢？按沈义父《乐府指迷》中所言，

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

前辈不外乎就是文人前辈，这些人作的词是协律腔而不能唱的，而大多数能唱的曲子都是出自“乐工”、“伶人”之手--------这些走江湖讨生活的浪人，自然是方法各异而不能统一的。而在没有度量衡的情况下，即便是有唱谱在当时传过也都是不能唱的-------大家记录的方式不同会导致调音不同（甚至会产生移调的情况），那么对着谱子唱还不如口耳相传来的更准确。

“依字行腔”在宋代的雏形

• “依字行腔”在宋代并未成型
  

宋词的创作除去“以乐传辞”之外，或许还有“依字行腔”一说---------宋代或许没有产生“依字行腔”的创作方式，但应该是出现了雏形。所谓“依字行腔”，便是以“字音”定“腔”，即先有词而再因词的平仄四声、清浊阴阳而制作曲调。洛地在《词乐曲唱》中是认为柳永开了“依字行腔”的转折点：

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音色音域和唱歌才能....依字声化为乐音旋律，咏唱柳词-----每个人唱的都不一样：非但同一词调的每一词作唱起来都不一样；同一词作不同人唱起来都不一样。

洛地的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倘若词无定谱是因为“依字行腔”的关系，那么这与南宋姜夔、张炎对声律的讲究是非常矛盾的。张炎《词源》云：

又作惜花春起早云“锁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改为明字，歌之始协。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

如果是“依字行腔”，那么张炎先人为了谐律，改动的便不应该是字的四声，而应该是曲子的旋律。同时，张炎改《满庭芳》音律时也曾说过：

满江红旧调用仄韵,多不协律。如末句云“无心扑”三字,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

姜夔、张炎作为南宋雅词体系的大名家，他们的创作方式自然是当时的主流----------如果按洛地所称的“依字行腔”是因柳永而大面积取代“以乐传辞”，那么张炎、姜夔的论述则如何处理？

• “依字行腔”与“以乐传辞”的缠播
  

虽然说“依字行腔”并没有在宋代形成定势，但显然是出现了雏形----而这种雏形是与“以乐传辞”互相纠缠的。姜夔《长亭怨慢·序》有记：“余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又张炎《词源》称“古人按律制谱，以词定声，此正声依永律和声之遗意”。当然，虽然张、姜都表示出了“以字行腔”的方式，但我们仍需注意的是，“以字行腔”是以“字音”为主-------但从彼时的审美角度看，显然又是以听“曲调”为主。姜夔《暗香·小序》中云

“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

如此，虽然姜夔自度曲是“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但所欣赏的音乐仍是“音节谐婉”的曲调。同时，我们对照《白石道人歌曲》中的工尺谱，是绝少一字多音的情况（一字多音是“依字行腔”的重点标志）。两相参取，很显然宋代的创作方向是“依字行腔”与“以乐传辞”共同存在的。

此外，这两种创作方式又并非绝对--------我们不可能说谁的所有创作都是“依字行腔”或是“以乐传辞”。秦观、柳永、周邦彦等音律名家都有自度曲的时候，也有按旧谱为词的时候---------因为宋乐是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间，既有前代旧乐，也有新声。彼时为古曲配乐，自然是需要“以乐传辞”；而如果要新作曲子，那么自然也会有“依字行腔”的创作方式。

结言

按南北宋词学的发展状况来看，北宋是处于“众调皆备”的声乐盛世；而南宋经过战乱，则转入了音乐狭且深的发展中去。北宋在改动前乐之前，显然是“以乐传辞”为主；而南宋则因为旧曲的遗失与新曲的出现，则出现了“以字行腔”的苗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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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有这样的老师和学生真是了不起